吳仁寶臨終遺言:叮囑兒子吳協恩繼續走共同富裕道路

現任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和父親吳仁寶(資料圖)
3月18日,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因病逝世。在彌留之際,他執意從上海華東醫院回到華西村。執掌華西村幾十年,吳仁寶給華西村留下什麼遺言?
據現任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透露,父親去世時的確留有遺言,叮囑他繼續帶領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大華西,實現華西百年村的夢想。另外,吳協恩還透露,雖然有家人詢問,但吳仁寶對於家庭卻沒有做一句交代。
作為華西村“靈魂”的吳仁寶離世,也引起了人們的擔憂,華西村是否會受到影響,未來的發展又將如何?
吳協恩告訴早報記者,過去50年華西村已打好了基礎,未來將傳承吳仁寶的精神,堅持華西村的已有模式,“華西百年村的夢想一定能實現”。“無論什麼時候,華西村都將在黨的領導下,走共同富裕之路。華西村走這條路的決心不會動搖。”
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説,中國樹立過很多農村建設的典型,但是像華西村這樣能屹立50多年的,屈指可數。
十年退而不休
2003年,擔任黨委書記逾四十載的吳仁寶宣佈退休,其四子吳協恩經選舉接任了華西村黨委書記一職。
實際上,吳仁寶並沒有全退。在他退休這年,在華西村原有的三套領導班子村黨委、江蘇華西集團公司和村民委員會基礎上,成立了第四套班子——總辦,吳仁寶任總辦主任。
時任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雲豐曾表示:總辦是由黨委任命、委託的,黨委的措施、設想到下面落實的時候,由總辦去監督。落實得好,不干預,落實得不好,總辦就有權去幹預。
對於總辦的功能,孫海燕形容是類似於顧問和總監督,“什麼他都管,他這種個性,沒有總辦也都會管。”
除了實際參與監督及干預工作,吳仁寶之於華西村的最大功能,還是其名片效應和精神支撐。
吳協恩形容吳仁寶是華西村的靈魂,是華西村最大的一筆財富,孫海燕則稱吳仁寶是“華西教父”,意識到這個詞可能有些不妥,她補充道,“這個詞完全可以是中性的嘛”。
“現在是制度管人”
精神支撐吳仁寶走了,華西村未來的發展是否會受到影響?
吳協恩告訴早報記者,老書記是華西村的靈魂,走了肯定會有影響,但這就要靠發揚和傳承老書記的精神來彌補,“把老書記一輩子的優良傳統繼續下去”。吳仁寶走之前提出要把華西建設成百年村,過去50年華西村已經打好了基礎,只要團結華西村的班子成員,調動村民們的積極性,華西百年村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華西村民到吳仁寶家中悼念
孫海燕也表示,老書記走了,“情感依靠方面肯定有影響”,但華西村如今有完善的制度、健全的班子,因此村發展不會因老書記走了而受影響,“現在是制度管人,不是人管制度”。
早報記者詢問多位村民,回答也頗相似,均稱華西村還有接班人,以後跟着新班子走。村民費嘯林就説不擔心,“有新書記,相信他,能力不輸老書記。”
孫海燕又再次提起吳協恩當選的事。他説吳協恩當選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兒子的身份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此前辦企業辦出了效益,“老書記就曾説,吳協恩也是‘買官’,是靠經營企業能夠賺取效益的這份能力來‘買官’。”
如何比較吳仁寶與吳協恩,孫海燕説,有其父必有其子,但兩人有區別,只是現在要評判未到時候。
在被要求自我評價得失時,吳協恩説,在轉型上學習了老書記的一點本事,但他沒正面回答“失”,只説老書記走了,“我也失去了精神支柱,精神依靠。”
有差距才能調動積極性
除了吳仁寶的政治主張之外,華西村高舉的“共同富裕”的旗幟也有一些制度上的保障,那麼,華西村的村民收入大致是如何分配的呢?
華西村迄今已將周邊20個村納入華西共同發展,實行“一分五統”的管理方式,由原來面積僅0.9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華西”擴張到了面積35平方公里、人口3.5萬人的“大華西”。
因為並了不少周圍的村子,華西村的村民待遇各有不同,存在中心村民與其他村民之間的差別。
貢慶豐家的殷實度,在中心村裏也算中上水平。35歲的貢慶豐在華西精毛紡廠任車間管理職務,媳婦趙瑞芳在村供銷公司做會計。母親吳荷英59歲,有腿疾,父親貢詳興則是外村來的“招婿”,現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這個“待遇”,即是指能參與村裏的資本分紅。
貢家的收入,有三個來源,一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工資獎金多勞多得”,車間管理員貢慶豐的月工資是1500元,會計趙瑞芳每月所獲1600元,62歲的貢詳興退休後去液化氣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獎金部分,則遵循村裏“二八開”與“一三三三”的分配機制。華西的每個村營企業都設盈利指標,超指標部分實行“二八開”,即20%留在企業投入再生產,80%用作獎金分配。獎金分配的原則是:10%獎給廠長,30%獎給廠經營班子,30%獎給職工,結餘的30%留在企業作為公共積累。
2010年,貢慶豐全年的獎金收益是24.5萬元,趙瑞芳則有24萬元。但村裏有一條,叫“多提積累,少分配;少分現金,多參股”,也即獎金收入只兑現20%。
貢慶豐一家能實收9.7萬元現金,其餘八成須參股。根據這樣一個原則,華西村的現金是控制的。但儘管如此,村民拿的現金,一般不會低於外來務工人員。
第二類收入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各項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優惠價,向村裏認購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價是兩元一斤,就等於村裏給出了三百元的口糧款。”
第三類收入被稱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本分紅”。累計至今,貢家擁有200餘萬元華西村股份。這部分股份,能參與分紅,但貢家的分紅,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貢家搬入三層高的歐式別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價135萬,村建築公司還做了73萬元的裝潢,總額208萬元。入住的代價是,貢家須分10年,以每年20.8萬元向村裏支付宅子的“租賃費”。並且貢家對房子只有使用權,而無產權。
貢家200餘萬元的華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紅差不多正好20萬,但是錢是看不到的,一分紅,就直接繳納別墅“租賃費”了。
此外,股份還在每年累積,“新股金的利率回報又要扣除房款來計……”説了半天,貢慶豐也表達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還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沒搞懂。”貢慶豐説。
為了享受華西村的別墅使用等權益,貢家付出的,是三個勞動力,幾乎全年無休地為村辦企業每天工作八小時,只有春節兩天假期。
華西中心村有一個天才般的資金管理鏈,讓每個人都成為集體系統的齒輪。在享受一定層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個人的股金。根據《村規民約》,一旦村民離開華西,或者不在村辦企業工作,包括房子、獎金與分紅之類福利都將收回。
村黨委書記吳協恩:不會動搖共同富裕的道路
即便有一套制度化的分配方式,還是有不少村民,尤其是新並進來的村民表示不滿。因為不少周邊村村民發現,自己並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華西村的發展成果。華西村用股份分紅的方式,將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輸地輸送給了中心村擁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邊村用土地支撐起的華西村的未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周邊村説“平等”,中心村的人卻要説“公平”。“我們的發展也是當初苦幹得來的,剛剛並進來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樣的待遇,否則太不公平了。”八十多歲的華西村老村民吳仁彪説。
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當:“你中國人到美國去,你能享受跟美國人一樣的福利嗎?”
吳協恩則表示,父親去世時留下遺言,叮囑他繼續帶領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大華西,實現華西百年村的夢想。“無論什麼時候,華西村都將在黨的領導下,走共同富裕之路。華西村走這條路的決心不會動搖。”
對於華西村的模式問題,吳協恩則表示華西村過去的機制是成功的,因此肯定要繼續。但他也強調華西村堅持的共同富裕不等於平均主義,不是一樣富裕,因此未來肯定會有差別,“有差距,才能調動積極性,只是不會拉得太大,拉開檔不脱開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