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印象之一：民主化與民粹化的雙重進程-寒竹

2013年3月10日到15日，筆者以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員的身份，到台灣的台大政治系和台灣“中央研究院”參加學術交流，在台灣一共停留了5天。筆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對台灣社會，尤其是統獨問題花過一些精力進行研究，跟台灣社會的不同羣體也有比較深的接觸。但這次實地到台灣訪問，還是獲益匪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其經濟起飛和社會轉型進程早於大陸地區，台灣遭遇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應對之道，有很多經驗和教訓值得大陸地區借鑑。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年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華民族的復興已經不僅僅是夢想。但是，民族復興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成長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是涵蓋兩岸三地的整體，中華民族的復興如果不包含台灣經驗是不完整的。筆者這幾天管中窺豹，就此談談個人對台灣社會的看法。

台灣印象之一：民主化與民粹化的雙重進程

春秋研究院一行於3月10日抵達台北，當日正值台灣島內反核大遊行。據當地媒體報道，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反核遊行，從北到南一共有20萬人參加。對於只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來説，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根據今年1月初台灣智庫的民調統計，反對續建核四的民眾有59.9%，贊成者只有27.3%；而支持台灣走向非核家園的民眾則高達72.1%。

台灣的核四計劃早在1980年就已經提出，1983年正式動工，但由於島內的政治博弈，核四建設遭遇反覆停工和復工的折騰。到目前為止，核四項目已經投入2000多億元新台幣，成為全球造價最貴的核電廠，如果續建，還需繼續投入資金。如果核四一旦停建，不僅所投入的全部資金化為烏有，還要面臨海內外承包商上百億的鉅額索賠。

3月3日，台灣非核家園大聯盟在台北舉行“搶救核輻島”快閃行動劇，反對核電建設。

面臨社會民意和現實利益的衝突，執政的國民黨不願意獨自承擔決定責任，轉而把這個責任拋給社會。今年2月25日，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公開表態將啓動“停建核四公投”，而國民黨高層也決定由黨籍立委在立法院具體提出這個公投議案。由於反核和公投一直是民進黨的“神主牌”。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早在1994年就創立“核四公投促進會”，而在2008年民進黨就已經搞過一次“入聯公投”。現在國民黨爭鋒相對地提出“反核公投”，以民進黨之道還治民進黨之身，不能不説是一個算計頗深的謀略。到目前為止，民進黨的回應顯得舉措失當。3月12日筆者到立法院旁聽立法委員對行政院長的質詢，江宜樺院長為“停建反核公投”的辯護顯得頗有底氣。

但是，核四是否應該續建只是一個表面議題，在這個議題背後是台灣朝野兩黨為了獲取以後的選票而不惜一切地鼓動民眾。對於民進黨來説，2014年的“七合一”選舉是關鍵之年，如果民進黨在選舉年提出核四公投，無論民進黨怎樣聲明核四問題與選舉無關，核四公投綁架選舉都不可避免。國民黨現在主動提出儘快舉行“停建核四公投”，不僅掌握了有關核四公投的議題設定，而且阻止了2014年民進黨借核四問題綁架“七合一”選舉，這對掌握行政權並在立法院擁有多數席位的國民黨極為有利。目前台灣朝野兩黨都已經在組織強大的“名嘴團”深入基層宣傳。至此，是否續建核四實際上已經退為次要，朝野雙方如何利用核四問題鼓動民眾為己所用成了問題的根本。核四問題事實上已經演變為朝野雙方玩弄民粹主義的一張牌。

儘管國民黨在核四公投問題上主動出擊算是一個不錯的謀略，但玩弄民粹如同玩火，這把火恐怕最終將燒到國民黨自身。從全島的長遠利益看核四公投，台灣的政治生態確實令人擔憂。從2008年台灣的“入聯公投”到現在不過5年，台灣就試圖舉行第二次公投，這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很少見的。如果島內的社會問題動輒訴諸公投，將會大大激發台灣的民粹主義。代表制度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種基本形式，如果重大社會問題都越過代表制度而直接訴諸全民決議，政府的權威將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社會將會因為民眾在公投中直接對決而處於撕裂狀態。

時間非常碰巧，我們到達台灣的時間也正好是台灣棒球球隊結束賽事返台之時。這次台灣棒球隊首次打入WBC八強賽，島內民心大振。由於這支被稱為“史上最強台灣隊”分若干批乘坐經濟艙返回台灣，部分台灣媒體發出強烈反彈，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儘管後來棒協出面解釋球隊機票的安排是由美國職棒大聯盟（MLB）負責。部分台灣球員是因為攜帶家屬而主動要求MLB把一張公務艙票降為兩張經濟艙票，而這種要求又導致人數超過三十多人而無法安排同一架飛機。但許多民眾的激憤之情仍然未消，一些人直指台灣棒協之罪“罄竹難書”。由於台灣社會對這次棒球隊返台的高度關注，筆者也就順便瀏覽了一下當地媒體關於賽事的消息。令筆者驚訝的是，台灣球迷的非理性狂熱情緒很普遍。在台灣隊與韓國隊對壘的賽場中，侮辱韓國國旗的“太極掰”、“韓狗”、“國仇家恨”和“殺韓狗”的標語令人震驚。更有甚者，有的台灣球迷還舉着北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的畫像向韓國隊示威。一場單純的體育比賽，也被島內的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所裹挾。

跟台灣政學兩界人士的會談中，民主化是台灣方面談得最多的概念。必須承認，在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中，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在很多方面是值得讚許的。儘管台灣經歷過2•28事件和長時期的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在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中總的説來沒有出現“翻燒餅”式的政治清算。立法院儘管常常打打鬧鬧，但這在其他國家，包括早期的歐美國家也並不鮮見。如果僅僅以島內的各種亂象來完全否定台灣民主化進程，未免有失偏頗。

但是，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還是有重大缺陷的，這就是在國家認同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解決之前就形成了政黨政治，朝野雙方的政治衝突常常在對國家的認同上發生根本分歧，嚴格説來，這種對國家認同的衝突並不屬於民主政治。正是由於國家認同的問題沒有解決，這才導致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從一開始就跟民粹主義交織在一起。民主政治與民粹主義有許多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二者都主張主權在民，以至於人們常常把二者混為一談。但是，民主政治強調民意必須通過政治代表來體現，強調法律的統治；而民粹主義則主張把社會問題的解決直接訴諸於民眾，訴諸於街頭運動。民粹主義陷阱是非西方國家社會轉型中出現的一個普遍現象。台灣也未能超脱。究竟是台灣的民主運動需要民粹主義的力量來開拓道路，還是民粹主義需要用民主運動來包裝自己？這是一個三言兩語難以説清的問題，但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給台灣民眾帶來的尷尬卻是實實在在的。

3月13日春秋綜合研究院一行到台中市的台灣省諮議會參觀。省諮議會的一位中層負責人從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角度把台灣省議會到省諮議會的演變過程做了詳盡的介紹。可以感受得到，講解人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自豪之感溢於言表，這跟筆者這次接觸到的政學界人物的感覺基本一致。但是，講解人在送我們離開台灣省諮議會參觀時對我講，他到過大陸許多地方，感覺大陸的發展變化令人驚訝，相比之下，台灣近年來發展受到的牽制越來越多。最後他説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大陸應該在民主化進程開始之前儘可能加大公共建設的力度和速度，因為一旦社會民主化，社會的公共建設將會非常困難，台灣在這方面有着慘痛的教訓，希望大陸能夠吸取台灣的前車之鑑。這段話讓我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台灣的民主化最終導致了社會陷入發展困境，那麼這個進程究竟是真的民主化還是民粹化？抑或是二者的混合？看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遭遇民粹主義的陷阱，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確實，民粹主義的困境並非台灣所獨有，正處在劇烈轉型中的大陸和1997年迴歸後的香港，其實都面臨着民粹主義的挑戰。幾乎兩岸三地所有對政府的批判都冠之以民主的名義。但何為民主？民主與民粹的區別究竟何在？離開了法律的治理，離開了對國家和憲政體制的基本認同，是否還能形成民主政治？用程序正義或街頭運動來癱瘓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否就是民主？兩岸三地的學界有責任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