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想躲開媒體圍毆？徒勞！-郭松民

國企成了“鄰之子”

先講一個成語故事：鄰人疑斧。這個成語出自《列子•説符》。原文是“人有忘斧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顏色，竊斧也；言語，竊斧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斧者。”

把這個故事翻譯成現代文，大意就是“從前有一個人，丟了一把斧子，他以為是鄰居家人的兒子偷走了。於是，他處處注意那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覺得那人無論是走路的樣子，還是臉色，抑或是説話的樣子，都像是偷斧的人。後來，他找到了斧子，又遇到鄰居的兒子，再留心看，覺得他走路的樣子、臉色、説話都不像是偷斧的人了。

在今天中國媒體的語境中，國企/央企作為“共和國長子”，其處境很像鄰人疑斧中的“鄰之子”，由於其存在本身就被主流經濟學界認為是不合理的，是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是改革不徹底的殘留物，所以國企/央企無論怎麼做都會被指責，做錯了當然是錯，做對了還是錯。

3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兩桶油”不會只賺錢不講政治》，稱輿論對“兩桶油”為代表的央企的監督批評是必要的。只有監督到位，才不會把長子嬌慣成“壞孩子”。但同時，我們也應該多一點理性，少一點情緒化，更不要妖魔化和肆意謾罵，那樣做只能挑起對立情緒，增加社會的負能量。

這篇文章可謂苦口婆心，其情殷殷，但最後的效果，我看無非對牛彈琴而已。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作者立論的基本判斷，是認為那些“輿論”是善意的，充其量有點“情緒”而已，批評的目的是為了讓國企/央企辦的更好。但在我看來，這個基本判斷恰恰是有問題的。俗話説，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同樣，你苦口婆心也好，其情殷殷也罷，也永遠感動不了一個心懷惡意，揣着明白裝糊塗的人。

媒體為什麼要無視事實？

比如説，現在媒體一談起“兩桶油”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將其壟斷聯繫在一起，或明或暗地指責它們憑藉壟斷地位獲利。但儘管“兩桶油”在業內確實具有較強的壟斷地位，卻並不等於沒有市場競爭。根據相關國際市場研究機構的測算，中國成品油生產和銷售行業的HHI指數為0.41（HHI指數是由經濟學家赫希曼和赫芬達爾先後提出的，主要反映市場的競爭程度，1為完全壟斷，0則是指市場上有許多規模相等的企業），這意味着中國的成品油市場存在着相當激烈的競爭。

為什麼會有激烈競爭呢？一是由於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公司實力相當，相互之間競爭激烈；二是因為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兩桶油”還必須面對全球國際競爭。據統計，到2008 年，中國石油國內產原油10825 萬噸，而國外產原油9270 萬噸。也就是説，從這一年開始，“兩桶油”近一半的利潤來源於國外市場，那裏只有美國的操控而沒有中國公司的壟斷。而在國內市場上，為了兑現進入WTO 的承諾，自2004 年12 月開始，我國就正式開放中國石油零售市場，BP、殼牌、埃克森—美孚等國際大型石油公司開始進入成品油零售市場，雖然它們佔有加油站份額還比較小，但進入的卻是中國經濟最發達、中國成品油需求量最大、利潤最高的廣東、浙江、江蘇、福建等省。“兩桶油”必須要在和這些國際大石油公司的競爭中勝出才能賺取利潤。

再比如，媒體一直指責國內油價比國際油價高，但各種計算結果都顯示，自國內油價和國際油價接軌以來，國內油價平均一直比國際基準油價低約10%左右。2009年，媒體異口同聲地激烈指責國內油價在國際油價下降時繼續從每桶50美元上調至60美元，然而卻絕口不提國際油價是從70美元下調至65美元，仍然高於國內油價。

上面説的這些，本來都是一些簡單的事實，獲得這些信息，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只要有一個客觀的立場就可以了。但這些事實都奇怪地被中國的主流媒體所共同忽略了，這難道真的是偶然的嗎？

以“兩桶油”為代表的國企一直承擔着經濟上和輿論上的壓力

再舉一個例子。2011年11月8日，中國社科院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指出在2011年，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仍領先於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央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年度增幅最大，外資企業其次，民營企業略有退步。具體為與2010年相比，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從28.9分上升為31.7分，增長了2.8分，其中，中央企業的發展指數增幅明顯，從37.3分上升為44.3分，增長了7分。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從13.9分下降為13.3分，後退了0.6分。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從8.1分上升為12.6分，增長了4.5分。

本來，這樣一份報告的公佈，對任何一家不帶偏見的媒體來説，很容易得出有利於國企的結論，但讓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媒體在報道和評論這份報告時，卻紛紛把矛頭指向了國企——什麼《缺乏社會責任的國企》啦，什麼《社科院藍皮書稱近半國企缺乏社會責任》啦（但對近八成的外企和民企不履行社會責任卻隻字不提），什麼《誰在縱容國企做社會責任的旁觀者》啦……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有的評論貌似中立，但其實卻暗藏玄機，比如一家頗有影響的大報發表評論《國企理應成為社會責任的領先者》，乍一看絕對正確，但其實卻是把“國企社會責任不如民企、外企”這樣一個“並非事實的事實”當成事實，作為評論的前提和出發點。在這樣萬炮齊轟、亂棍交加的局面下，國企真的是比竇娥還冤，完全陷入百喙莫辯的尷尬境地。

媒體為何要對國企做有罪推定？

顯然，主流媒體對國企是非常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説是對國企做有罪推定。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報道和評論，你就不難發現這些媒體其實並不關心什麼勞什子“企業社會責任”——如果他們真的關心這個，他們會把矛頭指向外企和私企，呼籲他們向國企學習——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妖魔化國企的形象，如何置國企於死地。

媒體為什麼對國企不友好？簡單概括一下，應該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國的主流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早已經高度“政治化”了，當然，這種政治是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自上個世紀80年代，西方出現所謂“里根、撒切爾夫人革命”以來，以私有化、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而恰逢其時，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大量吸收國外的學術思想，同時很多青年也開始出國留學。90年代之後，伴隨着中國展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這些人逐漸開始成為中國經濟學術界、輿論界的主流，掌握了編輯、評論的主導權。

由於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化、市場化是唯一正確的方向，甚至認為歷史將就此“終結”，所以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遺產的國有企業，在他們眼裏就是帶有原罪的，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所以無論國企做的如何，都難逃被媒體圍毆的命運。曾經有國資委領導人訝異於“國企不盈利被批評，盈利還是被批評”，原因正在於此。

其次，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體系，有大量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而國有企業成了這些跨國公司完全佔領中國市場的最後障礙，國企也因此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跨國公司多半是在世界範圍內呼風喚雨的巨無霸，操縱輿論的能力極其強大，而且他們往往會得到宗主國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比如，他們往往會通過邀請做訪問學者、提供獎學金、頒發各種名目的獎金，扶持那些持私有化理念的學者和媒體人，並把他們包裝成學術明星、公共知識分子等。這些手段並不複雜，但卻有效地影響、操縱了中國輿論。

除了間接控制，國際資本還通過“上市”的方式直接控制輿論，比如中國的幾大門户網站，由於競相在美國上市，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中國的”門户網站，指望被國際資本控制的輿論陣地發出對國企友好的報道及評論，那當然等同於與虎謀皮。

第三個原因來源於國企自身。有為數眾多的國企領導人和經濟部門的管理者，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變得“不時髦”之後，自己也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關於私有化、市場化那一套説教，因此在輿論面前往往自慚形穢，不敢理直氣壯地為國企辯護，甚至主動去討好那些妖魔化國企最力的經濟學家。比如一貫敵視國企，甚至公然用編造的數據來論證取消國企必要性的陳志武教授，居然被中石油高薪聘為獨立董事，這就不難理解妖魔化國企的聲音為何如此甚囂塵上了。

理論供給的缺位，使得那些試圖維護國企的人，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最多隻能從經驗的角度來論證國企的存在是有益的，但由於這種經驗違背“私有化、市場化才是最優”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因此往往被嘲笑、否定。那些頑固堅持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媒體，甚至連最基本的事實都可以無視。

沒有好的輿論環境，就沒有國企的健康發展

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需要一個友好的輿論環境。如何才能為國企的健康發展創造出一個友好的輿論環境？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界的主導地位，包括根據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創建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也包括國有企業要致力於恢復自己的人民性，以實際行動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等等。這將是一個複雜的博弈過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沒有一個好的輿論環境，國有企業很難健康發展，國有經濟部門的領導者以及所有真心希望中國崛起的人們，都應該認識到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