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盛與衰落的原因-吉迪恩·拉赫曼
3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主筆吉迪恩·拉赫曼做客春秋研究院暨觀察者網，以“有些國家為何會衰落”為主題與觀察者網的專欄作家及編輯們進行交流。此前吉迪恩·拉赫曼先生曾撰文《為什麼有的國家會衰落？》討論這一話題，此次講座中他對文中的一些觀點做了深入的解釋。
吉迪恩•拉赫曼：
謝謝大家！很榮幸能來到春秋研究院，非常感謝！我今天來到這裏，主要是因為之前我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討論為什麼有些國家會失敗。這是一個很大的哲學問題，很多人討論不休。今天下午我們肯定也不能達成最終的共識。
前幾年，中國拍過一部很有趣的紀錄片，叫《大國崛起》。可見中國和西方都在審視和研究國家崛起的道路。在現在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在崛起的同時，美國依然保持着它世界級的大國的地位。這引起了雙方更多的思考。
《國家衰落之謎》(Why Nations Fail)這本書是由兩位美國的經濟學家寫的。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是政治自由。
這是西方的傳統觀念。這個傳統觀點是冷戰結束、蘇東解體之後形成的。要想解讀這個觀點，則要回顧美國和西方在冷戰中取得的勝利，也就是所謂的戰勝了蘇聯。
美國前總統里根，在柏林牆倒塌的前幾年曾經説過“自由是管用的”（freedom works），這不僅是指社會方面，對經濟政治方面同樣適用。在後來美國政客的競選角逐中，這句話一直被引用，並把這句話作為一個標準。“自由是管用的”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共識。
但是今天，當美國學界以及百姓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對世界格局帶來的影響後，他們紛紛開始懷疑“自由是管用的”究竟是不是一條真理。
在20年前，當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的時候，當時也正是中國社會動盪的時代。在當時的美國看來，他們是不會料想到今天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乃至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更不會去設想，若干年後，中國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可以説，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意識形態的一種挑戰。在《國家衰落之謎》中，兩位作者秉承美國一貫的傳統，回顧了歷史後得出結論，認為政治自由對一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
在書中，作者寫道“英美等國之所以變得富有，是因為它們的公民推翻了掌權的精英，創建了一個政治權利得到廣泛分配的社會。”他們據此對中國的未來做出了自己的預測，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書中是這樣説的：中國的制度是崛起式的制度，而這種制度不能轉化為一種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在我看來，他們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從1978到現在的35個年頭裏，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這就證明這樣的經濟增長是可以持續的。不論是在消除貧困和經濟增長方面，中國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假設書中作者的觀點是對的，那麼按照他們的理論，中國的經濟必然會走下坡路。GDP增長速度會從現在的9%、10%下降到7%、8%，甚至5%、6%。但從全球來看，5%或6%的增長率仍然是很高的，仍然會對經濟起到一個很大的帶動作用。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認為中國仍然有非常巨大的、潛在的增長空間。從亞洲國家，比如日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過去的發展歷史來看，他們都有過一段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並且他們現在的人均收入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中國未來也有達到同樣水平的潛力。
《國家衰落之謎》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太有説服力。我很高興比爾•蓋茨的觀點與我不謀而合。
蓋茨説：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代領導人在權力交接時，並沒有把中國的體制改革為更具包容性的體制。以很多標準來看，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創造了奇蹟。問題在於，如果這一奇蹟不是源自政治自由，那麼會是什麼呢？關於這一問題，蓋茨的回答是，中國經濟轉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領導人採取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包括財產私有化、自由市場、對於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及教育。
事實上，當韓國和台灣濟騰飛之時，他們也並沒有實行民主政治。那些東亞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崛起，也證明了此書的作者把政治自由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顛倒了。假設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確密切相關，那麼兩者的關係也應當是，經濟自由為先導，政治自由為結果。
中國需要思考的是：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成功對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參考價值？因為與中國相比，這些國家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上都和中國都很大差距。儘管兩者在經濟上有相似之處，但是政治上是否值得中國借鑑呢？
在我與李世默先生的對話中，我提出，未來中國的政治會走向與韓國和台灣類似的形態。對此，李世默先生不同意。他認為，中國與韓國、台灣在人口和國土面積上都有着天壤之別；另一方面韓國、台灣、菲律賓這樣的國家，在轉型時受到很大的來自美國的壓力，很多決定是美國替他們做出的。
到目前為止，缺少西方式的政治自由沒有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那麼未來是否會對中國的發展造成影響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對此，我認為這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比較特殊，俄國的財富大多源自石油和天然氣這樣的能源產業。俄羅斯也很希望其經濟能走向多元化、多樣化，不僅依靠傳統的能源產業，而是向中國一樣發展製造業。以使其經濟走向一條更為平衡的道路，向中國一樣對外擴大、吸引外來投資者。我曾對許多外國投資者交談。從他們口中，可以看出他們不信任俄國法律系統，從而也不敢在俄國投資。因為他們擔心俄羅斯投資夥伴會通過賄賂法官，達到特定的目的。
如果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法律制度缺乏信任的話，那麼未來，同樣的現象也可能在中國發生。在缺乏多黨化的執政制度的中國，能不能建立起一個法治社會、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呢？我認為是可能的。以新加坡為例，作為一個一黨獨大的國家。新加坡的媒體自由同樣受到限制，在審理與政客有關案件時，他們的司法系統並不獨立。但是商業案件中，外國投資者對新加坡抱着信任的態度。另一個例子是香港，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中國治下，儘管香港並非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是外界對其法制的信任度還是很高的。因此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法制建設十分重要，因為隨着經濟的發展，需要更詳盡的法律解釋，例如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需要更為高級解釋。
現在的問題變為：中國能不能在不改變政治結構的情況下，更好發展自身的司法制度。這是一個開放性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回答。
在剛才的講話裏，我談到了一個國家成功的兩套解釋：一是《國家衰落之謎》的作者認為的，政治自由推動國家興盛。另一個觀點是比爾蓋茨和我所認同的：資本主義利益和市場機制的建設是國家崛起的原因。
關於國家成功和失敗還有許多其他理論，接下來，我簡單地羅列幾個供大家討論。
第三種理論認為，文化是國家崛起的關鍵。早在在百多年前，馬克思•韋伯就已經闡述過文化對國家崛起的重要性。現在的西方人並不傾向於這種解釋，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在當今這個文化多元的社會中，個別文化會更有利於經濟的成功。儘管如此，對於這個理論。現在的西方人在潛意識裏已經開始懷疑：中國的成功與中國的文化是否有關？
也許你們知道《虎媽戰歌》這本書，從中就可以讀出一些中國文化的痕跡。這本書中的虎媽完全摒棄了美國自由發展的育兒觀念。以傳統的中國式教育對待自己的兩個女兒，對孩子十分嚴苛，要求孩子全面發展。許多美國人看了這本書後想，虎媽所做的也許是對的，這些中國的孩子可能的確比美國的孩子更有競爭力。看看大學的入學率，很多理科課程錄取的學生中，確實有很多中國人。
我認為，在某些意義上來説，即使有些文化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但她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甚微。例如在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制度下，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如小工商農業傳統、尊師重教的傳統，並沒有很好地發揮推動作用。另一個例子是以色列，在以色列建國以前，猶太人已經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很大的商業成功。當時有人認為，鑑於以色列悠久的商業歷史，以色列一建國，就會成為經濟上相當發達的國家。事實上，在以色列建國後的40年間，它並沒有迅速成為一個經濟上很發達的國家，這個時期的以色列是比較社會主義的制度。直到以色列逐漸轉向資本主義道路，它才逐漸發展為高科技中心，乃至現在成為科技領域的領先國家。
在我之前提到了三個引領國家走向興盛的理論，一是政治自由、二是市場制度、三是文化。就我個人觀點，我認為市場制度是最為關鍵的，尤其是在一個國家發展的前期。
之前我講了一些關於國家成功原因。下面我想談談國家衰落的原因，我認為原因有四：一是，不能改變以適應世界的變化；二是，帝國式的擴張；三是，穩定和不穩定無法平衡；四是：經濟的轉型。曾經成功的產業，在未來卻不再有價值。
我最擔心的是第一個因素，也就是不能改變以適應現實的變化。在西方我們引以為傲的是，“改變”已經是西方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西方的選舉制度，因為選舉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政府。我們相信在“改變”這一點上我們做得很好。
可以説，美國在經濟上做出的“改變”很有效，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產業，硅谷就是一個例子。但美國對政治、政策上所採取的“改變”就很有問題。
在政治上，有兩個因素很難做出改變，分別是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從意識形態上講，當年美國在冷戰中取得的勝利，現在卻成為一種“危險”。之所説這是“危險”是因為，冷戰的勝利使美國對自身體制過於自信，甚至到了自負的地步。
將中美進行對比，當鄧小平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並開始改革開發時，所做出的改變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當年的社會格局之下，這樣的改變可謂翻天覆地。中國有鄧小平在30年前做出改變為先例，所以當個人遭遇困境是，也會激發“改變”的意識，並切實做出一些改變。
相反，冷戰勝利後的美國，自認為自己的制度是完美的，便不再考慮改變。你可以從美國人對憲法的言論看出，他們對本國制度的高度自信，這種自信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今天的美國憲法倒更像是聖經一般的宗教典籍，而非政治文獻了。
在經濟上，也可以看見美國保守的態度。例如對於禁槍，儘管有許多遊説組織支持禁止槍械。並且，槍支的確對美國社會構成了安全上的威脅，但美國依舊不願意做出任何的改變。許多禁槍人士，雖然承認自由持有槍支對社會構成威脅，但他們依舊不願意修改18世紀制定的憲法。關於是否禁槍的討論，幾乎已經成為宗教學問題，而不再是基於槍支造成的社會問題的客觀需要。
另外一個難以改變的因素是“利益集團”。這樣的現象在歐洲十分突出。從前，我們出於良好的意願建立了一個完善的社會福利網，為失去社會工作的人提供社會保障。隨着人口的逐漸老齡化，歐洲經濟逐漸減速，對於國家而言，這樣龐大的社會福利體系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這就是歐債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導致了只有經歷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政治家們才能使國家的體系重新回到平衡的層面上。
隨着國家福利越來越好，許多人不能忍受福利受到任何的削減，一旦有人試圖削減福利，這些人就會在選舉中投反對票、羣起而攻之。不僅是歐洲，美國也有類似問題美國的社會安保、養老金體系一旦改革，將會影響到老年人的利益。而老年人在選票上佔有很大的比重。
接下來我想談談，國家衰落的第二和第三個原因，也就是帝國式的擴張，和不穩定因素。
在一戰二戰之後，英帝國難以支撐龐大的帝國體系。那麼當今的美國能否維持它在世界上霸權地位？在許多美國人看來，美國一定能維持它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目前美國的軍費開支只佔其GDP的4%。這樣一筆軍費開支與社會保障、養老金相比，不能算是一筆很大的開支。隨着美國逐步削減政府財政赤字，軍費開支將會面臨極大的削減壓力。現在，美國已經開始削減軍費，據稱在未來的10年中將會削減近1000億美元。
最後我們來討論，“穩定”對於國家崛起的影響。
我知道在中國“穩定”有着很高的地位。當然穩定是好的。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不穩定也不一定會引發經濟上的災難。
以美國為例，1861年，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國內局勢可謂極其不穩。但這場戰爭並沒有阻礙美國在經濟道路上的前行。這場內戰只是美國工業上的一個小插曲。我倒不是説中國應該打內戰。但從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看來，不穩定時期並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中國也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啓示。
我認為，當一個國家踏上工業化、現代化的正軌後，這樣的歷史進程是非常強有力的。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必然會面臨很多不穩定的因素。但在如此強大的歷史進程面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我也不認為未來的中國會完全廢止市場經濟而轉向共產主義的那種計劃經濟。
我的講座到此為止，感謝大家！
吉迪恩·拉赫曼在觀察者網談《有些國家為何會衰落？》
下面是提問環節：
主持人：楊晗軼（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助理）
與會人員：
**觀眾提問：**你剛才提到司法獨立是國家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也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一黨制國家裏，獨立的司法系統很重要。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當中，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動力來自哪裏？
**答：**我認為這樣的動力一開始會來自於商業領域，因為投資者需要可以信賴的司法制度。其次是來自於個人，對個人產權的保護也是動力之一。但歸根到底需要政治上的改變，政客們是否願意做出這樣的改變，還是也未知數。俄羅斯在政治上就沒有做出這樣的改變，不知道中國會否改變。英國在司法獨立這樣面做的比較好，因此許多人願意在英國打官司。包括希臘債券的一些官司，他們也願意在英國審理。
**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我對司法獨立的價值持懷疑態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司法確實獨立於政府之外，但許多案件依然懸而未決，沒有快速地解決。同樣的，美國在18、19世紀快速工業化的進程中，對司法官員進行賄賂非常猖獗。但這也並沒有影響美國的工業化進程。
**答：**對此我保留意見。我想，也許司法獨立和司法效率是不同的。印度可能做到了司法獨立，但是沒有實現司法效率。有句英國諺語説“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觀眾提問：**剛才您提到了，一個國家在發展的起步階段市場的重要性。但是，就我看來，一些後發國家需要的是快速地“趕超”，而非像當年的英國那樣逐步崛起。我想問，“市場”在當代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是不是被高估了？
從歷史上看，蘇聯只用了20年就成為了歐洲第一，中國用了60年成為了規模上的世界第一。蘇聯的發展過程中，全程採用計劃經濟。中國在1992年以前，也是計劃經濟國家。再看日本，它被視作市場經濟。但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戰後的日本其實是“非主流計劃經濟”。您提到市場的發展在一個國家工業化起步中的作用巨大，是不是高估了市場的作用？
**答：**我曾經從書中讀到，中國的造紙術花了7個世紀才傳到了歐洲。在現代的條件下，這樣的技術，可能在一天就能做。日本和韓國這樣的經濟崛起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有一定計劃成分在內。如韓國的一些大財團背後有許多政府的成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的參與不一定是壞事，前提是政府必須做出英明的決策，不把資源用於錯誤的地方。
市場機制的優勢在於，市場是辨明真理的試金石，通過市場就能看到產品是否暢銷。在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中，市場幫助他們瞭解產品是否能遠銷他國。
我也不確定他們當年得到的政府財政補貼，在今天是否還合法。
我認為所謂市場機制最重要的是“競爭”。這裏所説的競爭到底是來自是國內還是國外，則值得再討論。
**觀眾提問：**您剛才提到一個國家經濟上崛起的要素當中包含了文化要素。一開始您對西方文化帶有一定的偏愛，直到您讀到虎媽的故事之後，才開始認為中國文化的一些因素，例如競爭意識和處事的嚴格，也許在經濟發展中會起到推動作用。對於今天的西方國家來説，在經濟制度下，他的文化可能會先行於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中國，大多數人會認為西方的文化優先發展於中國文化。您是否認為，例如説英國的文化，是不是還在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還是説，在某些方面，文化已經成為了阻礙。在後現代化當中的一些文化反思是否對經濟產生了阻礙的作用？
**答：**我不太確定，其實我不太能定義在經濟上英國文化究竟是什麼。英國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碎片化”的國家。也許曾經的企業家精神和70年代的勞動會可以算作英國文化在經濟領域的代表。在今天來看，在英國社會的多元文化中，有些文化會比較有進取精神、企業家意識，有些則可能沒有這樣的意識。
例如，有些亞文化的人羣比較重視教育，而另外一些則在教育上做得並不成功。我們並不能用簡單的一句“英國文化”來概括他們。
**春秋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提問：**意大利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曾經説，每一個政治制度都是有生命週期的。歷史上出現過三種政治體制：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在他的觀點看，每種政治制度都是有生命的，因此最後都會退化。君主會變為暴君、貴族會成為寡頭、民主則轉變為暴民，你是否認同這樣的説法？
**答：**我認為這個觀點可能有它自己的價值，但是對於美國這樣一個沒有經歷漫長的興衰史的年輕國家，可能沒有辦法領會馬基雅維利所説的“政治制度的生命週期”。這個觀點可能中國和歐洲會更加感同身受。
我作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我比較反對這個問題背後的含義，我認為民主制度不會墮落，民主制度是能夠自我更新的。
回應剛才關於文化的提問，我還想説一點，在當今的倫敦，1/3倫敦人出生在英國之外，今天英國文化的“開放性”可能是當代英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也對英國社會的穩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本次講座主題：有些國家為何會衰落？本文為講座內容的中文翻譯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