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聯合聲明戳中了日本什麼？-劉元海
習近平訪俄 日媒關注點在領土爭端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的國事訪問，不僅成為了國內媒體近些天關注的焦點，也受到了歐美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英國《每日電訊報》將習主席與普京總統的首腦會談定義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談”。BBC和紐約時報等媒體均對中俄首腦會談以及此次簽署的兩國間能源合作備忘錄進行了連續和深入的報導與評論。其關注的焦點大多集中在中俄互利合作關係的發展方向，以及對國際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上。
反觀日本媒體，卻一反它們平時與歐美傳媒同調的作風，對於俄中的此次首腦會談僅給予了簡單的、流水賬式的報導。連頗受國際媒體重視的中俄能源合作備忘錄的簽署，也未見日本媒體有所報道。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日本媒體對此次的中俄首腦會談是漠不關心的，只不過它們注目的焦點別有所在而已。
《朝日新聞》在3月24日發表題為《中俄首腦會談——期望太平洋的同牀異夢》的社論，可以説代表了日本媒體對中俄峯會的普遍態度。這篇社論關切的焦點，即是習近平主席在與普京總統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在涉及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的表述。對此，該社論的論調是，這句話表明了中方尋求俄方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給予支持，但過度涉足中國的外交糾紛並不符合俄國的國際利益。
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
但是，為了避免俄國被中國爭取過去，該社論在最後主張，在領土糾紛中，日本應當首先取得俄國的合作。《讀賣新聞》駐莫斯科記者牧野田亨則直截了當地指出，“核心利益”的提法目的在於牽制日本。正如BBC駐日本特約記者在3月24日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日本主流傳媒連日十分警惕習近平訪俄強調“主權核心利益”，可能是聯合俄羅斯針對與日本有主權糾紛的釣魚島和北方四島問題。
眾所周知，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問題是日本與周邊鄰國矛盾最為集中的三大領土爭議。但在近年來，中日、中韓圍繞釣魚島和獨島的爭端比較引人注目，而北方四島問題則鮮有提及，那麼北方四島問題在今天究竟處於何種狀態呢？日本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與釣魚島和獨島又有什麼區別呢？
日俄領土爭端第一輪交涉
日本所謂的“北方四島”，即俄方所稱的“南千島羣島”，地理位置在日本北海道根室半島東北，包括択捉島、國後島、色但島和尺舞羣島。18世紀下半葉，日本的江户幕府和沙皇俄國幾乎同時在這些島嶼上展開殖民活動。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憑藉着戰勝俄國的威勢奪取了包括北千島羣島在內的整個千島羣島。1945年8、9月間，蘇軍在遠東戰役過程中經過激戰奪取了這些島嶼。蘇軍在佔領四島之後，將島上的數萬日本居民驅逐出境，接着將本國的居民遷居到了島上。
事實上，在戰敗後的數年中，日本並沒有對北方四島的歸屬提出過異議，根據1951年的日本國會外務委員會和和平條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特別委員會的備忘錄可知，日本政府在“舊金山和會”時已經表示過，儘管南千島（北方四島）與日本存在着歷史的關係，承認其屬於日本根據雅爾塔協定宣佈放棄主權的千島羣島的範圍之內。
儘管日本與美、蘇對條約中有着各自的理解，但《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第二款已經明確規定了日本放棄千島羣島的主權。總之，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署的時候，日本尚未提出要恢復北方四島主權。這事想來也不難理解，當時依然處在聯合國軍佔領狀態下的日本暫時還無暇顧及這個問題罷了。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日本甘心放棄這部分領土，1952年4月28日，隨着《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生效，基本恢復了主權的日本政府方才開始了與蘇聯長達數十年有關北方領土的艱難交涉。
由於冷戰與朝鮮戰爭的緊張態勢，蘇聯雖然派團參加了舊金山和會卻未在和約上簽字。所以，該合約對蘇日關係和北方四島問題而言，並不具備實際意義。同時，《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日本外交的重點轉向了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然而在蘇日邦交沒有正常化的情況下，加入聯合國一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謀求與蘇聯締結和平條約成為了20世紀50年代前期日本外交的中心。在蘇日交涉的過程中，日本不失時機的將北方領土問題提了出來，企圖利用美國對蘇聯的防堵，謀求美國對己方主張的支持。美國國務院果然也以備忘錄表達了對日本立場的支持。
但日本的意圖意外地遭到了西方盟國英、法的反對，法國明確提醒日本政府不要忘記其在舊金山和會上的表態。日本的態度顯然不可能令蘇聯方面感到滿意，所以在1956年的蘇日和平會談中，雙方最終沒能簽署《蘇日和平條約》，而以《蘇日共同宣言》的形式恢復了外交關係。針對北方領土問題，《蘇日共同宣言》的表述是，待蘇日簽訂正式的和平條約後，將尺舞和色丹交還日本。此後，交還尺舞和色丹成為了蘇聯歷屆領導班子和俄羅斯歷屆政府在北方領土問題上的一道紅線。
四島中歸還兩島，這顯然不是日本朝野樂於和能夠接受的，但是在50、60年代美蘇冷戰高峯的“核恐怖”陰影之下，依附於美國全球戰略的日本既無力也無心推進日蘇關係的發展，北方領土問題因此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到了70年代，隨着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中蘇對立，同時緩和與中蘇兩邊的關係，從而在世界範圍內重新構築美國戰略地位的新戰略的出台，日蘇關係終於迎來了緩和的契機。1971年7月，基辛格“越頂外交”的公佈同時震驚了蘇聯和日本。日本方面深恐在安全戰略上遭到美國的出賣，而蘇聯領導集體亦對美、中、日三國在遠東形成對蘇包圍的可能性產生了憂慮，於是在1972年1月底，時任蘇聯外長的葛羅米柯訪問日本，向日本政府表達了與日本重開和平條約談判的的意願。根據蘇聯解體後公佈的檔案顯示，葛羅米柯當時曾經表示，蘇方願意以1956年的《日蘇共同宣言》為基礎，考慮歸還尺舞、色丹兩島。但當時的日本外相在會談中，不合時宜地提出將北方領域問題送交國際法庭仲裁的意見，遭到了葛羅米柯的斷然拒絕。
儘管如此，隨着尼克松訪華和訪蘇的巨大成功，日蘇之間終於啓動了和平談判的進程。這就是1973年10月7日至1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舉行的日蘇和平談判。在此次的會談中，日蘇兩國領導人就發展雙邊關係和加強經濟合作達成了多點共識，也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
根據當時在莫斯科親歷現場的退休外交官東鄉和彥的回憶，在會談最後一天商討共同聲明中有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尚未解決之諸問題”的措辭時，田中角榮抓住機會向勃列日涅夫表達了希望將“北方四島問題”加入其中的意願。對此勃列日涅夫答以“我知道了”，為了確認蘇方的態度，田中隨後又一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得到了勃列日涅夫“是的”的回答。對於蘇方的態度，在場的日本官員都認為蘇方已經同意將四島全部列入領土談判的範圍之內。時任日本外務省東歐課第一課長的新井弘一在對隨訪記者披露消息的時候，激動地表示終於讓蘇方將國後和択捉兩島納入了談判之中。
然而，此後事態的發展卻遠不是像日本方面所設想的那樣順當，相反，日方忙不迭地將所謂“蘇方讓步”的消息捅給新聞界的做法引起了蘇方的極大不滿。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蘇方在北方四島的問題上的立場就一直堅持1971年葛羅米柯提議的底線再沒有鬆動過了。從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來看，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以及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大大加強了蘇聯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尤其對於當時日本這樣一個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出口貿易大國，作為當時世界第二大產油國的蘇聯的優勢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蘇日之間有關領土問題的交涉就此擱置了下來。
日俄有爭議的北方四島。
日俄領土爭端第二輪交涉
蘇日之間有關北方領土的第二輪交涉始於八十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戈爾巴喬夫的緩和政策促使日蘇之間再次啓動了有關北方領土等遺留問題的談判。當時，蘇方主要目的是希望日方首先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然後再解決外交層面的問題。但是此時處在泡沫經濟巔峯之上的日本政府底氣十足，堅持“政經不分開”的原則不肯讓步。雙方的外交磋商從1986年開始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為止，這一階段的外交工作促成了戈爾巴喬夫1991年4月訪日的實現。在戈爾巴喬夫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於首腦會談後發表的聲明中，蘇方答應首先實現1956年蘇日共同宣言的精神，既先歸還尺舞和色丹兩島，並同意將択捉和國後兩島納入到爭議領土談判的範圍中去。由此，日本利用蘇聯末期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弱勢，強化了己方的立場，終於取得了對蘇外交的一個重大成果。就在戈爾巴喬夫訪日成功之後4個月，莫斯科爆發了震驚世界的“8.19”事件。沒過多久，作為世界兩極之一的蘇聯成為了歷史名詞。
在蘇聯處於最後幾個月的激烈動盪的時候，日本政府內部圍繞着對蘇以及對北方領土的政策，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就以外務省而言，當時主要有主張不要節外生枝的保守派、主張採取主動的激進派和主張“如果蘇方承認北方四島主權在日，則歸還的具體時間、方式和條件可以慢慢商量”的穩健派。最終，穩健派的主張為日本政府所採納，不過這也成為至今為止日方“四島一起歸還”主張的源頭。對此的一個明證是，日本外務省從1993年發行的那一班《我們的北方領土》的小冊子開始向公眾申明“四島一起歸還”的原則。也就是説，當前日本國內要求歸還四島的民意基礎，構築於1993年之後。
從1992年開始，隨着蘇聯的解體，北方領土的交涉對象從蘇聯變成了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
1993年10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細川護熙政府試圖在俄日首腦峯會中促使葉利欽明確承認戈爾巴喬夫在91年訪日時答應的條件，即先根據1956年共同宣言精神歸還尺舞和色丹兩島，然後簽訂日俄和平條約，再展開有關択捉和國後兩島的談判。
可是，葉利欽僅僅在天皇晚宴中表達了對“西伯利亞戰俘”一事的歉意，而沒有在領土問題上鬆口。這是由於，當時葉利欽剛剛在“白宮事件”中用武力鎮壓了蘇維埃的反對派，國內局勢仍然動盪不安，此時讓他在敏感的領土問題上讓步，無疑是日方在外交上的欠考慮。葉利欽表示，儘管他同意戈爾巴喬夫和海部俊樹達成的“以立足於歷史和法律，在兩國一致意見下締結的外交文件為基礎”進行領土談判的原則，但是這不等於他承認馬上將四島歸還日本。
此後，俄日關於領土問題的交涉再度陷入到了停頓狀態。直到2001年3月，俄日伊爾庫斯克首腦峯會的時候，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和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伊爾庫斯克宣言”中才正式承認了戈爾巴喬夫、海部會談中所確定的原則。普京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向日本表示讓步，源自於在2001年的時點，他剛剛從葉利欽手中接到權力後不久，面對這諸如車臣戰爭和美國壓力的諸多挑戰，所以他將日本的經濟援助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來考慮。這才有了日本在2001年伊爾庫斯克會談中的“外交勝利”。
然而，隨着普京在俄國權力和民意基礎的日漸鞏固，俄方在領土交涉上的“讓步”也就到此為止了。俄國政府在2006年宣佈了對南千島羣島的開發計劃，決定在15年內向當地投入508億盧布的資金，全面建設當地的基礎設施。於是乎，在90年代蘇聯剛剛解體時，那些一窮二白一心想拿日本援助的當地俄族居民（當時有8成當地居民支持將四島歸還日本）此時已經完全沒有了用土地換取金錢的想法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俄日之間有關領土問題的交涉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意義。
關於這一點，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們恐怕也並非沒有認識到，只是在被他們以及他們的前輩在90年代以來煽動起來的“歸還四島”的民意浪潮之下，任何在公開場合鬆口的表現都會不可避免地淪為政敵攻擊的目標。這也就是，這個問題此時此刻還不斷地困擾日本政壇的原因。至於説，安倍在上個月委託伊爾庫斯克會談時的當事者森喜郎前往莫斯科與普京協商在安倍4月份訪問俄羅斯時重新開始領土問題協商的做法。其實際用意則在於在俄中合作再次進入高速發展軌道的時候，竭力離間俄中之間的緊密關係，以緩解目前因為日中關係惡化所帶來的壓力。
誠如《產經新聞》近日的一篇評論習主席訪俄的社論所主張的，安倍必須儘快行動在俄中之間打進一個楔子。筆者以為，這種完全沒有誠意的，純粹是一時利用俄羅斯的行為，其結果恐怕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在關乎主權尊嚴的領土問題上，淪落到只能操作一些小動作的地步，也着實令人感到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