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遇上西雅圖？北京不如西雅圖！-郭松民

看《北京遇上西雅圖》，感覺湯唯並不太適合演“拜金女”文佳佳。因為後者是一個霸氣天成的北京女孩，而湯唯卻是一位文靜優雅的杭州姑娘，演員氣質和角色氣質相差太遠，所以一開始當文佳佳動不動就耍橫的時候，就感覺到有點“裝”，不是很自然，到了影片的後半部分，文佳佳的國內富豪情夫“老鍾”因為詐騙罪入獄，她一夜之間變得一文不名，知道了人間冷暖，不再那麼刁蠻了，感覺就好一點。吳秀波演的“落魄叔”郝志也還算有氣質，只是目光有點呆滯，有些橋段也不太合乎人之常情，比如他的前妻再嫁，卻安排前夫為她取婚紗，這戲就有點過了。

影片的絕大部分外景都是在美國西雅圖拍的。我感興趣的是，透過這個“小清新”式的愛情故事，導演薛曉路透過他的鏡頭想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美國？

美國真的是人間天堂，愛情聖地和伊甸園——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圖》給我留下的印象。在黑暗的影院裏，我有點惡作劇地想：假如今晚人類不幸遭遇重大災變，所有關於人類文明的記載都湮滅了，只有這部電影的拷貝得以倖存，那麼未來撿到這個拷貝的外星人將和我得出一模一樣的結論。

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美國是美麗的，舉目所見，綠草如茵，藍天如洗，西雅圖安靜祥和，紐約氣勢宏偉；美國是温馨的，聖誕之夜的街頭彩燈，悦耳的聖誕旋律，都給人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美國是和諧的，送快遞的黑人小夥快樂陽光，捐獻精子的白人大學生彬彬有禮，來自印度的出租車司機和藹可親……總之，這是一個沒有瑕疵的國家。

不錯，當文佳佳帶着郝志的女兒去紐約遊玩的時候，因為兩人為先去帝國大廈還是先去大都會博物館產生了分歧，不知利害在小女孩在手心上寫上help向警察“求救”，懷有身孕的文佳佳因此受到黑人女警的粗暴對待，但由於警察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兒童，所以觀眾反而會因此增加對美國警察的信任。當聞訊趕來的郝志聲稱文佳佳是他的女朋友時，美國警察也就釋然了，儘管文佳佳持的是旅遊簽證，並不可以在美國生育，但警察還是充滿人情味地把他們釋放了。

美國的警察如此，其他機構又如何呢？在國內曾為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名醫的郝志，為了陪伴女兒來到了美國。由於在美國沒有行醫資格，他一度淪落月子中心當司機兼保姆，甚至被懷疑是吃軟飯的，但最後他也終於通過了由一羣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組成的專家團的資格考試，並被醫院聘用。這兩個橋段告訴觀眾，美國不僅提供安全和保護，也提供公平和機會，儘管郝志已經44歲，但實現美國夢，永遠不會晚。

和美國人的正直、勤勞、守法和友善相比，影片中的幾個中國人就很不堪了。女主角文佳佳，是一個沒有羞恥感的“拜金女”，明知“老鍾”是有婦之夫，而且也不願和她結婚，但還是懷上了他的孩子，她只為“老鍾”不能來美國陪她過聖誕而委屈，卻絲毫不為自己插足他人家庭的行為而內疚。海清扮演的“白髮魔女”周逸，則是一個女同性戀者，她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於是跑到美國，找一個在哈佛大學讀書的白人學生為她捐獻精子。她不要中國同胞的精子，也不要黑人的精子，其不言而喻的含義的只有白種人才是最優秀的人種，誰願意要一顆劣等民族的精子呢？而買紅妹飾演的陳悦，則是一個愛佔小便宜的小市民，一心想在美國掃便宜貨，然後帶回國內販賣，把在美國生孩子的錢再掙回來……

儘管這幾個人是如此不堪，但在影片中，美國還是以自己慈愛博大的胸懷接納了她們。實際上，除了她們之間相互嫉妒、相互挑釁之外，美國沒有給她們製造任何麻煩，她們都如願以償成了“美國人的母親”。

和美國的温暖、祥和相比，中國似乎是一個充滿不安全感的所在。在影片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中國都是一個深遠神秘的背景，並沒有得到直接呈現。直到有一天，文佳佳發現自己的信用卡突然刷不出錢來了，她遍打包養她的“老鍾”的朋友，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老鍾”的下落——沒有消息就是最可怕的消息，文佳佳的第一直覺就是“老鍾”死了，最後深諳心理學的郝志不得不用“印第安人算命術”來使已經處於歇斯底里狀態的文佳佳安靜下來。第二天才得知“老鍾”是因為詐騙罪被警方調查。

然而詭異的是，到了影片的後半部分，正當文佳佳在郝志的幫助了下克服了重重困難，準備開始新的生活，並且他們兩人也開始相愛的時候，“老鍾”卻奇蹟般地逃脱了法律的懲罰，而且離了婚並更加富有。這一次，“老鍾”扮演了橫刀奪愛的“幸福破壞者”的角色，他派了一個戴着墨鏡，滿臉橫肉的司機，開着一輛豪華俗氣轎車，在沒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接文佳佳回國。文佳佳不得不和郝志灑淚相別。

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老鍾”是唯一生活、事業都在中國，並且也不想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導演似乎是在暗示中國大陸是詐騙犯的天堂），雖然他一直沒有正式出面，但司機就是他的形象代言人。滿臉橫肉的暴發户——這就是導演薛曉路預留給中國人的形象。

文佳佳回國後，被安頓在豪華但品味惡俗的宮殿般的大房子裏，像金絲雀一樣被圈養起來，過着冷清的、沒有愛的生活，這和她在美國過的那種雖然經濟拮据，但快樂幸福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文佳佳終於無法忍受，她和老鍾離了婚，並再次回到了美國，在紐約帝國大廈——一座象徵了美利堅霸權和雄心的超級建築——頂端的觀景平台上，她再次邂逅了令她魂牽夢縈的郝志，他們相擁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淚水，郝志此時已經拿到在美國的行醫執照，從此他們就“永遠永遠地幸福生活在美國”了。

美國是好的，中國是不好的——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圖》告訴我們的結論。也許有人會反駁説，難道那些鏡頭拍攝的不是事實嗎？難道那些故事、人物不真實嗎？但我想説的是，電影所“呈現的事實”，一個基本的功能是被用來代指、解釋“存在的事實”，導演透過他的鏡頭告訴我們“美國是這樣的，中國是那樣”的，但我們知道，美國不是這樣的，她有接連不斷的校園槍擊案、有種族歧視、有巨大的貧富差距……如此則電影“呈現的事實”對觀眾就形成了一種誤導，這種誤導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是下意識的，不能低估幾十年的“逆向種族主義”對電影人的影響。

這裏一個作為反證的例子是剛剛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逃離德黑蘭》。這部影片在伊朗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因為“電影將伊朗人塑造得極度脆弱、不理性、瘋狂而殘忍，而美國人的形象卻‘善良而無辜’，中情局特工更是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德黑蘭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一個“危險、怪異而可怕”的城市。顯然，《逃離德黑蘭》中的“德黑蘭”，是導演本·阿弗萊克“呈獻給”觀眾的德黑蘭，而並非真實的德黑蘭。同樣《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的美國，也是薛曉路“呈獻給”中國觀眾的美國，而並非真實的美國。

美國是好的，中國是不好的——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圖》告訴我們的結論

總的來看，中國的文化精英面對美國是那種發自內心的仰慕以及情不自禁的美化，有時到了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在2008年陳凱歌執導的電影《梅蘭芳》中，有孫紅雷飾演邱如白陪同梅蘭芳到美國演出的情節。演出中間，有一個觀眾離場，一心渴望梅蘭芳大獲成功的邱如白神經質地詢問檢票員她為什麼走？不想檢票員給了一個完全政治性的回答：“先生，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這一幕沒人認為不合理。我想，如果在一部中國電影中有角色面對什麼問題回答“先生，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話，可能少不了被媒體痛批概念化、政治化了吧？

相比較而言，曾為戰敗國的日本電影人，在透過他們的鏡頭表現美國時，反而能夠更加客觀。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有一部轟動一時的日本電影《人證》，其中有東京警視廳探員棟居在紐約辦案的情節。透過棟居的眼睛，紐約貧民窟的貧困、混亂、骯髒以及兇險都讓觀眾感到觸目驚心，這些鏡頭在當時中國媒體全面美化的美國大背景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現在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乃至經濟上全面受制於美國，但在文化上還是竭力保持自己的獨立與自信，這和同為戰勝國，幾十年來一直是獨立自主大國的中國文化精英卻完全跪倒在美國面前形成鮮明反差。這一現象很值得中國文化界深思。

文佳佳和郝志定情於帝國大廈頂端，這也讓我想起了一部好萊塢電影《金剛》。被從蠻荒之地骷髏島上捕獲的大猩猩金剛和它愛上的金髮女郎安就是在帝國大廈的樓頂上，一起眺望落日，度過了最後美好時光。金剛旋即被美國空軍擊中，墜亡到紐約第五大道上。如果説，《金剛》所傳遞的暗示是：所有前現代的非西方民族如果膽敢反抗已經工業化的西方，無論怎樣孔武有力都必死無疑的話，那麼《北京遇上西雅圖》所傳遞暗示則是只有在美國才能找到愛情、幸福和孩子的未來，兩部電影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人投資，中國人執導，中國人主演的電影，傳遞給觀眾的不是中國的文化和國家認同，而是美國的文化和國家認同，這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的現實，也是一個亟需改變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