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印象之二：名嘴熱衷於意見，學者潛心於知識-寒竹

這次到台灣的一個明顯感覺是海峽兩岸的媒體與西方國家相比，政治色彩要強烈得多。西方媒體一直保持着地方主義傳統，除了少數全國性的媒體關注世界各地的重大新聞外，絕大部分的媒體都專注於當地的社會生活。而無論是全國性的媒體還是地方媒體，國家政治走向的討論很少成為媒體的主要關注點。也許是處於社會轉型期的原因，海峽兩岸的媒體近年來一直有着泛政治化的傾向。事實上，媒體已經成為兩岸社會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會在媒體的平台上引發激烈辯論。

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在台灣中央研究院

在中國大陸，媒體的泛政治化主要表現在網絡媒體，尤其是微博上。一些熱衷於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幾乎個個都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無所不曉，每天都在網絡上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幾乎一切社會現象都能被拔高到政治和體制的高度。在台灣，媒體的政治化主要表現在電視上。對活躍在公共媒體上的意見人士，台灣不稱“公知”，而稱“名嘴”。打開台灣電視一看，幾乎所有主要的電視公司都有“名嘴”駐台，討論的話題也是無所不有，從核四辯論到棒球隊返台的遭遇，從兩岸關係到島內的政治分野。從某種程度上，“名嘴”已經成為電視台的一個招牌，直接影響到電視台的收視率。去年，台灣曾有人對島內電視的“名嘴”現象有一個尖鋭的評價：“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的六個台，都是一個個熟悉的面孔，排成一排，上到“島內大事”，下至交通車禍，無論軍事、政治、法律、經濟，連外星人他們都能侃侃而談。除了少數之外，名嘴造謠生事，惟恐天下不亂，大放厥詞，罵東罵西，口誅筆伐，炮火橫飛，手持各種道具，有圖為證”。

平心而論，這種對台灣“名嘴”的批評並不是很公允，台灣出現“名嘴”現象其實很自然，很正常。一些熱衷於政治的人在現實中無法投身政治活動，轉而在公共輿論平台再尋戰場，以此澆心中塊壘也無可厚非。台灣的“名嘴”儘管口無遮攔，常常對一些道聽途説之事發表不靠譜的議論，但筆者以為無需苛責台灣的“名嘴”，因為“名嘴”對自己的定位很明確，“名嘴”既非專家亦非學者，僅僅是善於在公共輿論中發表“意見”的普通人而已。“意見”是一種個人主觀性很強的價值主張，誰都可以有意見。發表意見的人本身並不代表任何知識的權威，更不代表專家的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説，“名嘴”的意見與販夫走卒的意見並無二致。台灣社會有“名嘴出場，專家退場”的説法，這意味着“名嘴”和學者在台灣還是有明確區分的，很少會有“名嘴”以學者、專家自居。

前台北副市長李永萍女士也在此次台灣行中，與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共同探討兩岸發展問題。

相比較而言，大陸的“公知”這個概念更容易誤導人。雖然大陸的“公知”也跟台灣的“名嘴”一樣，從天上飛的到地上跑的都能跟政治掛上鈎，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僅僅是一般的意見表達者，因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頭銜意味着他們有着超乎常人的專業知識，所以在中國大陸，“公知”這個概念常常跟專家、學者混在一起，也確有一些人頂着教授專家的頭銜到處講一些非專業的外行話。以至於大陸的專家學者這樣的稱謂也跟着“公知”遭殃。專家被一些人稱為“磚家”，教授被一些人稱謂“叫獸”。大陸這種“公知”熱衷於講外行話現象，實際上是過去政治高於專業，外行領導內行在當代社會的另一種翻版。這跟台灣的“名嘴”現象大不相同。筆者以為，就這一點而言，大陸確有必要向台灣學習，區分主觀“意見”和客觀“知識”，區分意見表達者和學者專家。不要讓所有的主觀意見都打着“知識”的旗號進行傾銷。

“名嘴出場，專家退場”描敍了台灣媒體的亂象，但這本身卻説明台灣的學界主流還是和公共輿論平台上的意見者劃清了界限。潛心研究學問，不跟着輿論的風向搖擺仍是台灣學界的主流，對此筆者深有體會。

3月11日，筆者一行到台灣大學政治系座談，會議的主題是《五權憲法的今昔》，主持人是台灣政治學界元老胡佛教授。座談會上台大政治系主任王業立教授主講“現行憲法體制架構下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和台灣監察院李炳南委員主講“檢察院的演變與實踐”。五權憲法，尤其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三權之外的監察院和考試院是台灣政治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最顯著特徵，而五權結構之中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既不同於總統制和內閣制，也不同於法俄兩國半總統制下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如何取得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平衡是當今世界所有政體都面臨的一個難題。王業立教授運用現代政治學理論對台灣憲政結構的解讀頗為到位，半個小時的演講不僅給出了台灣憲政體制的總框架，而且揭示出五權憲法下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特殊關係。李炳南委員兼台大教授與監察委員於一身，用大量的案例來説明監察院的現實功能，對台灣監察院發展脈絡的梳理得尤為精細。

3月12日，筆者一行來到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雙方座談的主題是《台灣的憲政體制演變與運作》。主持人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教授，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主講“台灣半總統制的理論與實踐”，中研院的林繼文研究員主講“台灣民主轉型與憲政體制演變”。吳玉山教授關於半總統制演講給人的印象甚為深刻。吳玉山畢業於台大政治系，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但對前蘇聯和東歐政治變遷的研究卻比中國大陸的蘇東問題學者更加深入細緻，更加中立而去意識形態化。而吳玉山教授關於半總統制的形成、演變及其分類之精細，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講中吳玉山教授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權解體後大都沒有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也沒有實行英國式的內閣制，而是實行半總統制，其中有無共同的原因？有沒有規律可循？這種類型的政治發展對中國有無借鑑之處？因為中國目前實行的也是一種行政雙首長制。林繼文研究員對台灣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進行了梳理。台灣舊國大的取消、領導人直選、政黨輪替，這一系列發展變化在台灣都被稱之為“民主化”進程。必須承認，林繼文研究員對台灣政治轉型過程的事實陳述建立在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但筆者以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台灣政治變遷僅僅用“民主化”來概括是不夠的。在這個過程中，“本土化”和“民粹化”的成分可能不亞於“民主化”。

一般説來，台灣學界容易給人專注於細節，而缺乏宏觀視野的印象。筆者之前也持有這種觀點。但這次台灣之行卻改變了筆者的觀感。3月13日，在朱雲漢教授安排的一次晚宴上，筆者遇到了朱雲漢教授的朋友黃輝珍先生。黃先生曾任國民黨文宣部主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中央日報社長，現在是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令我們頗為驚訝的是，黃輝珍先生對大陸的經濟政治發展雖然隔岸，卻洞若觀火。對大陸改革前後30年的邏輯發展，對十八大政治報告的熟悉和理解、對大陸未來的經濟政治走向、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黃輝珍先生侃侃而談，各種大陸流行的政治話語，包括網絡語言都信手拈來。聽黃先生一席談話，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感慨到，黃輝珍先生雖然居於海峽對岸，但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對大陸未來發展的精到分析，超過了許多大陸學者。台灣學界之濟濟多士，是筆者這次最深的一個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