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觀察（二）：温和的穆兄會和激進的媒體-王丁楠

**【觀察者按】**本文作者北京大學畢業，去英國留學，研究歐洲問題，參加各類研討會……正是一條中規中矩又封閉的學院精英路。然而，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次短期採訪，改變了他的道路。這是一次歷史與現實的穿越。他不僅發現自己的研究論題其實在伊斯蘭世界也有深遠的歷史迴響被遮蔽，同時置身於真實的埃及“革命”現場，更發現很多現實也被主流媒體屏蔽——所見所得與媒體渲染尤其是網上狂歡相去甚遠。於是畢業後選擇去埃及工作。

當國內的看客在一廂情願地狂歡、煽動，他在“阿拉伯之冬”的亂世一待就是兩年。通過實地考察，頭腳並用做學問，為我們發回鮮活而沉重的一手考察資料。作者分別介紹埃及“革命”中的不同政治勢力，把更多筆墨放在民眾身上。不輕易肯定任何一方。連載的兩篇已經挑戰了我們的想象。比如埃及的所謂自由主義者是些什麼人，穆兄會到底有多民粹，自由主義與民粹是否有邏輯關聯……既不像國內歡呼茉莉花者想的那樣，“自由主義者”就代表進步；也不像警惕者想的那樣，精英掀翻既有結構從而把民粹勢力放出籠——本文認為，穆兄會基本盤並不民粹，至今不斷煽動民粹和暴亂的恰恰是激進的精英媒體。穆兄會也沒有想象中的強大，革命後的問題倒是有中國經驗可以參照。作者的冷靜觀察並沒有遮蔽靈魂，我們能感受到文中對埃及人民深切的同情。

讓狂歡者去狂歡，我們期待更多年輕的清醒者。觀察者網熱忱期待散佈海內外、在各個角落默默耕耘的青年探索者們，將四處碰壁的聲音傳遞給我們，將無援的思想保留給我們，為沉默的多數發言，為精英的重擔發言，為中國與世界發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聽説我要用中文寫有關埃及伊斯蘭黨團的隨筆，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的一些朋友説**：“希望你能告訴一些中國讀者我們的想法，從埃及和西方媒體那裏是聽不到我們的聲音的。”**

埃及絕大多數伊斯蘭團體在1•25革命後獲得了合法地位，紛紛組建政黨參加選舉，走上了體制內的軌道。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穆兄會及其“自由和正義黨”，其次是更傾向迴歸傳統的薩拉菲穆斯林（salafi，即祖先）和他們組成的以光明黨（hizb nur）為首的政黨聯盟。此外，一些極端伊斯蘭勢力也在革命後步入政壇，例如被美國和歐盟定為恐怖組織的“伊斯蘭集團”（al-gamaa-al-islamiyya）及其“建設和發展黨”（hizb-l-benaa-wa-l-tanmia‎）。

宗教專制正在壓倒民主革命？

提到伊斯蘭團體和黨派，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對立面。由於穆兄會長期以來是埃及羣眾基礎最強的反對派，1•25革命爆發伊始，“伊斯蘭革命會不會蓋過民主浪潮”就成了埃及國內外媒體討論的熱點。儘管穆兄會和薩拉菲政黨一次次誓言絕不會用宗教主導政治，也無意強化宗教對社會的約束，兩年來，伊斯蘭革命和宗教專制始終是媒體和反對派熱議的話題。

2011年底，革命後的人民議會舉行首次選舉，禁酒、禁穿比基尼、搗毀古埃及塑像、強制女人戴頭巾的傳聞在埃及主流媒體頻頻出現。我已數不清當時有多少人對我説，埃及會變成伊朗或沙特，街上隨時會有宗教“警察”執法。

然而與媒體報道中咄咄逼人的形象相比，現實生活中的穆斯林兄弟、薩拉菲和他們的支持者給我的感覺要温和許多。他們對宗教非常虔誠，對學習、工作和家庭有更強的責任感，且在道德品行上比一般埃及人出眾。

“媒體説我們會搞宗教專制，這樣的話已經吵嚷了兩年。但穆爾西上台後發生過一起強制女人戴頭巾或是禁酒的事嗎？至少我沒聽説過。”愛資哈爾大學伊斯蘭教法系的學生Hossam Ed-Deen對我説。

伊斯蘭黨團和支持者認為，西方和埃及媒體正通過炒作“伊斯蘭革命”引發公眾和外界的恐懼。這種擔憂不無道理。自由和正義黨黨首穆罕默德•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後，解放廣場上曾多次出現英文橫幅，上面寫着類似“穆兄會強制婦女戴頭巾”之類的標語。走在橫幅下我常常想，廣場上有多少埃及人能看懂這些英文呢？很顯然，這樣的標語不是打給本國人看的，而是有意將“宗教專制正壓倒民主革命”的訊號傳遞給外國。

事實上，即便在革命後的今天，如果埃及女人以保守的方式帶頭巾到開羅上層社區的高檔俱樂部去，工作人員依然會以着裝不合“規定”為由將其拒之門外。至於戴面紗的女性就更不要説了。在最近發生的反對穆兄會的示威中，甚至有不戴頭巾的女青年大聲告訴黑袍蒙面的路人：“你對伊斯蘭的解讀是錯誤的”。

然而出了上層社會的社交圈則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這裏，很少有人支持穆斯林女性出門不戴頭巾。女人蒙面紗和男性蓄鬍須被認為是忠誠於信仰和家庭的象徵，得到廣泛稱讚。革命後，越來越多的空乘人員、主持人和警察自發請求修改革命前的規定，保證他們在工作期間蓄鬍和戴頭巾的權利。一些西方評論者藉此抱怨埃及的宗教保守勢力抬頭，但將上述事件歸結為伊斯蘭團體謀劃宗教革命卻不免牽強附會。事實上，儘管伊斯蘭黨派在革命後嶄露頭角引來世界關注，他們對埃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埃及革命觀察（三）：革命接班人之爭）。

伴隨着自由的不公報道

説起革命兩年來的變化，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有喜悦也有苦衷。

“1•25革命以來，年輕人顯然有了更多結社集會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比如成立政黨、示威遊行、發放傳單或是街頭演講。現在，在開羅和亞歷山大的一些景點，你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圖書專櫃，遊客可以免費取閲有關伊斯蘭的圖書資料。這樣的情景在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Sukrat Hadad和Abdullah Gaber在開羅向我介紹他們去年年初成立的社團組織。二人都是穆兄會的堅定支持者。

他們的社團名為Ahlan（你好）。Sukrat介紹説，“協會成立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媒體對伊斯蘭的不實報道。同時我們也想告訴遊客，許多穆斯林敗壞的行為不能代表伊斯蘭教義本身。” Ahlan一經成立就吸引了來自埃及各行各業的志願者。這些志願者們募集資金並請專業人士編輯了一批有關伊斯蘭專題的小冊子，用各國語言出版，方便外國遊客索取。與此同時，他們還經常舉辦公益講座和聚會活動。

“成立這樣的組織是我們多年來的心願，但革命前，穆巴拉克為了討好西方不允許我們存在。”——在一個穆斯林占人口90%且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前政府嚴格限制伊斯蘭團體活動是這些年輕人難以接受的。

1•25革命後，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一般在埃及發展起來：有的像Ahlan一樣宣傳宗教，有的推廣旅遊，有的致力於扶貧和幫助殘疾人，還有的向本地人普及本國曆史文化知識。這些團體政見不同，理念也各異。但參加他們的活動，每次都讓我感到來自年輕人的創意和朝氣。這些社團的組織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向我表示，革命前組織類似活動十分困難：那時成立一個社團需要上報有關部門層層審批，最後不是被拒就是不了了之；現在政府不管這些，公民有了更多自主權，只要有想法就能將其付諸實踐。

但對於伊斯蘭黨團來説，伴隨自由、喜悦而來的也有困惑、委屈和苦悶。此時此刻，仍有部分穆爾西的支持者在開羅市郊的“媒體城”（Egyptian Media Production City）靜坐，抗議國內報刊電視“一邊倒”的不公正報道。

“埃及各大媒體一直號召大眾與我們抗爭，革命前如此，革命後也是一樣，”一提起媒體，他們羣情激奮。兩年來，伊斯蘭黨團和埃及媒體的衝突此起彼伏，但都不及3月底這次抗議來得激烈。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2月以來反對派在穆兄會駐地的抗議。在衝擊議會、各部委和總統府後，反對派將新的目標鎖定在位於開羅Moqattam地區的穆兄會總部。3月中旬，一些記者和反對派藝術家企圖衝進穆兄會辦公區並在牆上塗寫抗議口號。保安制止未果，雙方動手。3月22日，埃及多省發生針對穆兄會辦公機構的打砸搶燒。示威者圍攻並用武器襲擊街上手無寸鐵的兄弟會支持者，導致近200人受傷。此外，在Moqattam地區還發生了衝擊清真寺和焚燒穆兄會成員的暴力事件。視頻和照片在網上公佈，令埃及人驚駭不已。

當地時間2013年3月22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反對者與支持者22日在開羅的穆兄會總部外發生衝突，造成近200人受傷。

事件發生後，埃及三大國有報業集團《金字塔報》（al-ahram）、《今日新聞》（akhbar-l-yom）和《共和國報》（al-gomhuria）及多數電視頻道卻對反對派的暴力輕描淡寫，繼續把矛頭指向伊斯蘭黨派。英文的《埃及獨立報》（Egypt Independent）和《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更是將暴力歸咎於政府，指責穆爾西的“惡治”扭曲了埃及人的性格，助長了人性中暴力、血腥的一面。

“如果是穆兄會支持者到街上打砸，媒體還會是這樣報道嗎？”Hossam忿忿不平，“反對派有權在街上塗鴉，但我們也有權管轄自己的辦公場所不受他們侵犯。那些記者名義上是採訪報道，實際上卻和反對派一起帶着兇器衝擊辦公室。視頻已經公佈，可埃及媒體卻置之不理。”

“不論發生了什麼，媒體都説是穆兄會和穆爾西的責任，”在旅遊公司工作的Nesma Salah説道，“3月9號足球流氓燒了警察俱樂部和足協，媒體批評他們維護治安不力；沒人到埃及旅遊、投資也説成是他們搞宗教專制的結果。記者們抗議現在沒有新聞自由，怒斥穆爾西是像穆巴拉克一樣的獨裁者。可他們不要忘了，革命前埃及媒體是受政府嚴格限制的，那時他們對穆巴拉克敢説一個‘不’字？而現在報紙、電視上到處都在鼓勵人們推翻政府，怎麼還説沒有言論自由呢？”Nesma並不是伊斯蘭黨團的成員，也説不上是它們的追隨者。她説：“我不敢對同學發表自己的意見，否則他們會説我是穆斯林兄弟。”

在穆巴拉克執政時期，政府對埃及媒體實施管控。媒體負責人大多是穆巴拉克所在的民族民主黨黨員。當時，穆兄會和一些極端伊斯蘭團體被政府列為非法組織，是媒體必須抨擊的對象（薩拉菲在宗教上有合法地位，但不得參政）。革命後，埃及媒體獲得了更多報道自由，從舊政權的宣傳工具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代言人和自由的捍衞者。但在其內部，領導層和從業人員並未調整，依然保持着和前政府成員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雖不能公開批評1•25革命，聲援穆巴拉克，但面對伊斯蘭勢力的崛起，埃及媒體延續了革命前的報道思維。用假新聞製造轟動效應、誇大示威規模、粉飾反對派，這樣的事情頻繁發生。正因如此，外國駐埃新聞機構援引當地媒體消息時都是反覆核實、慎之又慎。Hossam自嘲地表示：“以前我覺得西方媒體歪曲事實。如今和埃及媒體比起來，我倒寧可選擇前者。”

作為還擊，伊斯蘭黨派的支持者們開始創立自己的網上媒體。他們通過社交網站實時上傳新聞資訊、視頻資料和分析評論。説起這段經歷，這些人喜憂參半：喜的是革命後他們得到了發表言論以正視聽的自由，憂的是官方媒體公開製造謠言詆譭總統，令普通百姓無所適從。

**在政府層面，埃及媒體的報道使穆爾西深陷兩難。媒體一面批評他維護治安不力，一面又源源不斷地號召反對派去“和平”示威。**眾所周知，自1•25革命後，埃及就再沒有所謂的和平抗議。僅去年一年，記錄在案的示威遊行就高達3800次，絕大多數伴隨着與警察的暴力對抗、不同黨派間的扭打和焚燒公共建築、襲擊救援車輛、衝擊政府機構和外國使館等行為。自今年1月25日革命兩週年紀念日起，一羣身着黑衣、頭戴面罩的示威者開始走進公眾的視野。他們自稱屬於“黑色陣營”（Black Bloc），直言不諱地號召用暴力和極端手段推翻穆兄會和穆爾西的統治。如今，示威者封鎖道路、劫持公車、打砸商鋪在開羅市民眼中已是見怪不怪。

面對日益頻發的暴力、搶劫、綁架和騷擾，如果政府下狠心動用國家權力維穩，會立即被媒體和反對派譴責為專制鎮壓，進而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但如果不下大力整治，政府又會被斥責為無能，重振旅遊業、吸引投資的計劃都將成為泡影。

2013年3月，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的旅遊競爭力指數（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顯示，埃及從2009年排名第64位（共140個國家）跌落至85名。埃及旅遊部發布數據説，從1•25革命到今年2月，地方旅遊收入損失達25億埃鎊。旅遊業是埃及的支柱產業。消息公佈後，反對派表示遊客之所以不願來埃及，是因為這個國家在伊斯蘭勢力上台後變得越來越保守、專制。而伊斯蘭黨派則指責反對派煽動持續不斷的暴力致使外國人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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