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中國2013（三）-薩米爾·阿明

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雜誌2013年第3期，由觀察者網特約作者東方木雅翻譯。文章原題《China 2013》，本站將分三部分刊發，敬請讀者關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請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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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興大國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大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是正在試圖恢復其幾百年來的地位。然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更是諂媚的——無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性質和它在當今世界中的現實處境。順便説一句，那些宣傳這個籠統而含糊不清的觀點的人，並沒有興趣去思考中國的興起是通過恢復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他們認為或許有這種必要），還是嚴格地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而實現的。對我來説，我認為倘若中國確實是一個新興的大國，這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選擇純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且，倘若真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其振興計劃將會陷入失敗的危機。

我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我反對這樣的觀點：人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段，因此中國在考慮其可能的社會主義未來之前必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未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始終猶豫不決。我們知道，歐洲的第一次攻擊（鴉片戰爭）剛過，他就寫道：下次你再派軍隊去中國時，迎接他們的將是這樣的標語：“注意，你正處於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邊境線上。”（原文沒有註明這句話的出處，馬克思的著作中類似的表述是在發表於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的《國際述評（一）》：“如果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説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本文出自《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馬克思的本意是説，歐洲人在中國的商品傾銷解體了中國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社會基礎，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變革提供了可能。——譯註）這是種了不起的直覺，説明他相信中國人民應對挑戰的能力，但同時，這個論斷又是錯誤的，因為標語事實上寫着：“你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上。”然而，我們知道，在論及俄國時，馬克思也沒有否認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參見他對維拉•查蘇利奇的回覆，“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出自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譯註）。今天，有人可能會相信馬克思的前一個判斷是正確的，中國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但是毛澤東比列寧更加理解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導致一事無成，而且中國的復興只能由共產主義者來完成。十九世紀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後來的孫逸仙和國民黨，已經規劃了中國的復興，以應對西方的挑戰。然而，他們無法想象，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另外，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條道路不適合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毛還認識到1949年的勝利也不意味着革命提前成功，和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這個中國復興的前提條件，與可預見將來的資本主義信徒復辟之間存在的衝突。

就個人而言，我一向認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將回到這個主題，這與我下面一些想法緊密相關：太平天國革命（我將其視作為毛澤東思想遙遠的源頭）、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期其他南方國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萬隆時期開始時的爭論，以及對所謂“南方新興國家”受阻於資本主義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論點的推論，這個論點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內在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中心/邊緣差別的構建）。這種兩極分化抹殺了邊緣國家“追趕”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追趕”富裕國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必須做出另外一種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從1980年，而是從1950年起，中國就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儘管這條道路經歷了許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階段。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發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計劃。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將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只要中國始終站在當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這個計劃就能保持獨立自主。

中國的這個計劃不是資本主義，這並不意味着它“就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意味着，這使得它有可能邁步走上通向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然而，它也仍舊受到這樣的威脅：離開那條道路，並且以完全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上而告終。

中國的成功興起完全是這個自主計劃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還有韓國和台灣地區，我們後面再談）。在這麼多被世界銀行授予“新興國家”證書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興起的，因為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堅持清楚的、自主的計劃。所有國家，甚至是那些隱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有國家在包括金融領域的所有層面上都屈從於當今的全球化。就後一點而言，俄羅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國，有部分例外。它們有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但與中國系統地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需要專業技術的領域）的計劃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基於這些原因，所有這些被過於輕率地打上新興標籤的國家始終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總是比中國更加脆弱。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新興經濟體的出現——體面的增長率，出口製成品的能力——常常與這些國家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卻與此不同。當然，不平等的加劇在任何地方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中國；但這樣看問題是膚淺地，也帶有誤導性。在一個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隨着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的情況）的增長模式中出現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碼事；在使少數人（總人口的5%到30%，時情況而定）獲利的同時又使大多數人陷入絕望的命運，這樣一種增長所導致的不平等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宣傳打壓中國言論的人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種決定性的差異。在豪華別墅與中產和工薪階層的舒適住房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不同於在犬牙交錯的富人別墅、中產階級的住房和大多數人的貧民窟之間出現的不平等。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系統中，作為衡量年度間變化的手段（基尼係數）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的國家間比較中，基尼係數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它所有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於衡量宏觀經濟規模的手段一樣。新興國家（除中國以外）的確是“新興的市場”，任由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壟斷組織所滲透。這些市場允許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該國所生產的龐大的剩餘價值。中國則不同：它毋寧是這樣一種“新興國家”——在其體系中可能保留絕大多數在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在其他國家的體系中，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很大一部分被全球化的金融資本掠奪回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譯註）。

韓國和台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真正興起的絕無僅有的兩個成功例子。這兩個地區獲得成功只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美國允許它們去做華盛頓禁止其它國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支持，與它對納賽爾執政的埃及和布邁丁執政的阿爾及利亞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極其暴力地反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現的振興計劃，或俄羅斯可能的復興進程所需要的條件，但這些不是我在這裏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不會討論其它南方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進步力量在鬥爭中的戰略目標。這些進步力量有利於擺脱當前的僵局，且能促進自主計劃的出現，這為與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做出真正的決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偉大的成功，新的挑戰

中國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來，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來自左、右派的社會、政治力量，活躍於社會上和政黨內，持續不斷地產生碰撞衝突。

中國的右派從何而來？當然，前國民黨政權的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出了權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戰爭的過程中，全部的中產階級、專家、公務員和實業家都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能失望不已，於是他們接近、甚至加入共產黨。他們中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始終只是民族主義者。後來，隨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出現了。不應將那些成功積累了（有時是巨大的）財富，並且由他們的客户——包括國家和政黨官員——支持的人簡單的視為“商人”。後者與他們相互勾結，甚至進行權錢交易。

他們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不平等的擴大——即使這與其它南方國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威脅，是傳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正如列寧認為的那樣（這非常適用於俄國的狀況），小生產者（尤其是農民）不會被右派理念所鼓動。這裏可以用中國與前蘇聯做個比較。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民並不反動，中國的農民則不擁護私有財產的原則。而相比之下，蘇共從來沒有能夠讓蘇聯的農民停止支持富農的私有財產。相反地，今天作為小生產者（而非小財產所有者）的中國農民成為了一個不持右派立場的階級，卻會成為推動最為大膽的社會和生態政策的力量陣營的一部分。“鄉土社會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這一強有力的運動證明了這點。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與工人階級一道站在了左派陣營一邊。左派有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且向國家和政黨機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有機知識分子是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所提出的關於知識分子的重要論斷。有機知識分子與傳統知識分子相對，葛蘭西指出，每個社會集團都會同時有機地製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並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完善“有機的”知識分子，這樣的階層在多個領域將同質性以及對自身功用的認識賦予該社會集團。“有機性”有兩層意思，一是與特定社會歷史集團的“有機性”，即每一個社會集團都會產生與其保持緊密聯繫的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有機性的另一層就是與大眾的“有機性”，這種有機性即知識分子與大眾的辯證法。知識分子不僅僅教育和啓蒙大眾，其自身的發展、壯大和提高，與羣眾運動是緊密相連的。——譯註）

在中國左右之間的衝突持續不斷，這反映在由國家和政黨領導層實施的一連串的政治路線上。在毛澤東時代，左的路線不經過鬥爭就不會獲勝。在評估右派理念在黨和黨的領導層中的發展時，毛澤東認識到這有點像蘇聯模式，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之進行鬥爭。“炮打司令部”正指向黨的領導階層——這個“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地方。然而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終兩年中達到了毛的預期，隨後便逐漸偏向了無政府狀態，這時毛和黨內的左派對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這種“偏離”導致了國家和政黨重新掌控局面，這給了右派機會。自此，右派始終在領導集體中佔據了強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終存在，約束最高領導層妥協於“中間派”——但那是中右，還是中左？

要了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實質，就必須瞭解中國的自主計劃與北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將隨着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不斷地取得成功而增加。衝突表現在幾個領域：中國對現代技術的掌握；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中國軍力的增強；在人民有權自主選擇其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上追求重建國際政治。上述每個目標都與帝國主義三駕馬車所尋求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政治的戰略目標是對地球的軍事控制，這是華盛頓能維護自身優勢並獲得霸權的唯一辦法。在中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戰爭是在為由美國人冷血的出於“防患於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來的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做前期準備。煽動對中國的敵視與此種全球戰略互為表裏，這在其支持西藏和新疆的奴隸主登台表演、在中國海加強海軍存在、以及無條件鼓動日本建立軍事力量時已經顯露無疑。那些以打壓中國的為業的人們，則對這種敵視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華盛頓致力於通過建立20國集團來安撫中國和其它所謂新興國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壯志，以此操縱局勢。20國集團意在給這些新興國家以幻覺，以使它們相信只要實施自由的全球化，就會給它們帶來好處。在這一方面，G2（美/中）是一個陷阱，通過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冒險投機的同謀，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喪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對這種戰略唯一可能有效的回應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1）增強中國的軍力，且用潛在的威懾能力武裝它們；（2）堅持致力於重建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並且為達到這個目的，採取行動恢復已被北約邊緣化的聯合國。我認為第二個目標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優先重建一個“南方戰線”（第二個“萬隆”？），去支持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這就意味着，中國應當清楚它沒有方法實現與帝國主義一道進行掠奪（搶奪地球的自然資源）的荒唐念頭，因為它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而這是保障帝國主義計劃得以成功的終極手段。相反，中國可以從加強對南方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中獲益良多，而帝國主義“捐贈國”俱樂部正試圖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政府在談及國際問題時的用語剋制之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讓人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前面所分析的這些挑戰。更嚴重的是，這種遣詞造句強化了公眾輿論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維。

挑戰的另一個部分關涉到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問題。

毛澤東概括和運用了新中國政治治理的一條普遍原則，他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團結左派，中立（補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滅）右派，爭取中左翼（“團結左派，孤立右派，爭取中間派，這是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毛選》第五卷——譯註）。在我看來，這是取得一系列進步，獲得絕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毛澤東給社會民主化這個概念以積極的內容，使它與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的社會進步合而為一。他總結出了執行這條道路的方法：“羣眾路線”（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林春準確地分析了這個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結果。

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相聯繫的問題——相對於“民主”與社會進步相脱離（甚至常常與社會退步相聯繫）——不僅只牽扯到了中國，還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這個應該被成功地運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公式。無論如何，由西方媒體宣傳所給出的公式——多黨制和選舉——應該徹底地被拋棄。進而言之，這類“民主”甚至在西方都變成了鬧劇，更別説其它地方了。“羣眾路線”是在一系列不斷進步的戰略目標的問題上產生共識的手段。這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媒體和選舉鬧劇而獲得的“共識”（其不外乎是與資本的需求同流合污罷了）涇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應該如何開始重建一條新的羣眾路線？這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並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發展政策的極大成功強化了這個方向的無意識傾向。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許多人都相信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無保留的開放；他們也都認為三駕馬車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不會反對這點；甚至毫無保留地崇拜美國的方式等等。對於那些迅速壯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這是尤其真實的。官方毫無想象力的、乏味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拋棄，與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特別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那些學生）被洗腦的事實極大地縮小了徹底地批判性辯論的空間。

中國政府對社會問題並非無動於衷，這不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在起作用，更是因為懂得如何不斷鬥爭的中國人民迫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這一社會維度在加速發展的迫切需求面前業已式微，那麼今天的趨勢得到了逆轉。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所贏得的社會保障被侵蝕之際，貧窮的中國卻擴大了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保障。雖然遭到了歐洲左翼和右翼的惡意中傷，中國的公共住房政策卻讓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倫敦或芝加哥的貧民區都嫉妒不已！

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體系已經覆蓋了50%的城市人口（這期間城市人口從2億增加到了6億！）。並且根據“五年計劃”（仍在中國得到執行）的預期，在未來幾年內，覆蓋率將達到85%。讓熱衷於抨擊中國的記者們在他們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找一個類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上，爭論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於幾代工人團結的原則之上的法國分配體系（這是在為迎接社會主義做準備），而右派顯然喜歡美國可惡的養老金體系——它把工人分化開來，並把風險從資本轉嫁到了勞動者頭上。

然而，如果不與社會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結合，不與以增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體制的創造性發明為方式的社會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結合，社會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黨選舉制的原則被西方媒體和抨擊中國的專業户們，一再令人作嘔地鼓譟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現的“異見人士”支撐着這種觀念，他們卻不能應對上述挑戰。相反，就像當今世界（俄羅斯、東歐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經驗那樣，在中國實行這些原則只能使新興計劃和社會復興計劃自我毀滅。事實上，這就是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辭藻（“除多黨選舉之外，別無選擇！”）偽裝起來的原則的真實目的。然而，通過倒退到保衞“黨”（它自己就僵化了，並且已淪為一個致力於為國家行政機關招募官員的機構）的特權的刻板姿態，並不足以抗擊這種壞的選擇。我們必須發明出一些新東西。

再政治化和為應對新挑戰創造條件，這些目標不能靠“宣傳”而實現。它們只能通過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得到促進。這意味着這些鬥爭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認，並且要在結社、言論和提出法案等集體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立法。這反而意味着，黨自己要投入到這些鬥爭中去；換言之，要重拾毛澤東主義的羣眾路線。再政治化如果不與一切層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國家）鼓勵工人逐步奪取社會的管理責任，它就毫無意義可言。這種進程並不排除對個人權利的承認，而是相反地意味着個人權利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實施將可能徹底地改造領導人的選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