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民主選舉一年半 村委會難解土地與利益糾纏

3月初的粵東大地，一股寒流過後，氣温驟升，甚至已有初夏的感覺。春天來了。

從陸豐市乘車，往南走13公里，就是烏坎村。這個僻處粵東的海邊小村，自2011年9月21日以來，就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最新一輪引起外界關注，則是春節期間有媒體回訪發現，雖然進行民主選舉已近一年，但烏坎在民主之前就已存在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不滿的情緒正在村民中蔓延。

烏坎看上去十分平靜，但這平靜之下暗流湧動，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林祖戀“出山”

林祖戀從家裏出來，穿過長長的巷子，七拐八彎，到了村委會大院。

村委會的院子不大，上下兩層樓，上面是村黨總支，下面是村委會。林祖戀兼任村黨總支書記和村委會主任，辦公室在二樓。

像所有的潮汕人一樣，林祖戀到了辦公室的第一件事是燒水泡茶，開始一天的工作。

林祖戀今年70歲，看上去精神並不好，穿着一件褐色外套，裏面是白色襯衣，説起話來不緊不慢。

他本來的名字是林祖鑾，但是在辦身份證時，被誤寫成了林祖戀，從此就在書面上被寫成林祖戀，但村民仍然叫他林祖鑾。在媒體報道中，則兩者都有。

他當過兵，“文革”期間曾奉命參加“支左”。1973年，被選中擔任農場負責人；1980年，擔任東海開發區經理；1983年，辭去公職到淡水、東莞經商；1995年，回到烏坎閒居。

2011年9月之前，他雖然也在村裏生活，但從不過問公共事務。2008年以後，村民中對於土地問題的議論越來越多，林祖戀雖然知道，也並未發表過任何意見。

2011年9月21日，400多村民前往陸豐市政府集體上訪，回村時憤怒的人羣衝進村委會大院，趕走了村兩委，並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是為轟動中外的“烏坎事件”。

林祖戀平時樂於助人，在村民中威信較高。因此，在“9·21”之後，上訪維權的積極分子們找林祖戀，希望他出面領頭。

“之前就找過我，但我一直沒答應。9月22日下午發生了警民摩擦，有人打電話找我，説村民受傷了。我第一反應就是要趕緊救人。”林祖戀回憶當時的情景説，他打電話給醫院，讓趕緊治病救人，“費用的問題我負責”。

9月22日，政府同意與烏坎村民代表協商解決問題，十幾名上訪維權積極分子自動站出來充當代表。經過雙方協商後，當天下午，村民代表回到村裏，把和政府談判的錄音放給林祖戀聽。林祖戀聽完後説，“這下完了”。

“首先，你們憑什麼代表村民？自己站出來的，談得好村民沒意見，談得不好村民就不承認你們是代表了。其次，你們知道怎麼跟政府談，談什麼，你們都想好了嗎？”林祖戀説。

林祖戀為人和善，講話速度不快，一派忠厚長者風度。但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他卻十分清醒。

參與談判的村民代表回到村裏，很興奮地告訴他，談判很成功。但林祖戀認為，那都是些無法兑現的空頭承諾。“村民代表提出了三個條件，土地清償、賬務清理、罷免村委會，政府都答覆了。但是怎麼清償土地，怎麼清理賬務，你們懂嗎？你們手上有依據、有材料嗎？都不懂，只能聽政府的調查結果，也沒説什麼時候給結果，這算什麼談判結果？”

之後，在林祖戀的主持下，村民們重新推選了代表，與政府再次談判。

此後，林祖戀便捲入了“烏坎事件”，並一度被指為“幕後黑手”。但林祖戀表示，當時希望他站出來的，不僅是烏坎村民，還有當地政府。

“9·21”之後，原來的村兩委被推翻，烏坎實際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村民與當地政府陷入對立的僵局之中，互不信任。村民希望能找到人出面與政府交涉，政府也希望找到一個能夠號召村民的人來協調解決問題。最後，這個擔子落到了林祖戀身上。

閒居在家20年之後，林祖戀就此“出山”。

2012年1月，林祖戀被省委工作組任命為烏坎村黨總支書記，3月，在村委會選舉中高票當選村委會主任。用村民的話説，林祖戀“當官”了。

土地與烏坎事件

當選之後的這一年，林祖戀過得並不平靜。很多事情需要他操心、處理，但最讓他撓頭的還是土地問題。

烏坎村人口約1.3萬，雖然在廣東並不算發達，但與內地的一般村莊相比，這個村子更像是一個小鎮。記者看到，村委會門前的村道兩旁商鋪鱗次櫛比，有菜場集市，還有一個邊防派出所。村裏設置有治安隊和環衞工人，也有外來務工人員，主要從事泥水工等重體力勞動。

烏坎基本沒有農田，除了已經建成的房子和一家工廠、一家度假酒店，其餘都是荒地。在村裏隨處可見被圍牆圈起來的土地，大則幾十畝，小則三五畝。

烏坎的農田只有一百多畝，因為烏坎人傳統上並不依靠種地生活，外出經商和漁業是主要收入來源。

烏坎的土地主要用來蓋房子，也就是宅基地，而烏坎在進入新世紀之前，土地並不缺乏，所以，烏坎人傳統上並不重視土地。

據記者多方採訪瞭解，烏坎被賣出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2005年之前，而當時的烏坎村民對此類事情並不在意。

“1995年之前，烏坎的土地一平方米才值幾塊錢，最多十幾塊錢。誰會在意？”一位村民表示，老村委賣地後，有時也會給村民補償，但錢很少，一般只有幾百上千元，所以多數人都不重視土地收益。

2000年後，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土地逐步增值，烏坎人對土地的態度也在變化。陸豐市的政府機關大樓及法院、檢察院等機關單位已搬遷至烏坎與陸豐市中間的位置。這意味着，陸豐市區在向烏坎延伸，烏坎的土地也在增值。

另一個使烏坎人重視土地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和宅基地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

與林祖戀一起當選的還有兩位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與洪鋭潮，均是上訪維權中的積極分子。2011年“烏坎事件”爆發時，洪鋭潮只有27歲。

作為烏坎的年輕人，洪鋭潮一直外出經商，前幾年外公去世回家奔喪期間發現，與他年齡相仿的年輕人都面臨着一個現實的問題：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但要成家立業就要蓋房子，村裏卻沒有宅基地批給他們了。

2009年，洪鋭潮加入了一個以烏坎年輕人為主的QQ羣組“熱血青年團”。他們討論烏坎土地中的貪污問題，並共享從不同渠道得到的證據。隨着討論越來越激烈，2009年6月21日，烏坎的年輕人開始參與土地維權上訪。除了洪鋭潮，還有張建城、莊烈宏等年輕人。

他們先到廣州，找省裏的相關部門，得到的答覆是越級上訪無效，應當逐級上訪。於是他們返回烏坎，先到烏坎村的上級政府東海鎮，再到東海鎮的上級政府陸豐市，逐級上訪。洪鋭潮説：“在‘9·21’之前，我們的上訪行動始終是和平理性的，沒有任何過激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從維權一開始，上訪的年輕人就一直主動找媒體反映問題，試圖通過媒體曝光來向政府施壓。“政府什麼都不怕，也不怕老百姓，就怕媒體。”洪鋭潮説。

根據村民提供的資料顯示，從2009年6月開始，烏坎村民一共進行了14次上訪。直到2011年3月14日，烏坎的上訪村民最後一次從廣東省信訪局歸來後，大家終於達成了共識：“上訪沒有用。”

為了讓更多的烏坎村民參與其中，在“熱血青年團”和楊色茂等人的發動之下，曾經和村委會發生過正面衝突的人，光明正大地走上街貼公告，宣佈要在9月21日自發召開村民大會，集體商討村集體土地問題。

2011年9月21日，超過2000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前往陸豐市人民政府上訪。由於對政府的答覆不滿意，上訪隊伍回到村裏時發生了打砸。9月22日，奉命前來烏坎維持秩序的防暴警察在整隊進村時，遭到村民的有組織阻攔，並在進村的路口設置了路障。經村民代表與政府派出的工作組協商，9月23日基本恢復正常秩序。

然而， 經過“ 9 · 2 1 ” 事件之後，薛昌治下的老村委無法再繼續工作，烏坎陷入“無政府”狀態。此時，德高望重的林祖戀成為了烏坎自治組織的精神領袖，也成為了烏坎村務的實際決策者。

在兩個月的等待之後，政府承諾的土地和財務清查工作始終沒有給出結果，導致烏坎村民於11月21日再次集體上訪，矛盾又一次爆發。

隨後，政府的態度轉為強硬，對維權積極分子發出追捕令，拘捕了洪鋭潮、張建城、莊烈宏、薛錦波等人。其中，薛錦波在看守所死亡。官方發佈的通知稱死於心臟病突發，而村民認為是被毆打致死，官民矛盾進一步加劇。

與此同時，陸豐市宣佈，對前烏坎村委書記薛昌、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陳舜意採取“雙規”措施。

12月19日，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宣佈，烏坎事件的處理由陸豐市（縣級市）上升到汕尾市（地級市）。12月20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在汕尾陸豐市的幹部大會上宣佈，省委、省政府決定就“烏坎事件”成立省工作組，努力解決羣眾的合理訴求，儘快恢復烏坎村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

此後，烏坎事件進入理性解決的軌道。2012年1月，維權的靈魂人物林祖戀被任命為村黨總支書記。3月，在國內外媒體的鏡頭下，烏坎村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林祖戀當選為村委會主任，楊色茂、洪鋭潮當選為副主任，張建城等四人當選為村委會委員。

在當時媒體的報道中，“烏坎事件”就此結束。雖然時任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2012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表示，沒什麼“烏坎模式”，只是按照國家的既定政策和法律法規依法處理，但海內外媒體仍然對“烏坎模式”讚賞有加，認為廣東創造瞭解決羣體性事件的“烏坎模式”。

林祖戀

新村委困坐愁城

在烏坎村委會的一樓，兩位副主任楊色茂、洪鋭潮共處一個辦公室。房間不大，只有一台電腦，楊色茂不太會用電腦。村裏的人進進出出，有來辦事的，也有路過進來張望的，看到有陌生人在，便笑一笑離開。

在2012年3月的烏坎村“大選”中，林祖戀毫無異議地當選為村委會主任，沒人與他競爭；有5位候選人蔘選村委會副主任，最後楊色茂、洪鋭潮勝出；18位候選人蔘選村委會委員，張建城、莊烈宏、孫文良、陳素轉4人當選。這7人組成了烏坎村新一任村委會，幾乎全是維權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但當選後的這一年，無論是林祖戀還是村委會其他成員，都過得很不輕鬆。其中，張建城已經退出。洪鋭潮也已有激流勇退之意：“我怕是等不到明年屆滿，就不幹了。”村委會大院門口的牆上貼着汕尾市市長吳紫驪發佈的公告。公告稱，已對烏坎村的土地進行了全面清理，收回土地1000餘畝。記者也看到，一些被圈起來的土地的圍牆上寫着“烏坎村集體已收回土地”字樣，落款時間是2012年8月。

儘管如此，村民們仍然認為土地收回的速度太慢，是政府在敷衍他們。在公告旁邊，有村民張貼了一張題為《駁汕尾市長吳紫驪》的公開信，對公告進行了逐條質疑。

幾位村民小組長對此事非常不滿：“每次上面下來的幹部都説，問題在解決。可是到底解決了什麼？我們要的是土地，都一年了，才收回了一千多畝，這算什麼解決？”

更加不滿的是村民。據林祖戀介紹，2012年3月新一屆村委成立，此後才過了三四個月，村民中就開始出現對新村委不滿的情緒。

2012年9月21日，“烏坎事件”爆發一週年之際，十幾位村民到村委會大院與村兩委爭吵，聲音太大，引起村民圍觀，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一度達到幾百人，經村兩委幹部勸解，才逐步散去。

至於已經收回的一千多畝土地該如何處理，也歧見紛呈。為了統一意見，2012年12月28日，村委會主持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進行討論，但是吵了一通，不歡而散，會議無果而終。

除了村民，對村委會不滿的還有當初一起參加維權、但後來未能當選村委會幹部的人。洪鋭潮説，他能理解這種心態，“在他們看來，當初都是一起維權的，憑什麼我們當官了，他們沒當上？”

據記者在烏坎採訪瞭解，村民中的不滿來自多種力量，既有對新村委解決土地問題進展緩慢不滿的村民、未能當選村委會幹部的維權積極分子，也有老村委的支持者——林祖戀稱之為既得利益者。他們都在村民中傳播這種不滿的情緒。

毫無疑問，在村委會中，林祖戀受到的壓力最大。

“有人問我，你怎麼不去死？我説，我為什麼要死，死了能解決什麼問題？”林祖戀説，在這之前，他在村裏很受人尊敬，而這一年下來，他在村民中的威望大受損傷，甚至有村民認為，他和新村委的幹部已經被政府收買了，在出賣村民的利益。

村兩委同事中，對林祖戀不滿的也大有人在。

林祖戀告訴記者，同事們對他的指責，一是認為他不放權，什麼事都抓在手裏不放；其次是認為自己清高，給幹部們定的工資太低。

對於第一種指責，林祖戀滿腹委屈。“政府有事情要交辦，就是找我，村民有事情要辦，也要找我。他們都認為，我‘官大’，找到我比較容易解決問題。我有什麼辦法呢？”

當選後，林祖戀對村委會的人員進行了裁減，減少了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員，並對村幹部的工資做出了明確規定，每月都進行公示。現行的工資標準為：主任月薪1800元，村委會副主任、黨總支副書記月薪1700元，兩委委員月薪1600元。

但林祖戀實際上並未領過工資。

“當初的想法是，一方面幾萬塊錢對我來説不算什麼，我不差這個錢。另一方面是，我想向村民表個態，我當這個主任是為大家服務，不是為了謀私利。”林祖戀説。

面對同事的質疑，林祖戀顯得很無奈。他告訴記者，村裏的財務狀況並不樂觀。包括村委會幹部工資、治安隊員、環衞工人的工資，村委會每月的財政支出需要7萬元，但卻沒有任何穩定收入來源。過去的一年，這些支出由陸豐市財政借款100萬元給烏坎村，才勉強應付過去。

此外，還有包括烏坎港、村道、自來水工程等五大民生工程，都需要資金，雖有上級財政撥款支持，但仍有較大缺口。

“這件事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我的利益，現在也還是沒有我的利益，我為什麼要參與呢？”林祖戀説起來不禁有些傷心，“我都70歲了，身體也不好，何必呢？”

新村委焦頭爛額之際，既得利益者還在“攪混水”。

1992年，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成立，經營範圍包括“一次性土地開發業務”。之後，村裏的土地通過這個公司大量出售。1995年，由於海水倒灌導致土地鹽鹼化，村裏有700畝土地被村民放棄，這些土地被村幹部填上海砂變成宅基地賣給村裏的富人。而現在，如果按照村民的要求收回全部被出賣的土地，這些土地當然也在其中。按照林祖戀的分析，這些富人肯定不會束手就擒，他們在村民中散佈不滿情緒，使村裏處於動盪狀態，就沒人來收回土地了。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世界永遠是這樣。”林祖戀認為，最喜歡鬧事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弱勢羣體，而是到處傳播消息、煽風點火的既得利益者。真正比較貧困的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數”。

林祖戀和洪鋭潮都承認，他們在處理村務過程中，因為經驗不足，工作上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誰能保證自己不犯錯誤呢？”林祖戀反問記者。

 

 

 

   

 

 

 

土地死結

“烏坎事件”緣起於土地，這一年來，林祖戀和他率領的村兩委也主要忙於解決土地問題。

但烏坎村的土地問題錯綜複雜，並不容易解決。

首先，烏坎村到底有多少土地？這個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省委工作組認定的烏坎村土地數量為9500畝，但據林祖戀主持的調查得出的數據是2.1萬畝。林祖戀指出，他們的數據中包括了4000畝灘塗地，無法利用。

上述《駁汕尾市長吳紫驪》的公開信中就質疑道：“全面清理”一詞別説得那麼簡單，所謂的“爭議地”上的圍牆是否清理權屬和用地情況？鐵路南北是否屬於烏坎村？

其次，被此前的老村委賣掉的土地到底有多少？也是一筆糊塗賬。廣東省委工作組清查的結果是7000多畝，但村民認為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際上超過萬畝。因為在村民看來，除了土地權屬清楚的4000餘畝和無法利用的4000餘畝，剩下的都是被盜賣的土地，也就都應該收回。

再次，要把土地要回來，就要搞清楚，是誰買走了土地，而這方面的資料也難以尋覓。“我們當選後，就拿到一塊印章，其他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交接，村裏的檔案和材料都是我們逐步建立起來的。”洪鋭潮説。

在這些基本問題都無法弄清的情況下，要解決土地問題，顯然很難。

林祖戀介紹，目前矛盾比較集中的土地中，億達洲佔地和南海莊園佔地受關注程度較高，已經形成了初步解決方案。

億達洲佔地共835.83畝，已收回293畝，剩下的542.83畝中，75畝已收回，剩餘467.82畝。億達洲佔地後，並未用於開發，而是以土地為抵押向銀行貸款1.4億元，現已無法償還。因此，按照陸豐市的解決方案，剩餘土地由市裏統徵，再經過招拍掛的公開程序出讓，除償還銀行貸款外，將所得款項的15%還給烏坎村。

村民對這個方案並不同意，他們的要求是全部無償收回。“貸款還不還，村民不管，你徵的土地，原來的用途就錯了，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村民來負責。”林祖戀説。但對銀行來説，如果全部土地被無償收回，貸款由誰來償還？這亦是難題。

南海莊園的情況是，佔地515.71畝，其中的110畝為開發方非法侵佔。村委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已轉讓的土地不收回，但補償一部分出讓土地的差價給村民。對非法侵佔的土地，村裏收回所有權，再出租給南海莊園使用，南海莊園交付租金給烏坎村。

南海莊園位於烏坎碼頭以西，一面靠海，沿東海大道而建。記者實地探訪後發現，南海莊園分為深航海韻假日酒店和南海莊園別墅區。目前，南海莊園的別墅市價約每平方米5800元，整棟價值約200萬元。

一位業主表示，別墅已經全部售罄，但入住率極低，約八成都沒有裝修，目前處於閒置狀態。

該業主告訴記者，這塊地原先是荒地，人跡罕至，烏坎村民很少到那裏去，薛昌在任的烏坎老村委將其轉讓出去，經過2005年的一輪開發，這塊地才升值。近兩年來，經常有烏坎的婦女老人到南海莊園去鬧，聲稱這塊地屬於村裏，要還給烏坎。

除了外來的企業開發外，村裏的富人也買了地。

林祖戀説，他自己也買過兩塊地，“原來村裏搞工程，結果村裏沒錢付工錢，就用這兩塊地抵了，我知道後就買下來了。”

林祖戀表示，如果村裏形成了統一的方案，他願意把這塊地還給村裏。但問題是，並非所有人都像他這樣高風亮節：“人家當初也是花錢買的，地可以還，誰還錢給人家？”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許多村民要求對所有被賣土地全部無償收回，絲毫不肯妥協。正如一位曾經參加維權的村民所説：“如果村民想收回就收回，全國都這麼幹，那豈不是要亂套？”

而且，村民都有些急不可耐，不願意等待。“土地收回要依法依規，需要走程序，這需要時間，怎麼可能説收回就馬上收回？”林祖戀説。

在村民看來，不能馬上把土地還給烏坎村，土地權屬證明沒有辦好，就等於沒有解決問題，就是政府在敷衍村委，村委又來敷衍村民。“這樣拖下去，還會出大事。”一位年輕的村民説。

甚至有人懷疑政府是不是官官相護，沒有誠意為村民解決問題。他們認為，“烏坎的土地問題不僅陸豐市解決不了，省裏也解決不了，需要中央來解決。”

“這種極端的情緒完全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林祖戀説，目前烏坎土地問題的解決，必須依法依規，按照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在上級政府的支持下，逐步進行。“村民不信任政府，就很難解決。”

除了這些，還需要村委會的堅強領導。一位曾經在老村委工作過的村民認為，解決土地問題，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村委會在村民中樹立起了威信，“村民能聽村委會的，而不是什麼都懷疑、反對”；二是村民對土地問題不再那麼關注，讓村委會能夠有精力和時間從容地協商解決辦法；三是村民要肯妥協，肯讓步。

他認為，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更有村民指出，目前烏坎最需要的並不是土地，而是多方籌集資金，搞好民生工程，促進發展，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功過老村委

烏坎似乎還在經歷着反覆。經過一年多的“折騰”，村民中有些人開始懷念老村委。

“烏坎事件”中，村民指責薛昌和陳舜意把持村務三四十年，盜賣土地，任人唯親，是烏坎村的土皇帝，在媒體報道中甚至有“薛昌王朝”之説。

在“9·21”之後，原來的村兩委陷入困境，實際上已經無法繼續主持村裏的日常工作，政府曾有意調和，“給薛昌一個面子”，讓他體面地下台，但被村民拒絕。

2012年12月，薛昌、陳舜意及村兩委的其他主要幹部被調查，村務由各大姓中德高望重的人組成的理事會接管，“薛昌王朝”轟然崩塌。

2011年12月30日下午，廣東省烏坎事件工作組村集體土地問題專項工作小組、村財務問題專項工作小組、村幹部違法違紀問題專項工作小組向烏坎村民通報了第一階段的工作情況。據通報，已查實原烏坎村黨支部書記薛昌、原村委會主任陳舜意等人侵佔村集體資產的違紀行為，初步查實豐田畜產有限公司存在少批多用土地情況，發現烏坎村存在比較嚴重的財務管理問題，也發現一些村幹部違反財經紀律的線索。

2012年4月23日，廣東省工作組專項小組通報烏坎村原村兩委幹部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的調查處理情況，對薛昌和陳舜意予以開除黨籍處分，並收繳違紀所得款項。據林祖戀介紹，薛昌和陳舜意現在已經回到村中居住，兩人深居簡出，很少在村裏露面，村民也極少與其來往。

薛昌的家離村委大院約100米，傳説中 “烏坎皇帝”的房子看上去並不特別起眼，外牆也只是抹了一層土黃色的石灰，沒有貼瓷磚。但有村民指，薛昌在南海莊園購置了別墅，在外地也有房產。

村民還指出，在2012年3月之前，烏坎村的選舉都是走過場。“村民小組長拿着票箱，挨家挨户地去問，選這個人或那個人好不好？一般就都同意了。”

記者前往薛昌家裏探訪，但其家人以薛昌不在家為由婉拒採訪。

不少薛昌的老部下對他評價頗高。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老村委幹部告訴記者，薛昌身材高大，沉默寡言， 但在村裏威望極高， 在“9·21”之前，村民基本不敢冒犯他。

薛昌與村民的關係也甚為融洽。他有祖傳的跌打藥，村民中有跌打損傷找他，他都會幫忙處理，“有錢就給點，沒錢就不給，也無所謂”。

對於外界報道中説薛昌主持村黨支部工作40年，僅有黨員130餘人，且多為其親戚，這位前幹部説：“在這個村裏，親戚關係本來就很複雜，多少都會有點親戚關係，這很正常。至於説黨員人數少，如果不加入村委會當幹部，誰要入黨？”

在烏坎村，薛昌是典型的村莊強人，也是能人。他是東海鎮、陸豐市和廣東省的三級人大代表，曾在2005年被評為全國勞模。

網上一則2005年的公開資料顯示，薛昌提出“依港興村”口號，創辦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通過開發海水和灘塗養殖，發展養蠔基地，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2004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1.3億元，村集體經濟收入285萬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他多方籌資興建村基礎設施，村裏修築了水泥大道，加固了防潮大堤，建了自來水廠，村容村貌煥然一新。村支部多次被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文明村鎮先進單位、市先進基層黨組織、文明單位。

對於賣地，也有村民認為，這在當時是情非得已。“烏坎沒有什麼企業，怎麼發展？能想到的辦法只有賣地。不賣地，拿什麼搞基礎設施建設，改變村容村貌？正是因為賣地，才能搞建設。現在，附近很少有哪個村的村容村貌比烏坎好。”

上述南海莊園業主説，在20多年前，烏坎的荒地甚多，但基礎設施很差，路不通，水不通，電也沒有，“買來幹什麼”？找不到買家，薛昌到處招商，尋找機會，才將土地轉讓出去。

林祖戀也承認，現在有些村民認為：“老村委什麼都好，就是賣地；新村委除了不賣地，什麼都不好。”

一位參加了維權的村民甚至説，當初維權並不完全針對老村委和薛昌、陳舜意，而是針對他們錯誤的做法，但維權的過程中出現了村民被激進分子挾持的情況，才導致結果與初衷相背離。

他感慨：“再也沒有像老村委那樣內部團結、領導堅強的班子了。”

民主試驗田

2013年春節前後，媒體再度將焦點對準烏坎。烏坎的民主試驗已經進行一年，而結果似乎並不樂觀。雖然烏坎已經得到了民主，但舊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新的矛盾又在潛滋暗長。

當然，仍然有媒體為烏坎和民主辯護。在他們看來，烏坎的民主才一年，機制也不甚完善，還需要時間成長。

“媒體當初把我們看做一個民主的試驗，這個想法是錯的。烏坎雖然是一個小地方，但也不能拿一個地方當試驗品，這是不人道的！”一直説話不緊不慢、十分淡定地靠在沙發上的林祖戀突然坐直了身子，提高聲音、加快語速説。

據記者瞭解，烏坎的情況在潮汕地區有一定的普遍性，無論是大規模轉讓土地，還是選舉只是走過場，都是如此。烏坎與其他村的不同之處在於經歷了維權運動和民主選舉。

這給烏坎村和烏坎人帶來的變化滲透在每一個角落。

用政治學的術語説，“烏坎事件”之前，烏坎村處於威權體制之下，而“烏坎事件”就是烏坎村的民主運動，之後就進入了民主時期。

最明顯的變化是，烏坎人對“權威”不再低頭。以前，烏坎人看到村幹部都要尊敬三分，而現在誰都可以手指着村幹部的鼻子質問，土地為什麼還沒有收回來？

之前，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説話都很有分量，但現在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鬧事之後會對治安隊説，“你們算什麼？警察我們都不怕，特警我們也不怕”。

村裏的政治生態也發生了改變。

村民們認為，薛昌、陳舜意之所以能夠統治烏坎三四十年，主要得益於政府的支持。而現在，烏坎村的政治精英們要想成為村務的管理者，必須得到村民的支持。

這種規則的改變帶來的變化是，村民中建立威望的傳統方式被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能否找到一個動員村民的議題，併成功地使這個議題成為村裏的焦點問題。

在一些謹慎的村民看來，目前土地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烏坎的焦點，就是因為有激進分子在利用這個話題進行政治動員，以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保持村民對土地問題的持續關注，就能夠保證他們始終處於民意領導者位置。

這種動員還必須通過宣傳，得到更大範圍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這就需要藉助於媒體和網絡，而要爭取到媒體的關注，顯然是需要技術的。

洪鋭潮説，在“9·21”之前，他剛開始上訪的時候，就多次找過媒體，主要是國內媒體，但所有的媒體都拒絕了他們。“9·21”之後，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率先進入烏坎村採訪，緊接着是香港的媒體，再接下來，國內外的媒體蜂擁而來，最多時有近200名記者駐紮在村裏進行採訪。

他説，這一年裏，到烏坎村採訪的媒體記者有近兩千人。

在向傳統媒體求助的同時，還要在網絡上製造輿論，在村民中散佈消息。

對上了年齡的烏坎村民來説，這就是一道很難過的技術門檻。如現任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就基本不會使用電腦和網絡，雖然他頗通詩文，有時還會寫文言文，但要打字，仍然要請年輕人幫忙。而對洪鋭潮這樣的年輕人來説，網絡不僅不是門檻，反而是生活必需品。

民主也帶來了意料外的副產品。

因為村委會是選舉出來的，而黨總支委員都是由上級任命，所以村委會與黨總支之間存在矛盾。“村委會的成員，認為自己是民選上來的，而黨總支委員都是上級任命的，所以排斥支部的成員。”林祖戀一身兼二職，也就處在黨總支與村委會的夾縫中，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又增加了協調兩委關係的責任。

即使在村委會內部，因為每個幹部都是村民選舉出來的，相互都不服氣，也矛盾重重。

村民對新村委的態度也令人憂慮。在部分村民看來，之所以把他們選出來，就是為了要回土地，而不是讓這些人來管他們，所以很不服“管”。

有村民反映，目前的村委對村內的違章建築都無法控制，村民間發生糾紛，村委也沒有能力調解。“就村委目前的樣子，即使土地能要回來，如何分配和處置，也是個大麻煩。”

因此，有村民認為，目前烏坎最需要的並不是土地，而是一個在村裏有威信的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這個班子不可能通過選舉產生，最終有可能會重新回到由各姓氏中德高望重的人組織的路上去。

此外，目前烏坎村民中瀰漫着對政府不信任的空氣，甚至有些人有嚴重的對立情緒。“這可以理解，畢竟在維權過程中發生過沖突，有心理創傷。但這無助於解決問題。”林祖戀説。

經過一年的工作，林祖戀對民主別有看法。他認為，村民自治這個説法不科學。因為村裏至今沒有財政收入，“肚子都不飽，還能自治？”

同時，林祖戀認為村民自治必須堅持三個前提：堅持黨的領導，在法律的框架下，還要獲得上級政府的支持。

3月13日，全國兩會“期間”，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烏坎目前陷入困境的提問時表示，烏坎的民主選舉和經濟利益問題相關。因此民選村委會有利於經濟利益問題的解決，但由於問題的積累經過了一個過程，其解決需要醖釀協商，需要村委會的集體智慧和村民的參與支持。

烏坎的民主自治之路還長，而且，註定不會平坦。

（蕭武、唐逸如 報道；本文刊載於《社會觀察》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