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聽過北海油田，沒聽過撒切爾主義-王韜

撒切爾夫人無疑是英國歷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她長達十一年的執政歲月，無可避免地帶給英國許多遺產和烙印。然而無論是欺負一下偏弱的阿根廷（還算不上乾淨利落），還是她的政治手腕或者恢復經濟能力，並談不上比同時代的他國領袖更好。她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大約要算她親自實踐的俗稱“撒切爾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改革。

按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説法：國企、社會主義和工會是一切的罪魁禍首。國家對經濟調控，推進國家福利政策，對眾多行業實施國有化。正是這些政策導致了英國這個曾經的世界經濟強國迅速衰落，經濟在70年代陷入滯漲。

而撒切爾夫人的政策則是：推行貨幣主義政策，政府的開支、税賦最小化；實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政策；削減對經濟活動的政府管制和干預，將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最小化；削減社會福利制度。據同一批人的説法，英國是靠着撒切爾夫人推行這套典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改革方案，才走出滯脹時代，重新煥發活力與生機。

可是，歐美國家如今用這套藥方嗎？不，幾乎沒有照做的：歐美國家在經濟危機後都大力擴大公共開支，刺激經濟，以至於國債大增；美國實施增税減支，還被提醒經濟要碰到“財政懸崖”衝擊；幾乎沒有多少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的行動，反而許多銀行被國有化了；對經濟活動的政府管制，不僅不削減，而且還拼命加強監管；到處在號召製造業復興，主要是依靠政府幹預和財政扶持來推動。

實際上，面對70年代滯脹的歐美國家，無論有沒有大量國營企業，無論是不是高福利國家，無論之後是否進行了大規模國企私有化，都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陷入滯脹，也都在80年代中期油價穩定後走出困境。計量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指出，歐洲國家從滯脹中恢復過來的速度，與該國能源獨立性成正相關，而與該國實施改革的程度關聯性較小，能源越依賴進口的國家恢復的就越慢。我們就來看看“撒切爾主義”的真實面貌，以及中英兩國“改革”道路的差異。

時來運轉靠石油

撒切爾夫人的政策，對於英國的真實療效，爭議是越來越大的。其中不可否認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英國北海油田的石油。

在經過了無數經濟學家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之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承認，70-80年代的歐美經濟滯脹的主因，應當歸咎於能源價格，也就是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油價飆升所產生的的惡性“輸入性通脹”。

石油危機是中東政治因素引發的，國內經濟決策顯然難以預見和避免。在兩次石油危機時期，石油價格從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的每桶3美元，一路飛漲到第二次石油危機平息時的每桶34美元。這樣巨大的油價漲幅，怎麼可能不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英國在70年代的滯脹困境，是輸入性通脹導致的普遍滯脹的一部分。並非如撒切爾夫人所言，完全是社會主義、工會和高福利造成。

如果説英國在70年代陷入滯脹，是因為油價飆升導致的輸入性通脹，那麼走出困境的原因是什麼呢？觀察者網的讀者們如果對英國有所瞭解，應該知道，在撒切爾夫人上台之前，英國每年需要耗費巨資進口大量石油，歷任內閣都為阻止進出口逆差而煞費苦心。在撒切爾夫人上台時，英國北海油田在經過多年勘探和摸索，終於迎來了產量快速提升期——1978年北海油田生產的石油僅夠全國三分之一的需求，另三分之二仍需以鉅額外匯進口，而僅僅三年後的1981年，北海油田的石油產量增加了足足兩倍，不但能完全供應全國需求，還有富餘供出口，英國得以擺脱沉重的石油進口壓力，甚至獲得石油出口收入。

撒切爾夫人運氣確實好極了。隨着石油進口的急劇減少，英國結束了鉅額貿易赤字，1981年起，石油淨出口更為英國帶來了大量收入。輸入性通脹消失，通脹率自然也就下降了。

縱使1981年初有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改變經濟政策，但撒切爾夫人依然故我，終於堅持到了通脹率大幅下降。但這難道不是更多地歸功於北海油田產量大增，是機運與自然資源的天賜嗎？在下文中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是否同樣依賴於“幸運”。

1990年，當撒切爾夫人再來一次教科書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應對辦法，立刻為英國釀造了一杯苦酒——當80年代末英國的通脹水平又一次不可抑制的上升時，撒切爾夫人和1980年一樣，大幅加息至15%。可是這次通脹並非輸入性通脹，也不會再有油田增產自動解決問題的好事了。加息等一系列曾經“有效”的手段自然不再起作用，而英國實體經濟卻進一步受到打擊，再拖延也等不到通脹根源的自行消失。當撒切爾夫人被迫下台後不久，讓索羅斯和他的“量子”對沖基金一戰成名的“英鎊危機”爆發了，就連金融領域的列強地位都動搖了，不得不在之後好幾年裏看美國紐約和德國法蘭克福的臉色。

國企如果“一私就靈”就好了

英國工黨政府為了拯救英國的民族汽車工業，曾勉為其難地把大而無當的利蘭汽車集團國有化併為其輸血。利蘭汽車集團，是包括勞斯萊斯、賓利、蓮花、MG、捷豹、路虎等等上百個知名品牌抱團取暖的大雜燴。也許確實經營不善，國有化併為其輸血後，只能暫時阻止其立即破產，而不能讓其煥發新春，但這並不出人意料，因為誰也沒保證過“一國就靈”。

但撒切爾政府對其實施私有化之後，是否就“一私就靈”了呢？遺憾的是，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描繪的理論不同，現實的答案是“NO”！

進行私有化後，它們的命運並不是復興，而是不斷的分拆、轉賣、分拆、再轉賣。英國政府反而不得不付出越來越多的補貼和進行越來越多的干預，促使私人所有者不要只帶走品牌和技術而關閉在英國的工廠，這完全違背“對經濟活動不搞政府幹預”的“小政府原則”。英國汽車品牌，在一個又一個姓私不姓國的新主手中漂泊，最後中國都撿幾個到手裏（例如路虎和MG）。最終，百年老店都歸到了外國巨頭旗下，再也沒有什麼英國可自豪的民族汽車工業了。

你很難想象，如果哪一個中國領導人廣泛而徹底地把一系列企業賣掉，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會變成什麼樣子。相反，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電信、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船重工中船集團、中航工業集團航天科工集團、一汽上汽汽車集團等數以百計的保障了中國持續穩定發展的中國國企，當他們在80年代獲得更多的資金注入而全力成長的時候，同一領域的英國國企，不論效率高低盈利與否，都被撒切爾政府徹底賣了個乾淨。

國有化不一定能保證工業的興旺發達，但全面私有化更加不能。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曾長期作為世界工業強國之一。當中國十年如一日的利用石油出口收入購買設備，建設更新更好的工業企業，全力發展製造業，提升中國工業水平的同一時期——英國撒切爾時代，即便是擁有了北海油田提供的如此有利的條件，卻未能抓住機會實施工業復興，反而加速了去工業化、實體產業空心化。本可以復興英國實體經濟的有利條件和寬裕收入，結果僅僅養肥了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們。

以至於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英國GDP全球排名，竟然被意大利超過。這裏展現出了歷史的諷刺，意大利沒能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在90年代中期被忽悠的跟着搞起了“撒切爾主義”，將大批國企私有化之後，經濟增長變得乏力了，GDP全球排名重新往下掉落，最終落到了今天這般被嘲諷為“歐洲五豬”的地步。

幸好，中國對大型國企和關鍵領域國企的扶持和保護從未停止，對它們進行了不斷的投資升級和注資拯救。每年中國都向中國國企投入鉅額的技術改造資金，並將可支配財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到工業化建設。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大多數國有企業的技術水平僅相當於美國的50年代水平，若是一賣了之，全都不存在生存可能性。同樣，在金融行業，對四大國有銀行進行了持續扶持，投入資金進行注資和剝離不良資產，其結果不僅獲得了更大的回報，保證了億萬儲户的安全，保證了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安全，也使中國的銀行成為全世界少數幾個非列強國家的世界級大型銀行，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非但沒有崩潰，還能為中國經濟復甦提供了有效的融資保障。

英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從撒切爾夫人執政前的4.3%，一路下降到了3.6%。究竟能否稱之為成功的榜樣，只能是見仁見智了。但“撒切爾主義”能忽悠住了從西到東幾十個國家，並讓這些國家吃錯藥，吃的比英國經濟更困頓、比英國工業更殘廢，這應該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偉大成功吧。

非“新自由主義”的英國撒切爾時代與非“新自由主義”的中國鄧小平時代

有一個事實，或許會很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奉者傷心。撒切爾夫人的第三次大選獲勝，主要支持力量是那些獲得大量財政補貼的行業的從業者，特別是那些農業區選區，由於獲得了鉅額農業補貼而熱情高漲的支持者。財政補貼是最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行為，若沒有這些財政補貼，撒切爾夫人和她的保守黨或許早就被選民趕下台了。

撒切爾時代的大多數私有化，其實既沒有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沒能達到提高企業效率、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的目的：如英國電訊，在私有化後，各種服務價格立刻上漲了兩三倍。政府不得不進行拿出比私有化之前更多的財政補貼，去定向扶持地區性專業性通訊公司參與競爭，以改善服務質量。另一方面，還不得不採取（根本上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的）最高限價等行政干預政策。這才讓英國電訊服務價格“降”了下來，在漲價三倍後再降價三分之一。

以財政補貼等形式，選擇性支持部分企業，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説，難道不是最粗暴的、最嚴重的、最不合理的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何況補貼和干預換來的是漲價與低效率企業，改革的初衷，應該不是把政府和國民都當“朝三暮四”的猴子來耍吧。

由於私有化之後財政補貼實際上還增加了，政府的開支最小化這一主張實際上根本沒有做到。雖然撒切爾夫人表面上降低了最大邊際税率，但40%的税率依然高的要命，更不用説她後期強行推行的人頭税政策，對中低收入者的實際税率高的驚人！撒切爾時代的改革，與其説是某種主義的“典型”，還不如説是混亂和拙劣。

有些西方人喜歡把鄧小平、里根與撒切爾並稱。然而一方面，中國道路與新自由主義無關，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像英國表現得這樣拙劣，還能自吹自擂、掩過為功。中國，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着石頭過河。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堅決而嚴厲的維持各方面的全面管制和政府幹預。開放外商直接投資時，也是在仔細控制下，圍繞中國工業發展需要和獲得先進管理經驗來展開。當管理權限從中央政府下放給各地方政府後，政府管制實際上更為加強了，地方政府可以有選擇地直接而且深入的干預轄區內的一切經濟要素，無論國有企業或是私營企業，以各地方政府為市場競爭核心的所謂“諸侯經濟”——數百個地方政府作為同等的自由競爭參與者，每天都在市場竟爭中互相搏殺、進化，並提升政府和企業的效能。

其它的不同就無需多説了，比如工人的工資獎金迅猛增長，享有的各種福利也高速增長，從7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這與瘋狂壓縮工資福利的“撒切爾主義”全然不同。80-90年代，中國教育投入每年都高速遞增，普及六年制義務教育，進而實現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撒切爾政府則砍盡各種教育經費，從小學生的牛奶到大學生的實驗室經費。倘若有上文所述種種差別，還能將鄧小平定義為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右派政治家，那隻能説完全是基於斷章取義的偏見或別有用心。

在摸着石頭過河的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國從來沒有迷失過自我，也沒有失去“政治自覺”。將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這一目標作為發展的核心，是歷代中國領導人一貫堅持的中心目標。不管是凱恩斯學派還是新供給學派，都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只是許多件工具中的一件，而絕不是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的終極目的和意識形態，也不應是任何中國人的的終極目的和意識形態。

最後，關於撒切爾，我們無需讚美，也不需懷念。她的“撒切爾主義”，中國過去從未上當，今後也只要冷眼旁觀，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即可。即便對大部分英國人來説，她都不是什麼美好回憶，中國人更不要多湊熱鬧，對於被撒切爾夫人取消了港人居英權，流亡英倫亦不可得的某些香港人來説，更不應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