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論壇顯示媒體經濟學家遠遠落後於現實-陳平
**觀察者網：**這次博鰲論壇比較意外，被邀請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顯得比較孤立，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其實主要是經濟領域的實幹家，包括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都反駁了部分中國經濟學家關於改變國企產權的高談闊論。在這裏，我們想請您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談談為什麼出現這個現象。另外，最近我們網站有文章批評“偽經濟學已經成為改革的阻力”，也想請您來談一談，經濟學到底有沒有真偽這回事，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陳平：**第一，這次的博鰲論壇開得很好，但是隻有一個反常現象：博鰲與會的中國領導人在理念上走在了中國經濟學家的前面。我對習近平的演講評價很高。大家會習慣性地認為：知識分子或者學者，看問題應該走在政治家前面，替執政者做研究諮詢，提出好的建議讓他們選擇和參考。**但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如果就從博鰲論壇來看，中國的領導人已經在與時俱進，但是中國媒體上熱捧的那些專家則是遠遠落後於現實的。**這是什麼問題呢？我覺得這不是知識分子的問題，實際上是媒體的問題。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很多學者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根據中國一些論壇上的情況，比如亞克力論壇、博鰲論壇等等，還有更主要是在新聞媒體上——畢竟人由他們自己選擇的——發言的中國經濟學家其實不代表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而這些人總是在老生常談，所以我認為這是論壇組織者思想上的落伍。
另外把這個話題變一下，因為經濟學有一個特點：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從來都是眾説紛紜、差異巨大；但是經濟學界有眾多的國際會議、國內會議討論；在那裏，學界在研究水平方面是有共識的——哪個問題誰有研究、誰有實實在在的新觀察、新的想法、誰是與時俱進的等等。在西方，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西方經濟學家對自己的反省批評也是非常厲害的，包括一些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對自己過去盲目相信新自由主義那一套都有反省。但是如果你看在中國媒體上經常出現的一批媒體經濟學家，那就完全仍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等“老三篇”。
**觀察者網：**媒體經濟學家這個詞用的好。
**陳平：**他們基本上是落伍於時代，跟現在的研究沒什麼關係，跟現在的世界大勢也沒什麼關係；這反映的是媒體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比如説這次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呢？是金融寡頭壟斷。在G20 峯會的討論會上，我就曾在發言中指出，這就是金融寡頭在壟斷的背景下過度投機造成的；而走出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應該是建立國際金融反壟斷法。在我的發言結束之後，西班牙、巴西的前總統和新加坡的前外長都走過來跟我握手談話，支持我的觀點。改革經濟學的規範。上述內容，我在歐盟、日本講過，在國內也講過多次，但是在國內媒體上根本沒有反應。為什麼沒有反應？因為主流媒體不喜歡。其中道理我認為非常簡單，就是現在的中國媒體商業利益化了，商業利益化的媒體利益驅動就和西方媒體一樣了——賣醜聞，靠極端言論吸引眼球。現在紙媒和網絡的競爭非常激烈，越是炒作極端觀點、醜聞，它比嚴肅地討論調查事實、討論觀點的媒體賣錢要容易的多。
媒體上在熱炒言論自由，可是你知道在現在西方，小學、中學的老師最頭痛的是什麼嗎？現在西方那些學校——注意，這裏並不是指貧民窟裏的學校或者其他條件較差的學校——比如我的孩子曾就讀的屬於高科技園區的學校，那裏都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吸毒、大量學生亂倫。而這些問題，包括色情新聞、校園暴力文化的泛濫，很大程度上是媒體造成的。美國最高法院對色情媒體不加控制，卻把監管的權力交給家長——所以現在銷售的電視機上都設計了“兒童鍵”；但同時，家長和孩子的衝突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以致最近有孩子射殺母親的慘劇出現。更重要的是單身母親在當前日益惡劣的經濟環境下，不得不在下班之後尋找第二職業才能養家餬口，所以根本沒時間照顧孩子，而學校放羊孩子機會沒有作業，大量無所事事的課餘時間加上色情暴力文化氾濫所以導致美國的青少年問題非常嚴重。
此外，你説我們這些科學界、教育界、工業界、法律界的人有言論自由嗎？沒有。我們任何東西的發表，都需要有文獻綜述、創新性的證明、並且經受實踐的檢驗，這就需要多少工作？怎麼可能在媒體上信口開河呢？所以，把言論自由當成普世價值，還要包裝成“憲政夢”來推銷，我認為只是代表了少數媒體利益集團的利益，不代表科教界、企業界的利益，不代表中國老百姓的利益，特別是不能代表父母、家長和孩子的利益，沒有自律的媒體將成為公害。實際上**，即使美國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討論經濟社會問題，都必須平衡報道不同意見的專家的意見。沒有什麼媒體經濟學家，可以對任何問題發表沒有深度的意見。**
**觀察者網：**陳老師，我們還想了解一下，荒誕經濟學的傳播僅僅是媒體造成的嗎？有的理論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條，在第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傳播途徑是不一樣的。比如在撒切爾時代，儘管她很有意識地推崇這樣的教條，但也不是藉助媒體的力量；用大衞·哈維的説法，當時的策略實質，就是統治集團在面臨危機的時候通過私有化，重建特權階級的利益，壓制底層人民。他們當時對新自由主義信條信條採用的是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背後有一些結構性的因素。
陳平：經濟學是有問題，但是西方經濟學的問題可以清楚地歸結為學派之爭。例如，撒切爾夫人推崇的是奧地利學派，里根是供應學派，奧巴馬在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搖擺。不像中國的媒體經濟學家，你完全看不出他們的分析基於哪個學派。這次金融危機暴露出實際上問題最大的是英美的主流經濟學的問題在學術壟斷，尤其是英美所推崇的所謂“雜誌排名”，遭到歐日經濟學界的強烈反對。實際上，在過去自由化的三十年裏，英美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他們“不喜歡”的經濟學派都打成異端經濟學，並把他們邊緣化了。在這個“異端經濟學”的名單中，既包括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創新經濟學、依附理論，也包括演化經濟學，還有奧地利經濟學、熊彼得學派。上述學派全部被邊緣化了。並且，在西方社會科學界對經濟學批判最厲害的當屬人類學和社會學；而人類學和社會學都在與時俱進：因為它們要去調查具體問題，比如社會學要研究種族、吸毒、移民、腐敗等等，人類學要調查落後民族怎麼發展文化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學所忽視的，所以經濟學都把他們邊緣化了。當然，這次金融危機對主流經濟學的打擊非常沉重， 對此我也專門寫過文章，介紹國外經濟學家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早而在金融危機之前，法國發生過學生運動，他們要求反對那種自我封閉的、沉悶的“自閉經濟學”，這一思潮後來波及到英國、也衝擊到哈佛，但是在美國主流校園裏沒有形成氣候。2011年接着一些網上雜誌以及世界經濟學會（WEA）誕生，辦起3家網上雜誌，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學會，其目的很明確，就是挑戰主流經濟學；在金融危機之後以歐洲為主、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包括美國）的上萬名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我也是創始人之一，中國經濟學家參與的不少，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沒有報道。
連續這幾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中，主流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都在反思經濟學的規範必須變革；比如我就應邀去參加了演化經濟學的討論，並擔任總評論人審。現在，包括熊彼得經濟學在內的各個流派都在討論反思主流經濟學的問題，而這些反思領先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許多。中國現在也有演化經濟學會，但是他們的活動條件非常艱難，只有浙大、人大、雲大的幾個老師在堅持，一個原因是就是中國教育部採用了美國的學術標準，要把西方主流經濟學雜誌上的排名作為國內提拔教授副教授的依據。所以，現在那些總結中國經驗的、引進所謂異端經濟學的，也就是批評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人所做的創新性工作在中國也被邊緣化了，而且被邊緣化的比在美國還厲害。因此，出現那些不研究的、不與時俱進的的媒體經濟學家，在博鰲那裏拿着主流的信條做大棒子揮舞的狀況也就不難理解了。根子在所謂的“國際接軌”，實質是西方中心論否定中國創新論。
現在的中國媒體是同西方掛鈎，教育部的學校排名也是依照西方標準。如果僅僅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樣還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就是嚴重的錯誤。這樣造成那些在中國進行了成功實踐的企業家、幹部、農民所創造的經驗，在中國大學裏不受重視，並且還受到批判，而且正是受到“華盛頓共識”的批判。反而是那些來自英美的、在中國工作的記者為我們總結出了“北京共識”，並且在拉美、歐洲和日本受到熱烈歡迎。**西方的經濟學家、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對中國都十分佩服，但是在中國經濟學家的口中都是隻有中國問題、沒有中國經驗。**而所謂的“中國問題”，我認為也是全世界的問題；比如我前面講的：中小企業銀行貸款的問題西方解決了嗎？沒有，否則金融危機也不會出現，就業問題不會出現。
**中國的長處，是幹部們在實踐過程中的創新，因為他們是“摸着石頭過河”，並且做的不好就會被淘汰，因此水平提升的比學界快——因為學界地位的提升是按在主流媒體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的，像我這些都是少數派；但實際上少數派才是真正有國際市場的。**看看在論壇、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那幾個媒體經濟學家，有幾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被邀請去報告他們的成果？
**觀察者網：**因為他們講的內容本來就是從西方過時的信念，即使西方主流媒體也開始批判，再販賣回去誰要聽？
**陳平：**我建議中國媒體採訪經濟學家時要先問幾個問題：你的專長是什麼領域？有什麼貢獻？你對現實問題的研究有什麼創新？理論上？模型上？還是案例上？調查上？你們觀察者網在新聞方面也做的很不錯——要讓其他媒體意識到，只談主義、不談問題，脱離中國的現實、也就脱離了世界的現實。
仔細分析，中國的學術界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學科眼界、所在行業以及利益集團的侷限，因此反而不如中國的領導，他們在其政治生涯的輪換過程中反而有廣泛的觀察。在這點上，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過程，不是智庫、智囊走在政治家前面給他們提供建議參考，而是學者在追趕政治家的實踐。實際上，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的教育體制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全盤西化，而總結中國經驗的人還是處於少數派的狀態、沒有成為主流，所以才會出現“中國的論壇被一邊倒的“西方中心”輿論所統治，反而是外國人來教訓中國人怎麼理解中國經驗”，這樣很諷刺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不等於中國的教育界、中國的經濟學家沒有進步，也不等於西方的經濟學家沒有反思，而是中國的媒體、論壇的組織者遠遠落後於中國和西方的形勢，他們應該接受再教育。
**觀察者網：**聽起來，一方面學界已經形成了一些有質量的專業共識，但是沒法通過媒體發揮影響，另一方面，從國家領導人到基層實幹的企業家和幹部，通過實踐來學習，比經濟學家更與時俱進。那麼中國政府是已經清醒了還是只是在清醒的道路上？
如果説中國的實踐者沒有走這一套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簡單套路，與此同時媒體的荒唐言論又這麼強大，那麼能否判斷一下媒體的這些言論對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傷害？
**陳平：**我認為中國媒體的最大傷害是搞亂現在年輕人的思想。根據我在全世界的觀察，中國是這三十年裏是世界上生活改善最快的地區；並且我認為這種改善是覆蓋全部地區的，包括貧困地區的農民，除了生態惡劣地區之外，都有一百到兩百平米的住房。很多農民都有兩套住房，除村中的一套之外，他在縣城裏面還有一套房子；而如果打工的收入足夠高，甚至他可以在上海郊區購買住房。實際上，中國的居民自有房屋率已經超過西方，甚至是瑞士這樣的富國家。但是中國人的攀比心理非常嚴重，通俗來説就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特別是罵政府；**在中國有種非常奇怪的思維：賺了錢了就是我個人的聰明、運氣好，賠了錢了都是政府的責任，甚至股票投機失敗都會罵政府。**這在西方股票市場怎麼會出現呢？而這種心態，歸根結底媒體輿論要負很大責任，是他們把所有問題都歸結於政府，所有成果歸之於市場，這是市場宗教而非市場科學。
不過媒體也有其建設性的作用。比如，中國政府官員受到的壓力之大，我認為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這樣看來，我交往過中國的縣級幹部、地市級幹部，其執政能力遠遠超過美國總統；他們中有能力的人成千上萬，根本不像那些西方選舉產生的政治家，説起來漂漂亮亮，但在做起事來卻一籌莫展。
我整體而言中國媒體的問題還是比美國媒體要好得多，至少教育功能大於色情公害。現在中國年輕人眼界比以前寬，他們中走出國門開闊眼界的人多得是。我經常對年輕人説，誰要是覺得外國好就趕緊出去。現在不是中國有很多人移民嗎？我就説，移民到國外你才會更愛國，移民到國外你會發現西方真正的面貌：你想賺錢賺不着，但苛捐雜税卻讓人多得受不了；如果賠錢，在弱國還沒有政府保護；而中國人出了事、遭遇了搶劫、暗殺，中國的使領館馬上會提供幫助——有了這樣的經驗，你才會知道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你有沒有好處。當初香港迴歸前夕，有一大批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許多人如今日子不好過，又搖身一變成為外資來中國投資了，為什麼？中國經濟成長空間遠高於西方，在中國錢好賺的多。
相關閲讀
陳平教授近年重要國際會議的講演記錄：
2012年7月2日，國際熊彼特學會雙年會，特邀主題講演，“代謝增長理論：學習競爭與大國興衰”，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國際研討會議題《亞洲崛起的原因和影響》。陳平提出技術和知識的新陳代謝模型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內生增長論的知識積累模型，並用來解釋東亞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衰落，引起演化經濟學界元老們的關注。
2012年5月5日，墨西哥城G20峯會預備會，《未來的就業》專題研討，參加者包括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勞拉-泰森，美國前財長薩默斯。陳平的講題是“金融不穩定性，技術興衰，和就業政策：一個非均衡的視角”。發言正面批評克魯格曼與薩默斯拒絕拆分金融寡頭的嚴重後果，獲得巴西前總統、西班牙前總統、和新加坡前外長的支持，也引起勞拉泰森對陳平研究的經濟複雜性問題的興趣。
2012年1月7日，美國演化經濟學會（AFEE）2012芝加哥年會，專題研討《大危機與經濟理論的未來》，陳平擔任總評議員作了總結髮言。
2009年5月14日，羅馬 GN影子峯會，與會的有世界銀行，歐洲央行，和多國央行與國際組織的官員與經濟學家。陳平應邀作了題為“內生經濟波動的中觀基礎與穩定動盪市場的競爭政策”的發言，用數據與模型證明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明確建議設立國際反壟斷法，拆分國際金融寡頭的政策建議，引起與會者注意。
2008年11月14日，美國《經濟學家爭取和平與安全組織》於紐約新學院大學在G20峯會前夕舉行的，為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建言的國際高層研討會，主題為《金融危機，美國經濟，與新政府的國際安全問題》，陳平做了題為“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基於經濟複雜的新思維”的發言，建議美國學習中國經驗，包括：先增長後改革，拆分壟斷寡頭，發展混合經濟等政策，引發熱烈討論。
2008年6月12日，歐盟《規範轉變》國際研討會，布魯塞爾，陳平應邀作了主題發言：“從有界理性到經濟複雜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侷限”，引發熱烈討論。
2007年9月23日，日本演化與制度經濟學會鹿兒島2007年會，陳平作2小時的特邀報告，題目為：“均衡幻象，經濟複雜和經濟分析的演化基礎”。陳平的研究結果系統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體系，先後挑戰了6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包括計量經濟學的Friedman外生貨幣模型，Frisch 噪聲驅動週期模型，Lucas 微觀基礎與理性預期模型，Coase 零交易成本世界，Black-Scholes 期權定價模型，Granger 的一階差分濾波器，以及Arrow 的幹中學的知識積累模型。
陳平教授工作經歷：
1968年至1974年，任成都鐵路分局電工。業餘研究理論物理，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史；
1974年至1979年，任中國科學院合肥等離字體物理研究所實習研究員，研究受控熱核反應。
1978年，被借調籌備全國科學大會工作，開始參與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討論；
1979年至1980年，作為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研究生，參與農業政策改革的討論和人才學的研究，被聘為安徽省政協特邀委員；
1980年秋，赴美國作理論物理學的研究生；
1981年起，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德克薩斯大學普里戈金教授研究非平衡物理學、非線性演化動力學、與複雜系統科學；1985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的經驗證據；
1988至2002年，先後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里戈金統計力學與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研究科學家；
1988年至1989年，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第三屆會長；
1988年至1994年，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1999年至今，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4年至今，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0年起，被邀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員。
陳平教授目前為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兼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複雜量子系統中心客座研究員；南開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兼職教授；被聘為社會勞動保障部、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市政府、安徽鳳陽縣政府的專家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