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在新加坡學不到未來-魏峯
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唯一華裔佔多數的國家，再加上陳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華僑遺澤，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它有過特殊關注。自獨立以來，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第二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去年人均GDP達5萬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確實成績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政局相當穩定，被稱為威權與市場的完美結合範例。於是，無論海內海外，許多輿論都聲稱，新加坡與中國的體制接近且更為完美，最適合中國參照模仿。眾多中國官員紛紛赴新加坡留學，學習執政經驗。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萬名中高層官員去過新加坡。但是，他們能學到什麼呢？
不必羨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經濟成就。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但是，新加坡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國，面積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300萬，還不到中國一個較小的地級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早在獨立前就是整個東南亞經濟的中心樞紐，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基礎設礎，甚至超過歐洲的平均水準。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過去是一個既落後又孤立的破敗城市，純粹是為了樹立家族獨裁的神話。獨立後新加坡擺脱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制，人民習性勤勞，又沒有偏遠地區需要扶助，不出現經濟騰飛恐怕才是奇聞。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説，根本就無法學習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單純的城市來比較，深圳在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現在已是現代化的特大城市，發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數倍。無論比哪方面，深圳經驗都遠比新加坡經驗更加輝煌，中國官員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説這種理論爭論還比較空泛，眼前還有更實實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説，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是4萬美元。
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不否質疑的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
新加坡的社會政策學不了，也不能學
新加坡公認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組屋——即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核心的住房政策，這也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在經濟和社會因素上的最關鍵原因。
但這套政策別人也很難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強制徵用土地的法律，開始時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到1985年，僅建屋發展局就已經擁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資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開始按市場價格向原主人提供補償（這裏的“市場價格”仍是隻指徵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狀況變化導致的升值不予考慮）。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財力大規模建設組屋的關鍵，而只要看看我們國內主流媒體對於“釘子户”們的無條件支持，就能想見，中國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話，會有多快就被唾沫星淹沒。
如果説住房政策還只是很難學，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學，也不應學。
李光耀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和人民行動黨一直掛在嘴上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新加坡變成一個高福利國家，絕不能讓人民偷懶。如果僅僅是反對歐洲式的高福利，這話當然不能説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則是政府不為基本的養老、醫療、失業及救貧保障花一分錢。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水準，新加坡卻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齡以上的老人要工作餬口，而且往往是從事體力勞動才能養活自己。2012年一位80歲的老人在做清潔工作的菜場裏猝死，震驚全國，但新加坡政府卻依舊毫無反應——累死老人本來就是新加坡財政得以維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加坡唯一覆蓋大多數國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積金，相當於他國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所有社保項目的總和，但與其它國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積金要由個人繳納大頭，一般佔工資的20%，而僱主繳納的比例大多隻在13%-15%間。以上海作為對比，同樣的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18%，而僱主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對公民是沒有救濟幫扶責任的。
這些難道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的未來方向嗎。
**至於在勞資關係和財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從來赤裸裸的完全傾向於僱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歐美大多數國家，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問題解決的比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實在太小，抬抬腳就能到物價較低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消費娛樂，甚至看病、養老，對於大多數身處中下層的新加坡人來説，這個“第一世界”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新加坡的“廉潔牌”很虛假
對於“新加坡模式”來説，新加坡的廉潔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也一直以此誇讚自己的操守和能力舉世罕見。應該承認，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對中下層公務員的管理，有着相當出色的一面。嚴格的職權劃分，清晰的辦事流程、詳細的法律規章，加上超級優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讓這些老百姓最經常接觸的政府人員，既難以貪腐索賄，也沒有多少必要貪腐索賄。這方面的經驗確實值得學習和借鑑。
**但是，對於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真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動黨高層來説，所謂的制約制衡幾乎完全就是裝裝門面。**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親朋，早就完全佔據了新加坡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關鍵職位，幾乎整個國家實際都已經是他們的，個個可以完全合法的大發其財。用拙劣的手段貪污一點小錢，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罷了。
就以吳作棟為例，他任總理時的年薪是一百多萬新元（600萬人民幣），還自稱因為只有這份收入，所以自己實際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之一，但他太太陳子玲的一次無心之語卻把他家的實際財力水準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機構全國腎臟基金會NKF，爆發主席杜萊（Durai）濫用善款醜聞，此案堪稱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過杜萊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給自己發高薪和各種奢侈享受。陳子玲是NKF當時的三位名譽贊助人之一，但她在親自聽審後卻公開表示杜萊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並無其它不妥，還向記者發表了一句著名的話，大意是象杜萊這樣掌管機構千萬財產的人來説，年薪60萬新元（超過300萬人民幣）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將相當於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隨口比喻為一粒花生，可以想見對於人民行動黨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説，正式的“養廉”高薪到底是個什麼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權限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於與人民行動黨關係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只要知道公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後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接受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説，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大門
事實上，由於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律，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語涉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准問，不準談，更不準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萊，直到醜聞爆發後，新加坡精英層還堅持他行事雖有不當，但絕無違法行徑。可由於他名聲已經太臭，公憤遲遲難以平息，最後終於失去了高層保護，結果略一調查，馬上被查出了原來早就利用職權，在工程發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賄賂。新加坡幾十年來所謂著名反腐大案，幾乎無不是這樣的模板——原來被吹噓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層的庇廕，立即就被發現原來是隱藏極深的大腐敗分子。成為媒體吹噓不論任何顯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點腐敗的新證據。
當然，對於一般的中下層公務員們涉嫌腐敗，反貪局和其它機構的調查積極性和力度確實可觀，這種貪腐等於是家奴在偷竊和破壞新加坡統治者們的私產，當然要從重從快的嚴懲不貸。
新加坡的政治沒有任何借鑑價值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體制，一般被認為是在西式選舉民主制下實質威權化。偶有學術爭論，也無非是探討民主多一些，還是威權多一些。
在筆者看來，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談。新加坡的政治實質，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利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絕對統治地位。人民行動黨不僅利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在規則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對派的獲勝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為人不齒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甚至將其重要人物直接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這些準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於：
1、設置集選區，不斷變動選區範圍，分化反對派的支持羣體；
2、只設置極短的競選時間，劃定極小的範圍和方式，讓反對派沒有時間和渠道，與選民接觸交流；
3、嚴格控制媒體，只傳遞對人民行動黨有利，於反對派不利的信息；
4、強制在本區投票，在選票上設置號碼，與選民對應，向選民施加心理壓力；
5、以房屋翻修先後次序等政府資源，威脅利誘選民；
6、利用警察、税務等強力機構，整治反對派人士，威脅潛在反對者；
7、控制法院，濫告“誹謗”，判罰鉅款，將反對派領袖和骨幹整垮，威懾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評；
8、動用內安法等殖民時代留下的嚴苛法令，直接將摧殘對手的身心。
這些，哪一項都與中國現行體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與共和國幾代領導集體遵循人民的共同意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馳，哪裏有半分值得參考、借鑑的價值。除非中國的官員想建立一個為統治而統治的極權國家。否則完全沒必要去進口這些二手的殖民地鎮壓經驗。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確保政權，其很多所作所為，即使放在文革裏比較，都會讓人覺得觸目驚心，難以置信。西方把他們的體制説成與中國現在相似，甚至引誘、鼓勵向其學習，用心用意其實是非常惡毒的，一旦中國入套，承認確與新加坡類似，還認真的去學習借鑑。他們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體制的名聲和信譽，也就會不可挽回的全盤崩潰，受到大多數人長久的厭惡和恐懼。甚至等不到外人説話，中國人民自己就會喪失對體制的一切信心。
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與中國有着天壤之別，所謂經驗，不是難以仿效，就是令人厭惡，這種的“模板”還是敬謝不敏的好。而自建國以來，中國凡是把某個或幾個外國當成模板，結果都是東施效顰，學蘇聯，學西方還是如此，今天去學什麼新加坡必定還是如此。無論是建國，還是改革開放，實踐都證明，只有按着中國自己的條件，開闢自己的道路，才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途。抄捷徑的思想萬萬再要不得了。
注1：新加坡的公務員分為超級和1~4級五大級別，《2011年新加坡薪資指南》報告顯示，2011年，處於頂級，即部長，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月薪範圍分別為14.6萬新元至16.5萬新元，及10.6萬新元至14.6萬新元。而處於最低級別的管理執行崗位給予應屆生的月薪達2800新元。同期，15至24歲，擁有本科學歷以上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包括年終獎金，業績花紅（經濟不景氣年份會停發）。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隱性補貼，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僱主繳納的公積金一般在13-15%之間,但政府為公務員繳納的比例卻是20%。
注2：NHF醜聞，2004年《海峽時報》在報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萊購買金水龍頭裝修自己的辦法室，杜萊聲稱受到誹謗而控告海峽時報的母公司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但2005年開庭時，報業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師文達星以攻為守，當庭迫使杜萊承認了他的實際薪水高達60萬新元，用公款供養私車，虛報NHF數據等行為，引發新加坡社會的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