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民族問題治理與政治體制-遊天龍

新疆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造成多位政府工作人員傷亡。世界範圍內民族衝突問題不斷。在我國，最近發生在杭州、廣州等地涉及少數民族的刑事案件也將我的目光引向民族問題叢生的邊疆地區。

民族問題的激化在今天往往以刑事犯罪或者恐怖襲擊形式出現。根據國際普遍認可的定義，恐怖主義行為主要是指通過攻擊平民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野心的行為。自17世紀維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民族國家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角，如何處理民族關係成為各國內政日益關注的問題。而民族問題也是引發恐怖主義行為最常見的原因，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恐怖主義都和民族問題有着或深或淺的聯繫。就算是現在的美國，當年在獨立戰爭期間同樣有針對英軍和保皇黨民眾的偷襲行為，根據上面這個美國國務院的定義，美利堅民族的獨立同樣和恐怖主義有着或深或淺的聯繫。而20世紀60，70年代的很多殖民地獨立運動都被前宗主國定義為恐怖主義，可以説民族矛盾和恐怖主義是一個一體雙生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好其中任何一個都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近年來，世界各國處理民族問題的實際經驗和研究都反映了一個明顯的現實：民主並不是處理民族問題和恐怖主義的萬靈藥。

很多人都誤以為恐怖分子都是極端分子都是狂熱分子，但是結合大多數例證可以看出，恐怖分子的襲擊不僅是精心策劃，而且都是在選擇對手方面也是小心謹慎的。中近東的庫爾德族的分裂主義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庫爾德族分佈在敍利亞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等國交界處，但他們只選擇在土耳其採取了汽車炸彈自殺襲擊這樣的極端手段。因為這幾個國家只有土耳其是民主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在這裏採取恐襲才能對土耳其平民製造最大程度恐慌，然後再通過民眾的選票對政府施加壓力從而實現對庫爾德族有利的政策傾斜，乃至實現最終獨立。

土耳其一輛軍車1月3日在該國東南部迪亞巴克爾市遭遇汽車炸彈襲擊，土耳其當局懷疑是庫爾德工人黨武裝製造了這起事件。

從這個角度上來説，這也是民主制面對恐怖主義的一個弊端。因為民主國家不僅政府權****力來源於人民，而且政府的決策非常受到人民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干擾。而人民的短期利益未必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甚至從歷史角度而言，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為了取得政權而對人民的短期利益進行妥協的行為最終對人民羣眾的長遠利益也是有害的。因此在目光短淺的民主制度下，民族狂熱分子通過恐怖行徑製造的恐慌才能取得巨大效果。

同樣是庫爾德人，在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卻相當温和，不敢提出民族獨立的訴求，原因就在於這幾個國家是集權政府。比如説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伊拉克人民對這個政權沒有影響力。庫爾德人就算採取恐怖襲擊也遠不及薩達姆本人造成的恐慌影響深遠。

上面的結論不僅適用於庫爾德人的事例，甚至我們在對比美俄處理恐怖主義的手段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

911事件後雖然布什也一度獲得了歷史上最大的行政權力，連續發動了兩場所謂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民眾支持度曾攀升到90%。但是隨着美軍在伊拉克泥足深陷，傷亡急劇攀升，美國民眾對於戰爭的厭惡程度也日趨高漲。而在一個擁有所謂言論自由的國度，媒體為了追求收視率和報紙銷量經常歪曲伊拉克戰事誤導美國民眾乃至故意製造假新聞，用信息公開的原則傷害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殊不知要贏得一場戰爭，保密制度和反諜制度是最基本的保障，本拉登之所以能從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圍剿中屢次脱險，部分原因就是他採取了雞毛信這種最原始的通信方式。

而1996年本拉登的衞星電話原本已經被美國監控到，卻因為美國媒體的披露導致本拉登迅速放棄該衞星電話，從美國情報機構的包圍圈中逃脱。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美軍的撤退固然有其非正義性質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民主制度固有的軟肋也是誘發伊拉克人民更願意採用恐怖襲擊的方式對美軍發動攻擊，最終迫使美國人民用選票把共和黨先後趕出了國會和白宮，直到最近美軍黯然撤兵。

相反俄羅斯在處理別斯蘭危機的時候手段異常鐵腕，在一個權威主義政權治下，在一個缺少議會牽制和輿論監督的俄羅斯，普京可以採取包括火箭彈和坦克炮這樣絲毫不顧及人質死活的措施，談判過程傲慢而缺少誠意，壓制輿論中受害者的正當要求。口口聲聲以解救人質為中心，其實完全是以消滅恐怖分子為目的。

散兵遊勇般的恐怖分子在和銅牆鐵壁般的權威政府的較量中被撞的粉身碎骨。而且在權威主義社會，當無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恐怖主義威脅的時候，恐怖襲擊反而會把原本對政府不滿的民眾推向政府一邊，增強了政府的合法性加強了政府採取極端反制措施的信心，從而造成對恐怖分子不利的局面。

有些人會辯稱這些國家之所以會有民族矛盾正是因為民主自由的理念沒有深入人心，沒有撒播到對立民族的人民心中去。可是事實情況卻未必支持他們的觀點。2005年的倫敦地鐵襲擊案的幾名罪犯最後查出來居然都是巴基斯坦裔的英國人，都是在英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按道理自由民主的理念應該在潛移默化的長期教育中深紮在他們的心中，可是他們還是對自己的母國悍然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自殺式襲擊。

聯繫更早的馬德里爆炸案，參與者一樣有西班牙本國人，甚至還有土生土長的西班牙人，這難道是單單一個自由民主可以解釋的現象？現在法國的阿拉伯裔青年暴動，德國土耳其裔幫派現象都日益成為滋擾當地的社會問題，可他們中間大多數都已經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移民，為什麼沒能融入主流社會，為他們生活在平等自由民主的國家而驕傲呢？簡單粗暴的用自由民主來解決錯綜複雜的民族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

不僅那些成熟西方民主國家針對民族問題恐怖主義束手無策，即使是在那些不顧本國國情對西方民主自由充滿嚮往削足適履的轉型國家，這個也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甚至這問題還進一步惡化引發更大規模的民族仇殺和內戰。

19世紀奧匈帝國隨大流也在內部民族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搞西歐國家的議會民主，結果民族矛盾不僅沒有緩和，相反隨着少數民族的極端分子進入議會，各民族之間反而更加疏遠隔閡，最後導致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族人暗殺，成為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而隨着奧匈帝國戰敗，其境內的民族主義者趁機造勢，結果最後解體為幾個國家，曾經輝煌一時的奧匈帝國成為歷史名詞。

20世紀的蘇聯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可是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引導下，境內各民族矛盾激化，民主不僅沒有解救經濟破產江河日下的蘇聯，反而加劇了內部矛盾衝突，導致各加盟共和國離心離德，最後在1991年解體。而其影響之深遠，更是90年代車臣戰爭，最近格魯吉亞戰爭，俄烏天然氣衝突的一條暗線。前南斯拉夫在20世紀80，90年代也是趁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那時期不加取捨的引進西方民主制度，在轉型過程中操之過急，結果各民族在沒有得到充分的民主實踐的基礎上建立的脆弱體制並沒有彌合各民族的利益糾葛，反而擴大了各民族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原本統一的國家迅速瓦解引發了持續十餘年的分裂，最後形成了七個小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伊拉克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也是類似，只不過換上了宗教派別的外衣而已。

固然，以上各國的矛盾究其根源都和他們當時所處的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密不可分，蘇聯治下強行民族融合，奧匈兩大民族厚此薄彼，薩達姆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伊斯蘭教派幾百年的衝突分別造就了他們各自的民族問題。但如何解決民族問題世上並沒有捷徑，更不能將此看作劃分是非黑白的立場路線問題。民主憲政自然是民心所向的制度選擇，但具體如何實施，如何讓民主憲政起到調和民族矛盾的作用，恐怕不是網上大V們拍腦袋振臂一呼就可以搞定的。1980年代我國的民族政策調整有新思路，但是從後果來看，今天恐怕也需要新的思維調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