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變革中國》：我從未主張私有化-高連奎

近日，科斯《變革中國》一書在中國上市，又重新掀起了一股科斯熱。科斯被稱作改革開放之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學者，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前身是美國的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在歷史上，但凡研究制度的學者都是充滿社會良知的人物，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醜惡，主張社會改良，當然科斯也不例外。作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其他多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不同，科斯一生著作甚少，基本上只有兩篇主要論文：一是1937年發表的《論企業的本質》，二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當然數量不是關鍵，關鍵是，科斯的著作是否包含真知灼見。

科斯本是社會主義者

1987年，在《企業的本質》發表五十週年之際，威廉姆森等交易成本學派經濟學家集會紀念。科斯在會上發表了三篇講演，追述他思想的發展過程。科斯在回憶中強調他三十年代寫作《企業的本質》的思想背景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他寫道：“我那時是社會主義者。我1932年去美國時拜見的人之一就是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托馬斯”。當時科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同學勒倫，曾專程去墨西哥拜見在那裏流亡的托洛茨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左翼領袖，工農紅軍、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觀察者網注），並在後來與蘭格一起成為“市場社會主義”的兩位主要理論代表。科斯明確地説明了他寫《企業的本質》是受當時社會主義思想論戰的激發：他認為：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因為運用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太高；但另一方面，全社會作為一個企業又造成管理成本過高。因此，“企業的本質”是介於市場和國家之間的組織形態，企業的存在本身即是由於市場機制的缺陷。

對於“科斯定理”的解釋，可以有兩大類：

第一類解釋直接從字面上引申，強調交易成本為零時，私下交易可以有效解決外部性問題，但現實中難以做到，在多數情況下，達成和執行協議的成本很高，例如，在飛機上能否抽煙的協議就成本極高：如果抽煙不被允許，抽煙者如何被“補償”？是叫得越兇的抽煙者被補償得越多嗎？如果非抽煙者也假稱吸煙以便得到補償怎麼辦？誰來補償抽煙者，飛機公司還是非吸煙乘客？等等。顯然，法律此時規定不許在飛機上抽煙就比私下交易談判更有效率。或是交易雙方的社會勢力不同，整個村莊的人聯合起來可能都無法對抗一個污染工廠，或是交易一方非常分散，一個上市企業可以損害大批的股民，但是這些人又無法聯合，一個工廠散發有害氣體，可能數百萬人受害，但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又很小，所以無法通過雙方談判達成協議，制定法律或是徵税是最好的方法，別的都不行。

第二類解釋將“科斯定理”倒過來理解，即當交易成本不為零時，財產權的初始分配將影響最終資源配置。

科斯的無奈與遺憾

科斯本人多次直接説明第二類解釋是科斯所想傳達的本意。從邏輯上看，科斯1937年《企業的本質》就強調交易成本不為零是理解企業的關鍵，故順理成章，“科斯定理”也應理解為“交易成本不為零時，財產權的初始分配將影響最終資源配置”。例如，1991年科斯諾貝爾獎演説就題為《生產的制度結構》，但在西方和中國流行的，卻是對“科斯定理”的第一類解釋，即“交易成本為零時，私下交易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對此，科斯抱怨道：“我的論點是説明將正的交易成本引人經濟分析的必要，從而使我們得以研究現實的世界。但這並不是我的文章的效果。各種雜誌上充斥的是關於交易成本為零的科斯定理的討論。”

當然，科斯本人對於第一類解釋的流行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他在諾貝爾演講中，承認了威廉姆森對他的批評，即他未能對交易成本的來源、性質作出明確界定，故使得“交易成本為零”假定中的“交易成本”都包含什麼項目含糊不清。

但還有另外一種原因，一種是因為寫論文的方便，人們更願意假設市場交易成本為零，但寫論文和解決實際問題是兩碼事。科斯有自己的主張，但他也不反對別人繼續研究他的理論，別人的結論往往與他自己的真實想法截然相反，這也是科斯比較困惑的地方，甚至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篡改或是斷章取義運用科斯的主張，這其實是科斯本人也不能接受的。

“產權明晰”和“私有化”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科斯本身是研究公共經濟學出身，他的經濟學最初被稱為交易成本經濟學，後來發現產權與交易成本關係很大，所以又開始研究產權，但是產權分析從來就沒有與私有化聯繫在一起，科斯本人也從來沒有發表過這樣的主張。目前比較有定論的科斯定理表示是無論產權歸誰，只要產權明晰，都能達到最高效率。其實推進私有化從來不是美國經濟學界的主張，而是美國中情局的主張，在美國科斯、斯蒂格利茨等大佬級人物都是反對私有化的，產權明晰和私有化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但這些以科斯信徒自居的人們，從來就連最起碼的公共經濟學常識都不懂，他們根本就不懂市場經濟中有一種產品叫公共產品，也從來不知道有一類行業屬於自然壟斷行業，而公共經濟學的研究早就表明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是最合適的，當然私人提供公共產品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交易費用問題，而自然壟斷行業由國家經營才能避免私人壟斷的弊端，如果一個經濟學者真正的學習過經濟學，這就是一個無須過多解釋的常識。在私有化受挫後，中國的幾個激進改革的大佬又將矛盾指向所謂壟斷，但這些人估計連經濟學中對壟斷最基本的分析都沒有看過。

科斯對中國的喜愛從來都是溢於言表的，他也反覆提醒中國“不需要學習西方”，“也不能指望西方”，而這也切中中國經濟學界的實弊，有些中國經濟學家動不動就大談科斯、弗裏德曼、哈耶克，但他們對這些人真的瞭解嗎？大談科斯的人，估計都不明白企業的性質是怎麼回事，交易成本如何避免，而大談弗裏德曼的人估計99%都沒有看過《美國貨幣史》，更不懂“單一規則”為何物，而那些大談哈耶克的人，也從來不像哈耶克那樣重視法律的作用。

知名學者秋風也曾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曾説“容我大膽地説一句，這羣號稱研究制度的經濟學人是一羣教條主義者”，但秋風無疑是太客氣了，這些人根本是不是什麼教條主義者，因為這些人連基本的教條都不懂，都是別有用心的胡搞亂搞，純屬糟蹋經濟學，給整個經濟學丟人。正如秋風指出的，大師們反對福利國家，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政府向不能維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種基本福利。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連温飽都不能解決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進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貧困的人口。可是，那羣經濟學人卻在擔心福利損害效率。

大師們也反對工會壟斷，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努力本身；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工人缺乏這種基本的結社自由，一旦他們試圖自由結社，就會遭到相關限制。可是，那羣經濟學家已經在恐懼根本就不存在的工會了，他們也把一切呼籲保護勞工基本人身、結社、言論自由的行為，視同反對自由市場。

大師們反對不受節制的民主對於自由的負面影響，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基本民主架構尚在成型之中。可是，那羣經濟學人卻已經事先擔心起民主的弊病了。**而且，他們不是考慮用憲政的手段矯正民主可能的弊病，而是乾脆拒絕民主，輕易斷言無民主是一個美好社會的前提。

大師們也反對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干預，但他們永遠不會反對法律保障私人產權。在中國，問題恰恰在於，私人企業得不到這樣的法律保障。可是，那羣經濟學人卻把政府恩典下的放任、甚至放縱當成了自由，而全然不考慮在政治氣候變化的時候，產權能否免於政府的侵害。他們以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當的干預。

這些人嚴重的損害了中國經濟學的聲譽。因為他們錯誤地把種種反自由的制度，如工會、產權的法律保護及政治民主之匱乏，當成了自由市場的構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條件。經濟學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治國術，是術的東西就很難排斥他人的運用，不幸的是當這些“術”與“道”分開的時候，就成為了某些人賴以作惡的工具。以至於很多人都感嘆，“忘掉經濟學吧”，被物質主義迷惑的心靈是無力思考高層次問題的。

科斯本人在其《變革中國》一書也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真實看法，從始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都沒想到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向資本主義。相反，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長征。中國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澤東尚未實現的發展經濟的遺願，正如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指出的一樣，讓中國“在本世紀（20世紀）末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由於共產主義自稱為資本主義命中註定的掘墓人，人們普遍認為共產黨無法與市場經濟改革並存。但我們不能犯下將政黨本身（共產黨）和政黨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畫等號的錯誤。每個人都會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經濟學家以及亞當•斯密的崇拜者），同樣，政治組織也有多種可變化的身份。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個人或者團體都不僅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但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在其生死存亡的時刻，也可以進行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各種試驗。

由於沒有把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劃分開來，許多人在考慮經濟轉型這個問題上誤入歧途。一種錯誤的想法認為，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必要前提條件是把共產主義，從組織到信仰，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徹底地清除出去；轉型經濟必須與過去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刀兩斷，才能放下所有的歷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場經濟。與此同時，許多為轉型國家領導人做智囊團和顧問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對於現代經濟學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讓他們建設一個全新的市場經濟體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會主義的痕跡。這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通過理性設計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中的“致命的自負”。早在幾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發言中提到：“我們以為自己擁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建設自己想要的社會，而其實那些知識我們並不具備，這會給我們造成巨大的傷害。”

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前蘇聯國家摒棄了社會主義，中國則開始了以拯救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改革。在經濟改革起步之時，中國並沒有選擇（實際上也沒有可能）擯棄社會主義從頭開始，沒有以一個全新的藍圖開始，而是延續着對舊體制的修補，因此中國有幸成為了逃脱“致命的自負”的一個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