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日與抗日之間：昂山家的歷史-劉元海
4月13日，緬甸最大的在野黨國人民民主聯盟（NLD）主席，享有世界性知名度的女政治家昂山素季率領本黨的代表團開始了對日本為期一週的正式訪問。NHK、《讀賣新聞》和共同新聞社等各大媒體皆以“時隔27年之後的訪日”作為標題進行了報導。
根據這些報導，昂山素季的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在邀請日本政界和財界加大對緬甸的援助和投資力度。昂山素季在13日當晚由旅日緬甸人士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説，她表示要“感謝日本，希望自己在日本學習到的東西能夠造福於緬甸”。
昂山素季的上一次來日，還是在1985年的10月。當時，她接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要求，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現京大東南亞研究所）度過了10個月的訪問研究生活。早在70年代在牛津大學求學的時候，昂山素季就開始學習日語，她的日語能力足以應付在京大的研究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昂山素季第一次訪日以及她學習日語的動機，其實是要弄清她父親，有“緬甸獨立之父”之稱的昂山將軍與日本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得追溯到昂山素季出生之前的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出身殷實家庭
昂山將軍1915年出生在英國統治下緬甸中央平原上麻古為縣的一個小律師家庭中。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緬甸，昂山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小有地位，擁有一座豪華的宅邸。按照緬甸的傳統習俗，昂山小時候是在寺廟接受的啓蒙教育。
1928年，13歲的昂山進入了他家鄉縣城的國民學校（相當於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學習。與殖民政府和教會開辦的英語系學校不同，除了英語科目外，國民學校的教學用的是緬甸語。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元氣大傷的英國政府，面對緬甸社會中不斷增強的民族主義思潮，不得不轉變長期以來的高壓態度，轉而採取柔性的手段來治理緬甸。國民學校在緬甸全境的普及，正是英國殖民政策轉變的結果。在國民學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少年昂山在國民學校學習得十分地勤勉，年年都因為成績優異而獲得了獎學金。但國民學校這段經歷對他的意義，並不在於將他培養成為了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更重要地是啓發了少年昂山的民族意識和政治頭腦。在那些年，昂山十分熱衷於參加各類緬甸人的政治集會，同時還在校內組織過辯論和辦報等活動。
1932年，17歲的昂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時緬甸唯一的四年制高等學府仰光大學。當時的仰光大學是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的一所分校，其課程主要是為培養忠於英國的緬甸人殖民官員而開設的。不僅如此，考入這所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是在英系的中學完成的基礎教育，所以能夠很快適應該校的英語環境。相比之下，從小在緬甸語學校教育下成長的昂山則在課業上面臨着很大的困難，可是天資聰穎並且志氣過人的昂山努力地向那些英校畢業的同學學習英語，並且廣泛深入地學習了英語文學、英國近代史和政治學等各種課程，從而成功地升入了三年級。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英屬緬甸的大學制度是非常嚴格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學制，想要通過入學考試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了，而在大學二年級升入三年級的時候還有一次淘汰率高達6成的中間進級考試，而在最後畢業的時候還要再淘汰掉百分之五十。教育基礎相對貧弱的昂山能夠順利地升入三年級，足見他的聰明過人。
“緬甸獨立之父”昂山將軍
從學生運動走向政治舞台
在中學期間即熱心於政治活動的昂山在考入仰光大學之後，參加了仰光大學學生聯盟（RUSU），加入這個學生組織成為了他日後為之獻身的緬甸獨立運動的起點。
仰光大學學生聯盟成立於1930年代初，當時受到“大危機”衝擊的緬甸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瀕臨絕境的緬甸農民在1930~1932年間發動了席捲全國的暴動。儘管英國殖民當局用武力鎮壓了暴動，但是緬甸社會的經濟疲敝卻無法透過鐵腕政策得到改善，不僅是下層人民，即便是與殖民當局合作較好的緬甸中上層的生活狀況也日趨困頓。在此背景之下，在仰光大學之內，以原來的緬甸師生總評議會（GCBA）為核心成了陽光大學學生聯盟。這個聯盟從成立伊始就帶有很強的政治組織色彩，不但定期在校園內組織關於特定政治議題的辯論，還經常邀請緬甸的政治活動家舉行公開演講。1935年，剛升入三年級的昂山和他的五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學生聯盟幹部選舉中一舉囊括了所有的領導位置。
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聯盟不斷地掀起學潮，向殖民制度發起挑戰，是一個令校方乃至於殖民當局頭疼不已的麻煩製造者。而成就昂山政治生涯的正是1936年的大學潮。引發這次學潮的主角是昂山日後的政治夥伴，也是緬甸獨立後的首任首相——吳努。
吳努是昂山在仰光大學的前輩，當時正在攻讀第二個法學學位，同時他也是學生聯盟的刊物《我們的道路》（Our Way）的主編。1936年1月30日，吳努因為在學生聯盟舉辦的辯論會上批評了作風專制的司羅思校長，被校方處以開除學籍的處分。儘管包括吳努在內的多數學生原本準備平靜地接受這個結果，但是以昂山等人為首的學生聯盟執行委員會無法保持沉默。他們緊急召開學生集會，號召大家抵制即將到來的期中考試、上街遊行。昂山等人的主張，當即獲得了絕大前數學生的支持，羣情激奮的緬甸學生們排着隊走出校園，行進到了仰光市著名的大金塔前進行了抗議示威。這一事件，即使緬甸獨立運動史上著名的“仰光大學學生示威事件”。而青年昂山也是此次抗議活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事件發生之後，校方當即對帶頭的學生進行了“秋後算賬”，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校紀委員會仍然以身為編輯的昂山縱容《我們的道路》刊登諷刺校長的文章為由，對其處以停課三年的嚴厲處分。然而，出乎校方意料之外的是，學生聯盟方面當即組織了規模更大的第二次遊行示威以示抗議。這一次，不但是緬族的學生，就是原本與英國殖民者關係較為親近的克倫族學生，也有很多加入到了示威的行列當中。這一次的學潮，在仰光的輿論界的推波助瀾之下，最終驚動了殖民地當局。以緬甸立法參事會（相當於緬甸議會）內的緬甸人議員牽頭組織的事件調查委員會在經過縝密的取證與調查後，於1937年宣佈取消了對昂山的處分，校長也以任期屆滿為理由返回了英國，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最終以完全的勝利而告終。
在1936年的學潮中，青年昂山一躍而成為了全國輿論矚目的焦點，他也不失時機地以仰光大學學生聯盟為核心，將緬甸全國的大、中學生組織團結成為統一的全緬學生聯盟（ABSU）。昂山也順利成章地在1938年被推選為全緬學生聯盟的主席。這一學生組織，成為了昂山手中最初的政治力量。
在此期間，從1920年代開始追求緬甸自治地位的民族主義政黨塔金黨（緬語，意為我們緬人的黨）開始關注學生運動。塔金黨的領導層希望在人數眾多且具有文化的大、中學生當中發展自己的黨員，而昂山等人也迫切希望能夠藉助政黨的力量而投身於實際的政治活動。於是，在1938年10月，昂山和吳努一起加入了塔金黨，並被任命為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第二號人物）這一年他才23歲。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昂山領導了石油工人在首都仰光的示威活動，但遭到了殖民當局治安法的嚴厲彈壓。幾乎於此同時，從塔金黨內分裂出了兩個左翼政黨，一個是日後的緬甸共產黨，另一個則是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民革命黨。值得一提的是，昂山在擔任塔金黨秘書長的同時，還兼任緬共的首任書記，這也為他日後團結緬共一起抗英、抗日，開展獨立運動奠定了合作的基礎。
就在昂山在短時間內躋身於緬甸政壇的中心的時候，世界形勢在1939~1940年間發生了鉅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本土面臨納粹德國直接威脅的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越來越力不從心。看準了機會的昂山以塔金黨和全緬學生聯盟（ABSU）為主體，聯合緬甸社會各個階層的反英力量，成立了全國性的羣眾組織自由團。他在公開集會上高呼“英國的危機是緬甸的好機會”的口號，號召在緬甸全國舉行抗議示威，拒絕為英國的戰爭提供幫助。自由團的活動立即引起了英緬殖民當局和傀儡政府的戒懼，受到英國扶持的緬甸政府總理吳浦立即援引戰時的緬甸防衞法，出動軍警在全國展開了對自由團骨幹的大搜捕。昂山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受通緝的要犯。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塔金黨一方面將活動轉入地下，一方面開始摸索武裝鬥爭爭取獨立的途徑。
為了獲取發動起義所必須的武器，塔金黨中央開始嘗試與印度國大黨、中國國民黨乃至於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希望從周邊鄰國那裏得到支援。昂山自告奮勇，接受了與中共取得聯繫的任務。1940年8月，昂山登上了開往福建廈門的貨船，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可是，沒有想到，這卻成了他與日本陸軍之間瓜葛的開始。
與日本的合作 1941~1944
可是，昂山一行人在日軍佔據下的廈門並沒有與中共的地下組織接上頭，卻很快落到了廈門租界日本憲兵隊的手中，並被秘密綁架到了東京。在背後操縱着這一切的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第八課（船舶課）的原課長鈴木敬司大佐。
1940年3月，日本軍部命令鈴木大佐研究切斷經由緬甸支援中國抗戰的交通線——滇緬公路的方法。鈴木在研究了緬甸的國內形勢之後，提出了利用塔金黨等緬甸民族主義力量亟需外援的心理與其建立合作關係，利用緬甸人的力量破壞滇緬公路的運輸的行動方案。1940年6月，為了與緬甸的反英力量取得聯繫，鈴木喬裝成讀賣新聞社的記者南益世，潛入了緬甸。他在仰光透過與自由團成員以及緬甸人政治家的接觸，偶然得到了昂山等人秘密前往中國尋求中共支持的消息。感到機會難得的鈴木敬司立即用電報聯繫駐廈門的憲兵隊，命令他們抓捕了昂山一行，並用飛機將他們秘密送到了東京。
鈴木敬司大佐
1940年11月12日，鈴木敬司在東京羽田機場迎來了他日夜盼望的昂山。鈴木勸説昂山在未來進攻緬甸的戰役中協助自己和日軍。昂山後來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他很早就從書刊和報紙中瞭解到了侵華日軍的種種暴行，所以一開始對與日軍合作的事情十分的猶豫。但是，事到如今，即使拒絕也已經於事無補，無可奈何的昂山最終不得不答應了鈴木。鈴木敬司隨後説服了參謀本部，於1941年2月成立了以他本人為機關長，由陸海軍共同組建而成的直屬大本營的特務機關——南機關。南機關被賦予的主要任務，是利用緬甸民族主義分子的反英鬥爭支援日軍的作戰，最終在緬甸建立起一個親日政府，達成切斷滇緬公路的戰略目的。
在南機關的安排下，昂山等20名緬甸青年在1941年3~4月間被送到日本海軍在海南三亞的基地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高強度軍事訓練，這30個人就是被日軍宣傳的所謂“緬甸30勇士”(其中1人在訓練期間病死，實則為29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機關以這29名骨幹組建了“緬甸獨立志願軍”（BIA）。BIA被日軍大本營劃歸南方軍司令部的建制之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勸説英緬國民軍的緬甸官兵倒戈投入日軍的陣營。1941年12月28日，緬甸志願軍（當時的兵員來自居住在泰國的緬僑）在泰國首都曼谷集結完畢，1個月後，他們在日本陸軍第15軍的第33和55師團之後，分多路開始了向緬甸的進軍。昂山被任命為緬甸志願軍的高級參謀，代號面田少將，在15軍指揮序列中比照日軍少將。這也是日後他昂山將軍稱號的緣起。不過，BIA的軍事行動是在以鈴木敬司大佐為首的南機關的日本幹部的指揮下進行的，而鈴木本人則以南大將的名義擔任BIA的總司令。
1942年1月到5月間的緬甸戰役，是英軍在遠東繼馬來戰役、新加坡陷落之後的又一次慘敗，而且，如果説在馬來戰役中的英軍還算是幾經苦戰，力竭投降的話，那緬甸戰役中的英軍幾乎是從潰退到潰退，幾乎沒能阻止什麼像樣的抵抗。緬甸志願軍原本被15軍司令部賦予的是嚮導和勸降等輔助性的任務，然而，南機關的日本幹部和昂山等緬甸領導人很快就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展開行動。2月26日，BIA搶在日軍前面強渡錫唐河成功。隨後，他們利用熟悉緬甸地理的優勢，深入穿插至英印軍的背後，不斷地展開襲擾作戰。3月8日，緬甸志願軍緊隨着日軍33師團之後，進入了仰光城。此時，由於一路上不斷收容英印軍中的緬甸士兵，BIA隊伍擴充到了1萬餘人。3月25日，昂山將軍率領4500名志願軍士兵在仰光火車站前的廣場上舉行了盛大的凱旋儀式，受到仰光市民的熱烈歡呼。正當緬甸人歡呼“獨立”來臨的時候，55師團北上支援56師團擊敗了前來支援英印軍的中國遠征軍，至5月末，緬甸全境基本上為日軍所控制。
在昂山等志願軍的緬甸幹部看來，他們雖然藉助日軍的力量趕走了英軍，但畢竟自己也參加了許多戰鬥，是有權力接管各地的政權的。可是，在緬甸戰役的過程中，日軍卻一再地限制並阻止BIA的行動。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事例，即所謂的**“毛淡棉”事件**。
事件的梗概是這樣的，緬甸志願軍進入緬甸南部孟邦首府毛淡棉的時候，先期佔領此地的日軍第55師團宣佈對該市實施軍管。日軍不僅禁止BIA進行諸如發表獨立宣言之類的一切政治活動，還不允許他們在當地招募新兵。此後，在佔領仰光之後，日軍同樣禁止昂山等人發表任何獨立宣言。而在1942年3、4月間，緬甸志願軍隨日軍北上追擊北逃的英印軍的時候，曾經一度在緬甸中北部的17個縣（英屬緬甸一共設有37個縣）建立起自己的政權。但是隨着日軍於1942年6月宣佈在緬甸全境實施軍事管制之後，這些緬甸地方政府都被佔領軍給取締了。
原本，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1942年1月23日舉行的第97次國會施政演説中，已經宣佈要讓緬甸和菲律賓獨立。而昂山等人熱切盼望的，就是日軍在勝利之後儘快兑現東條的宣言。但日軍的背信棄義，讓BIA的緬甸將士們看到了日軍的真面目。從這個時候開始，昂山開始對日軍進佔緬甸的真實目的產生強烈的懷疑，轉而開始摸索新的道路。
隨着日軍軍事管制的不斷強化，BIA的幹部們也開始討論反抗日軍的計劃。不過，在1942~1944年那個時段，面對兵力雄厚、裝備精良的日軍。兵微將寡的緬甸志願軍如果敢於公然反抗的話，結果一定像雞蛋碰石頭，是毫無勝算的。另一方面，隨着緬甸戰役的結束，完成了任務的南機關被解散，對緬甸人相對有好感的鈴木敬司也被調回了東京。兵力一度達到萬餘人的緬甸志願軍被日軍改編為緬甸國防軍（BDA），兵力被削減至2800人，昂山的軍階也從少將被降為大佐。與此同時，駐緬日軍對昂山等緬甸軍事幹部和緬甸國防軍實施了嚴密的監控。1943年8月1日，日本宣佈給予緬甸“獨立”的地位，扶持了以原親英政治家巴默為總理的傀儡政府上台。緬甸國防軍被改編為緬甸國軍（BNA），成為了這個日軍傀儡國家裝點門面的儀仗隊，昂山則進階為緬甸國軍總司令兼國防部長。
即便是實現了所謂的“獨立”，真正支配緬甸的仍然是那30多萬駐緬日軍。他們也一如既往地採取各種殘酷的手段剝削和壓榨緬甸的人力物力。緬甸盛產的稻米、木材和玉石遭到了日軍的掠奪。更殘酷的是，日軍為了修築泰緬鐵路（著名的死亡鐵路）強制徵發了數以萬計的緬甸勞工，其中死於非命者不計其數。當時供職於巴默偽政府中的原塔金黨人無法忍受日軍當局的暴政，他們瞞着巴默與昂山進行聯絡，呼籲他早日發動“抗日起義”。但是，昂山認為，緬甸軍隊與駐緬日軍的實力相差實在過於懸殊，不能貿然採取行動，使他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武裝毀於一旦。所以，昂山一面在表面上與巴默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一面耐心地等待發難的機會。
抗日起義
昂山的等待並沒有持續很久，1944年7~8月，駐緬日軍不自量力地發動了入侵印度對的英帕爾戰役，結果得到了空前慘敗的結局。一直在等待時機的昂山感到舉行抗日起義的時機已經到來，遂秘密組建了進行抗日武裝鬥爭準備的地下組織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緬語讀作帕薩帕拉）。這一組織的核心骨幹由三部分組成，即緬甸共產黨（BCP）、人民革命黨（PRP）和緬甸國軍。其中，緬甸共產黨在日軍佔領期間以標榜“對日親善”的全國性青年組織“東亞青年聯盟”為掩護，暗中在緬甸廣大的農村宣傳抗日思想，組織農民參加抗日活動。所以，緬共在帕薩帕拉中，甚至擁有不遜於昂山一派的影響力。
從1944年10月開始，帕薩帕拉開始着手抗日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為了獲得武器裝備的支援，他們與印度的盟軍東南亞司令部（SEAC）取得了聯繫。但是因為昂山在1942年緬甸戰役中支援日軍作戰的經歷，英國方面難以對其報以信任，所以之提供了數量極為有限的武器支援。在這種情況下，昂山決定以緬甸國軍為主力，在緬甸中部和南部對日軍展開全面的遊擊作戰。1945年3月27日，隨着昂山的一聲令下，緬甸的抗日武裝起義拉開了帷幕。起義的主力是昂山指揮下的，受到日軍訓練和裝備的緬甸國軍。由於他們熟稔本國的地理，加之與日軍合作多年，對駐緬日軍的兵力配置和作戰特點一清二楚，因此，對駐緬日軍造成了莫大的損失。儘管，根據緬甸國軍歷史研究院的統計，緬甸軍隊在為期3個多月的對日作戰中直接消滅的日軍最多不過4774名（自身僅損失320人）。但是，他們的遊擊作戰打破了日軍的夜戰優勢。由於緬甸游擊隊為盟軍轟炸機精確地指示了目標，使得英軍的夜間轟炸也能給日軍造成巨大的損失。在緬甸起義武裝的配合下，斯利姆在1945年領導的緬甸反擊戰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勝利。
而昂山及其領導下的緬甸武裝，毫無疑問地對這一勝利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誠如日軍第三十三軍參謀野口省己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在緬甸最讓他痛恨的就是昂山的反戈一擊。不僅如此，昂山的抗日起義和對英軍大反攻的配合，使得他在與重返緬甸的英國當局談判獨立的時候有了最重要的籌碼。
獨立的實現與昂山遇刺
收復緬甸之後，時任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官蒙巴頓勳爵對昂山的作為和人格均有很高的評價，並且對於1942年昂山為爭取獨立而與日軍合作的經歷表示了諒解。但是，昂山自身卻對於日本合作的歷史感到十分不安，為了對國民和捲土重來的英國當局有一個交代，他在1946年用英文發表了自傳《緬甸的挑戰》，坦誠自己在1942年的時候，輕信了日本人願意幫助緬甸獨立的謊言，犯下了愚蠢的錯誤。同時，他在自傳中也宣稱自己在日本佔領期間竭盡全力保護緬甸的民眾，儘可能使他們免受日軍的壓迫。昂山的上述表白，是為了向緬甸民眾解釋清楚過往的一些歷史問題，從而可以全力以赴地展開與英國當局之間有關獨立問題的談判。
另一方面，1945年10月，多曼·史密斯總督領導下的英緬政府從印度西姆拉返回了仰光。重建的英緬政府很快就發表了所謂的“緬甸白皮書”，宣稱為了恢復在日軍佔領下緬甸經濟和社會所遭受的巨大破壞和損失，決定在3年內由總督實施直接統治。3年後，再按照1940年張伯倫政府的方案，給予緬甸英聯邦自治領的地位。説穿了，英緬政府實際上是想要繼續維持在緬甸的殖民統治，這當然不是昂山所能接受的。他拒絕了英國當局任命其為新成立的英緬軍副總司令的邀請，開始專心領導帕薩帕拉組織推進獨立運動。但與戰前不同，此時的昂山已經決意採取非暴力的政治方式來與英緬當局周旋。
昂山作出這樣的抉擇是基於兩個判斷。第一個是英國新上台的艾德禮工黨政府在對待殖民地的立場上比帝國主義思想濃重的丘吉爾要温和得多。第二個是，當時印度的獨立已經迫在眉睫，即便英緬當局想用武力鎮壓緬甸獨立運動，也不能指望從印軍那裏得到支援。此外，昂山當時致力於鞏固和擴大在領導帕薩帕拉抗日起義時候初步形成的緬族與緬甸少數民族之間的合作關係。
在緬甸的歷史上，雍籍牙王朝依靠武力征服了眾多的少數民族，形成了現代緬甸的基本版圖。然而，這個過程中也醖釀了少數民族與緬族之間難解的矛盾和衝突。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巧妙地利用了這種矛盾，採取了慣用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在緬甸獨立之後如何維繫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如何理順緬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成為了昂山這一時期政治活動的另一主要着力點。
儘管昂山採取了非暴力的和平鬥爭方式，而且英國在戰後長期經濟不振。但是，殖民地部的那些思想保守的官僚卻不肯面對現實，一味地想延續在緬甸的殖民統治。在他們的壓力之下，多曼·史密斯總督和昂山之間很快就發生了衝突。總督以昂山在1942年協助日軍作戰的時候非法槍斃了一名村長為藉口，下令逮捕昂山。但是，英緬軍和警察當局的首腦警告總督，指出這麼做有可能引發全國性的暴動。史密斯總督權衡再三，不得已撤銷了逮捕令。
1946年5月23日，為了爭取總督對緬甸獨立的諒解，昂山捐棄前嫌，主動前往拜訪史密斯。他們之間的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晤，最終改變了英國政府對昂山本人以及緬甸獨立的態度。從1946年6月開始，英國政府開始大幅度調整原先的對緬政策，決定將英緬政府的權力移交給以昂山為首的穩健派政治家，平穩地實現緬甸的獨立。基於這種考慮，以昂山為首的6名帕薩帕拉幹部被吸收進了英緬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行政參事會中。昂山一身兼任行政參事會的代理議長和國防委員兩大要職。
1947年1月，以昂山為團長的緬甸行政參事會代表團一行對倫敦進行了正式訪問，與艾德禮內閣簽訂了《昂山——艾德禮協定》，決定緬甸在一年內實現完全獨立。在1947年4月9日舉行的制憲會議選舉中，帕薩帕拉的代表獲得了全部182席中的176席。由此，他掌握了緬甸獨立的主導權，在5月20日提出了完全從英國獨立出去的建國方針。眼看一生追求的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即將成為現實，昂山卻在1947年7月19日星期六這天在行政參事會所在地，被曾經投靠日本人的吳梭派來的刺客給暗殺了。昂山叱吒風雲的一生，最終以這樣的悲劇落幕了。
今天昂山素季的威望，多數來自於她父親的遺產（圖為昂山素季在昂山將軍像前）
昂山遇刺給日後獨立緬甸國家的發展蒙上了陰影，尤其是他主張的各民族團結一致的理念，在軍政府的時代又為根深蒂固的大緬族主義所取代。時至今日，昂山仍然是唯一一位受到緬甸各族懷念與愛戴的政治家。或許，他的地位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政治人物，而成為了緬甸人心目中的“國家英雄”了。儘管他在二戰期間與日本合作一事使他至今仍然受到不小的非議，但今天昂山素季的威望，多數來自於她父親的遺產。
近日來，日本媒體紛紛渲染昂山素季訪日的目的是為了2015年的大選，到日本來尋求經援的。真不愧是典型的經濟動物邏輯，可是他們似乎忘記了，當初支援緬甸軍政府最多的不也是日本政府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