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香港依舊那麼“神經” -陳凱文
昨晚，我去超市買飲料，前面一個老外見到收銀員戴着口罩，便像活見鬼一樣，忽然轉身問了我一個問題：“她有病嗎？”
聽到這個低能問題，本來真想大叫一句“你才有病”！可是，為了香港的旅遊業，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資本主義，我用半鹹不淡的英語配上姿體動作答到：“All shop people wear this, clean, no spit…”
那老外似乎明白我説啥，點點頭，又嘀嘀咕咕説了一大堆，大概是説“戴口罩這主意真白痴，在歐洲才沒見人這麼二，除非她患了病”。
我很想去解釋，但無奈英語太差，只好斷斷續續地説了一句“After SARS…many shops…you know”。這老外像是發現了什麼驚世秘密似的啞口不語，繼續排他的隊。
此刻我才猛然發現，香港店員戴口罩這種現象，在外人看來是如此惹笑。我才記起這種可笑現象，乃是源於SARS。我才想起SARS爆發至今，已有十年……當然也注意不到，這場SARS對香港帶來的各種影響和改變，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十分幸運，十年前SARS爆發之時，我沒得病，身邊也沒朋友得病。可是，非典疫情對我生活的影響，卻是這麼近那麼遠，因為我是一個生意人。
2003年，我還是一間酒吧的老闆。幾個月來，看着門可羅雀的酒吧，看着入不敷支的帳單，每天我都心急如焚。為了扭轉虧損，我用盡了所有促銷方法：減價、請更多拳手（香港酒吧內陪客人猜拳的女服務員）、送贈品，卻依然沒人幫襯，這場SARS讓我體會到什麼叫作慘淡經營。
讀書不多的我，當年為學習經商，啃了一堆經濟學叢書，加上幹了半年的生意經驗，業績上了軌道。我那時23歲，天真地覺得自己很有生意頭腦，可以應付任何挑戰，這種自滿僅僅是因為我未遇過SARS。
這一場SARS之所以可怕，不只是它會奪走人的性命，還在於它能令市場無形之手完全失效，供求定律變成廢話，所有營銷手法全無用武之地，只剩下經濟學的所謂“期望理論”（expectation theory）成為真理。
簡而言之，“期望理論”就是消費者從來都不是理性動物，他們的消費意欲，很多時只是基於一堆期望，包括對未來前景的期望。一旦社會陷入恐慌狀態，人們的消費信心都沒有了，市場也會陷入混亂。
SARS期間的百業蕭條，歸根咎底原因只有一個：便是香港太平日子過得太久，大家都忘記了疫症是怎麼一回事。其實比起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疫症，SARS的疫情並不算很嚴重，只是當時未有見效的治療方法。SARS的來襲令大家手足無措，香港頓時陷入恐慌狀態，自然使餐飲業的消費信心出現總崩。
羣眾為了自救，開始慌不擇路，社會也開始流傳很多怪誕的防疫建議，什麼煲醋防SARS﹑喝板藍根……要多搞笑有多搞笑。最爆笑的是，當時電台的那個鄭大班，竟然呼籲人人戴個口罩出街，説得口罩的功能有如生化防毒面具一樣。
防疫建議荒謬不有趣，有趣的是這些竟有人信，導致口罩斷市，雜誌欄目比較各種口罩質量，人人戴口罩上班。
如此荒謬的現象，只有後來日本福島核事故弄得全國居民相信食鹽可以防核輻射可以“媲美”。更有趣的是，當時香港有人見內地出現“急性盲搶鹽”，為了自我感覺良好，又跑出來訕笑別人無知，儼然忘記了因為SARS而去搶購口罩的羊羣效應，也沒發現家門附近的那一個收銀員，為了不知所謂的規定，一律戴口罩上班，也是源於SARS恐慌留來的啓智現象。
當然，SARS不止為香港帶來了口罩和恐慌，也為香港帶來了防疫意識，同時令港府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所有救市措施，連同董建華政府僅餘的威信，以及本來已很低的消費信心，一同推向谷底。
基於一些政治宣傳上的需要，現在不少時評仍然宣稱，2003年大遊行源於廿三條立法（指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以及港府當時絕劣的公關技巧，令港人憂慮立法會失去原有的言論自由。平心而論，廿三條立法確實是根導火索，然而，若沒有亞洲金融風暴的泡沫經濟爆破，沒有非典令消費信心總崩潰，將港府之前的救市措施毀於一旦，單靠廿三條立法這根導火索，遊行人數是否仍會有這麼多？這一點，相信沒人會知道。
大遊行真正主因在哪，實在難以探究，大家當然可以繼續各説各話。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非典和七一，令中央政府發現，一國兩制原來真是一個嶄新課題，併為香港帶來一系列的振興經濟措施，這便是CEPA和自由行。
無疑，中央的北水南調確實令非典過後的香港走向劫後重生的經濟復甦之路。可是，正所謂“因生果時亦生因”，香港邁向經濟復甦的同時又種下了新的矛盾之因。
中央視一國兩制為一個嶄新課題，也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令本來立場已經反共的泛民主，對中央干預產生更大的恐懼；中央救市成功的同時，也摧毀了港人廿多年來的經濟優越感，再回看內地自改革開放後迅速的經濟增長，逐漸生出一種信心危機。
伴隨着自由行的經濟正面效用，香港整個服務業生態也急劇改變，不少本來以內需服務業為主的零售區，開始演變成服務自由行為主的旅遊區。當金鋪﹑錶行﹑高級時裝店充斥街頭，部分港人的生活和消費慣性被擾亂，再加上港人原有優越感的崩盤、以及所謂“本土論述”的流傳，最終化為一股帶有保護主義性質的所謂“排陸”情緒。
有人批評“排陸”意識是一種法西斯，我看未免太過抬舉，我反而覺得這種“排陸”情緒，只是源於信心危機帶來的自卑，因為我真是難以相信他們所説，“排陸”只因自由行內地遊客的公德意識不足。
我不是説內地遊客的公德意識沒有問題，但看到那些“排陸”言論，竟然對內地人蹲在地上也要破口大罵一頓，你自自然然覺得，這類批評怎麼看都不像是出於愛護，一點痛之深責之切的味兒也沒有，而像是一種訕笑，似是純粹地踩低別人抬高自己，更似是來自一種心理不平衡。
當然，凡事必有因，他們的心情我也理解：三十年前港人眼中的內地人都是泥腿子，回過頭來，看到內地自由行旅客的消費力日強，買表買金買首飾，那些普通打工仔看在眼裏，確實不是味兒。
這種酸溜溜的感覺，正如一個家道中落的二世祖，碰上一個本來窮不拉幾的親戚竟然一夜暴富一樣。基於自我防衞的心理機制，如果不找對方缺點來個無限放大，奚落恥笑一番來抬高自己，這個人可能會徹底垮掉。
在香港現存的對抗性政治格局裏，相信這股“排陸”情緒，仍會在輿論和網絡炒作下，繼續長期存在。我經常跟“排陸”分子打口水仗，他們經常批評自由行是一個錯誤，每次聽到這類言論，我都會啞然失笑。
雖然我沒做過什麼量化分析，研究自由行和CEPA為香港經濟復甦帶來多少實質影響，但從“期望理論”的角度來説，自由行確實為香港注入新的市場信心因素，顯然成功扭轉了當時的景氣循環（business cycle）。相信只要是個有腦袋的人，都不會否定這一事實。
因此，相比自由行對香港是利是弊，我反而時常在想一個假設問題：“如果沒有非典，現在香港會變得怎麼樣？”思考良久，我依然沒有答案，因為歷史沒有如果。
適逢十年之後的今天，內地爆發H7N9禽流感疫情，香港又有一幫人開始大呼小叫，弄得世界末日又要再次來臨一樣。我固然希望疫情不要蔓延到香港，也希望內地能儘快控制疫情，但我最希望的是：香港人這次不要再這麼“神經”。
香港媒體報道H7N9禽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