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輿論”會是實現進步的契機嗎？ -文揚

雅安地震中湧現的“最美新娘”，輿論對其褒貶不一，但還是基本肯定她的敬業

在抗震救災方面，中國這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舉國體制，既成熟又有力，令人很放心。與救災活動沒有直接關係的大多數國民，親自下場幫忙，或提供場外指導，都有點像添亂。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倒是更好的支援。

有人已注意到，與5年前的汶川地震時相比，中國媒體有進步了。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餘亮在本週發表的文章中對此做了一個很好的盤點，並總結道：“從官媒到商媒，目前都是理性佔上風。‘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媒體至今尚未出現…到目前為止，政府、民眾基本合格，連媒體也暫時及格。套用有些知識分子愛用的話，這越來越像一個正常國家。”

接着餘亮的評論，我也談一下救災在輿論進步方面的意義。

天災就是天災，人類無法阻止，也無力抗拒，對於這一點，人類總的來説還是認命。天天罵罵咧咧的人，凡事都罵，政府沒好人，國家不是個東西，垃圾箱裏凍死了孩子，黃浦江上漂流死豬，煤礦透水、城市霧霾、河流污染，都可以直指國家為元兇，據此展開大批判。但對於地震這類天災，雖然肇事者很明確，全是地球惹的禍，但卻無從追究。

顯然，這是一個特殊情況。由於元兇是老天爺，不是人類中的你我他，於是只好免除對原因方面的討伐，所有爭論都圍繞現實後果這一個方面。

在我看來，對於輿論的成長進步而言，這竟是一個難得的契機。若考慮到天災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這個契機還是用奇高的代價換來的，更應加以特別的重視。

人類喜歡爭論，但爭論卻總是無休無止，而且常常毫無結果，永遠原地繞圈，這主要是因為爭論各方沒辦法在造成問題的原因上達成一致意見，而且還傾向於沿着因果鏈條一路追溯上去，不能在任何一個共識點上停下來。

黃浦江上漂了很多死豬，直接原因當然可以歸咎於養豬農民違法亂丟，但也可以進一步歸因到管理部門失職和地方政府的無能，據此又可以追溯到法律不健全、農民沒素質，繼續追，當然還可以一直深究到國家政治體制、國民道德水平、國人文化修養…若還嫌高度不過，那就再聯繫到孔子和基督，讓柏拉圖和穆罕默德也都對死豬們集體順流而下這件事負點責。

當下的中國，人人都很熟悉這種彈射式的、一路暢通直達頂層的深究，所有問題無論大小都直通政治，直通道德，中間全無區隔。文革時期叫做“無限上綱”，挺恰當的，若要換個詞，也可以叫“無限追究”。

這裏的要害就在於“無限”。表面上看，思想解放麼，視野開闊麼，言論自由麼，想怎麼聯繫就怎麼聯繫，怎麼就不行了？

其實此事沒那麼簡單。一事當前，儘量排除政治因素，暫時擱置道德判斷，在通往宏大問題的因果路徑上設置一個限制，不輕易穿越過去，這是個極為重要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當作衡量一個民族的輿論界是否成熟、是否發達的主要標尺。若普遍未能做到這點，人人都帶着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黃浦江倒灌中南海，死豬耳朵反掛撒旦的後腦勺，這樣的輿論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亂的、處在初級狀態的。

要害在於，“無限追究”嚴重干擾了事實判斷。因為，還沒等把具體問題的前因後果搞清楚，爭論各方已經一窩蜂地殺入戰場，去搶佔各自的制高點了。中國紅十字會到底有沒有貪污和瀆職的問題，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種關係，已經不再是問題，愛怎樣怎樣，鬥爭焦點已經轉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紅會、或用哪個新組織取而代之的政治問題上去了。

歷史上，科學最終掙脱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桎梏，獨立發展起來，如果未能擱置道德判斷、專注事實判斷，將信仰問題和科學問題分隔開，根本不可能。可嘆的是，直至今日，這種擱置和分隔，仍未成為中國輿論界的基本準則。

文革期間，農民在自家後院養幾隻雞，也能無限上綱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今日的“無限追究派”，與此一脈相承。

回到“災後輿論”的問題上。前面説了，天災就是老天爺佔據了首要肇事者這個位置，把“無限追究”這條路堵死了，無論懷抱多大的衝動，也知道爬上珠峯頂去和老天爺決鬥沒有用。所以，客觀上製造了一個斷絕“無限追究”的輿論環境。即使還可以從樓房建築質量、政府反應速度、具體救災措施等方面迂迴地追究，但救災的緊迫性和人類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會對此有所遏制。

這就是進步的契機。既然其他時候都沒辦法形成這種難得的一致，那麼天災之後的“災後輿論”就成了唯一的真實體驗。整個輿論界可以在這種體驗中反思一下，為什麼對於別的問題不能也這樣首先關注事實，暫時擱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實弄清楚並發現確實存在更深層的問題根源後再去追究？從一個老人中風倒地的畫面就能一步跳躍到“逾百人跨過不理”的憑空想象，然後又一步跳到“國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討伐，媒體跳大神般的集體昏亂能不能借“災後輿論”這個特殊環境治一治？

天災無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災取得進步，社會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