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不自亂，無人可亂華-潘維

未來十年是中華復興關鍵期

未來十年是我國的關鍵期。為什麼？

**第一，我國經濟增長到了關鍵期。**若能再連續保持三個每十年翻一番（年均增長7.3%左右），在本世紀中期，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的2049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就能追上發達國家。就物質文明而言，中國復興就大功告成了。這是最後三十年的第一個十年，要開好頭不容易，卻必須開個好頭。

**第二，我國處在“黎明前的黑暗”。**很多人價值觀南轅北轍，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都被公開質疑。少數體制內的人也在動搖，不相信政治體制，或以“體制”為藉口搞腐敗，甚至準備帶全家“跳船”。若中國倒在復興的門檻邊，實在令人扼腕嘆息，對不起流血犧牲、艱苦奮鬥了一個半世紀的中華先賢們。

**第三，新中國裏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已經接過接力棒。**他們的責任心、信心、能力是否足夠強？他們能否解決或減輕目前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黨和政府官員的腐敗和脱離羣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思想混亂、貧富差距？十年後他們將把接力棒交給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屆時將是一個全新的中國。

所以，未來十年是中華復興的關鍵十年。若能再堅持二十年快速發展，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我國就很安全了。政界、學界乃至全民就都會對中國不同於西方的體制和道路深懷自信，西方人開始尊重中國體制。中國共產黨執政已64年，稍一放鬆，輕視防微杜漸，就容易自亂陣腳，鑄成大錯，讓中國陷入大混亂，倒在復興的門檻邊。何況還有強敵環伺。

塑造共同利益觀最困難

在關鍵的十年，我們需要處理好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是堅持快速發展，堅持經濟規模每十年翻一番。有人説現在已經“飽和”了，不可能快速發展了。**中國才幾千美元的人均GDP，怎麼就不能快速發展？不少人在分析經濟放緩的具體原因，諸如技術沒有新亮點、世界經濟衰退、廉價勞力沒了、能源原料貴了等等。但我國經濟發展放緩，政治因素是個重要原因。國家投資拉動經濟被美國人強烈批評，但被美國人強烈批評的中國做法通常是好辦法，通常是需要堅持的辦法。日本、韓國在這個階段都是投資拉動經濟。誰有更發達的基礎設施，誰就擁有未來。到拉美看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缺乏基礎設施的結果，也是內部激烈政治鬥爭的結果。我國基礎設施水準距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所以今天還應提倡繼續搞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

**第二是控制腐敗，降低與腐敗緊密連在一起的“制度迷信”。**腐敗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沒信心。政治制度已成為官員腐敗的藉口。在同樣的制度下，我國曾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如果中國改製為“競選”，非但不可能治住腐敗，只會導致更腐敗。制度不是永動機，不可能自動控制腐敗。我國工程招投標制度經歷年改善，已非常嚴謹，卻難以減少工程圍標的惡行。我國研究生答辯制度年年打補丁，已建構全世界高校裏最繁瑣複雜的“制衡”制度，卻絲毫沒能減少欺騙。因此，人心壞了，再疊牀架屋的制度也不頂用。腐敗是人的問題，需要靠加強黨紀解決，在組織人事上加以解決，在容許羣眾輿論監督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第三是解決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混亂。**社會多元不是問題，但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缺乏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人家是多元一體，我們沒有一體，只有多元。政府制度千差萬別，但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手段其實只有四種。第一是執法，執行與社會秩序利益有關的規矩，統稱“法治”。二是讓幾個強大的利益集團聯合執政，統稱“代表性”。三是平衡“部分與整體”，“眼下與將來”，“變化與現狀”這三對利益，統稱“責任心”。四是塑造人民的共同體利益觀，統稱“正義觀”，或主流價值觀。所有政府都混合採用這四種方法。側重不同，就有了不同“政體”。

實際上，共同利益觀是執政最堅實的基礎，也是四個執政手段裏最複雜、最困難、最需要智慧的。我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什麼？以往官方的概括過於繁雜、也欠清晰。在我看來，“大家庭”或“中華大家庭”是最簡潔的概括，也是中華數千年不變的核心價值，是中華自古至今的立國之本。國即家，家即國，家國不分，國就是“大家庭”。若官員喪失對“大家庭”的“責任感”，就會喪失公信力，人民也就不可能有共同利益觀念。

國際環境前所未有寬鬆

除處理好上述三大關鍵問題，我國未來十年還有兩個關鍵技術問題需處理好。

**首先是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產業升級轉型壓力。**低端製造業正在變成夕陽產業，是落後國家為就業不得不做的事。世界的生產方式從農耕到工業製造是第一次大轉型。從工業製造為主到設計研發類高端服務業是第二次大轉型。農牧業生產不創造需求，而製造業的生產創造需求，需求反過來刺激生產。第三產業是創造非有形產品的產業，比第二產業又高一層。以設計研發為核心的服務業能把有限的原料和能源變成幾乎無限並且便宜的產品。而今，世界上最值錢的企業都主攻產品設計，不再擁有工廠。主營產業不同會導致國家間巨大的貧富強弱差距。

**其次是高速城市化壓力。**高速城市化使新一代鄉村人口定居城市，不再返鄉。若安置不好，這些人會成為“城市新貧民”階級，導致嚴重的社會階級鬥爭。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應予足夠重視。在勞力短缺時代，若能首先放開城市間户籍自由流動，創造各大、中、小城市爭相吸引勞力的局面，讓城市常住人口規模與政府級別掛鈎，或許能讓問題迎刃而解。

幸運的是，歷經六十多年的艱苦奮鬥，中國實力有了長足增長。因為實力強大，我國的國際環境實際上已經變得相當寬鬆，甚至可以説，寬鬆程度前所未有。台海問題的天平決定性地偏向了大陸，美國“重返亞太”除了增加幾艘航空母艦來巡遊也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進展，更構不成什麼“安全威脅”；日本挑動釣魚島爭端卻反而吃了悶虧；東南亞國家有些疑慮卻也主要因為幻想有美國可依賴，這同過去“中國威脅論”產生實際影響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歐洲、俄羅斯的對華關係越來越穩定，很難想象出現重大波折。而今，只要中國不想打仗，沒人能迫使中國打仗。因此，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國內問題。只要黨能以民為本，不脱離人民，與人民在一起，制止腐敗，統一思想，保持快速經濟發展，我們就戰無不勝。與過去不同，中華不自亂，沒有哪國能亂中華。此種好局是前輩給這一代中國人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