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重大任務“新編輯部”也完成不了-郭松民
1992年,趙寶剛執導,王朔、馮小剛編劇,葛優和呂麗萍主演的系列喜劇《編輯部的故事》開始在銀屏熱播。這部電視劇通俗、詼諧、狂歡,影響巨大,甚至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語言風格:調侃、反諷、一點正經沒有。
《編輯部的故事》熱播後,葛優成為中國頭號喜劇明星。有一個著名的廣告播了很長一段時間——馮鞏問:冬寶,想啥呢?葛優答:想戈玲呢。馮鞏拿出一根火腿腸給葛優,鏡頭一轉又問:還想戈玲嗎?葛優翻着白眼問:戈玲是誰?
這個廣告真可以説是《編》劇微續集,它用直截了當的對白詮釋了“有奶便是娘”的亙古真理,明示一切超越口腹之慾的東西都是虛幻的,這種理直氣壯深得初涉市場經濟大潮,沉浸在發財夢想中的國人之心,這讓他們免於心理糾結,精神上得到了解放。
實際上,《編》劇當時的大紅特紅,正是和它這種解構傳統以及宏大話語,讓一切追逐私利的行為都正當起來的功效密切相關,這特別近似今天媒體不斷妖魔化城管,轉而把小販的亂擺攤描繪成正當行為的效果。
1992年,小平南巡講述了“春天的故事”,中國開始急劇向市場經濟轉型,知識分子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放棄高蹈迴歸犬儒,他們急需要給自己一個理由,而《編》劇的語言在表面迎合傳統主流話語形式的同時,卻每時每刻不在嘲笑和解構它,這讓人聽着十分痛快。一臉正氣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牛大姐是劇中的箭靶,而葛優扮演的李冬寶則最擅長用氣勢磅礴、神聖莊嚴的“大詞”來形容、描述一些庸俗、瑣屑、甚至猥瑣的人和事。過去人們聞之肅然的高調、見之心驚的上綱、無限深情的謳歌,在這裏全成了不着調的笑料,全沒了殺氣和力道。這自然和當時人們要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的心態相吻合了。
時間一晃過了21年,中國人心理的變化真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當時《編》劇極力解構的傳統道德和宏大話語,早已七零八落,潰不成軍。真誠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已無影無蹤,體制中人在物質方面完成了國際接軌,在精神方面完成了和市場接軌。李冬寶、戈玲、餘得利之流面對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心理優勢。不久前曝出的衣俊卿、常豔的故事表明,即便是在最應該講馬列主義的地方,也仍然可以在賓館包房裏演繹出香豔故事來。《人間指南》編輯部中的人原來總覺得社會還不夠無恥,好,現在大家都徹底拋棄了一切面具,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總該滿意了吧?不知道這是不是當初《編》劇主創人員想要的結果?如果是,那也就算是求仁得仁了。
但這樣的局面就給《新編輯部的故事》的主創人員設置了一個巨大的難題:還解構誰呢?傳統話語已經成了一具屍體,甚至開始風化了,再去解構它,只會讓自己顯得可笑。據説,《新》劇出爐之前,醖釀了10年之久,我想這可能就和缺乏目標有關。
然而,看了幾集《新劇》,我感覺10年的“懷胎”還是值得了,編劇終於找到了新的解構目標:市場話語、消費主義、海派作風等等。這些90年代被追捧,一度似乎是“先進文化”的東西,如今成了新的浮誇和虛偽,因此也就成了新的嘲笑對象。
比如《新》劇中有一個重要角色,海歸派運營總監安妮。她作風洋派,穿着時尚,説話時經常夾雜着英文單詞,上任後還給編輯部的每個人都取了一個英文名字,併力主把雜誌更名《WWW》。這樣的人物,倘若在90年代初,絕對會被視為是“有創新精神”、“時代前沿人物”而受到一干人等的頂禮膜拜,但在今天,這一套卻更容易讓人產生滑稽之感,就連已經退休的牛大姐,也敢嘲笑雜誌的新名字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廁所,而且是“三個廁所”。
更要命的是,安妮雖然極力把自己塑造成“國際人”,但兩杯小酒下肚,她就滿口“海蠣子味”,露出山東大妞安紅的本色了。在一次代表編輯部擔任電視選秀節目“紅男綠女”評委期間,安妮在酒精的作用下,操着滿口的山東腔,和另一個評委發生了激烈衝突,她神態嚴厲,語言辛辣,並荒腔走板地現場演唱了一段《大海啊故鄉》。編輯部的所有同仁都以為安妮這次出了大糗,不料她卻獲得網友的熱烈追捧,甚至出現了大量自稱“紅豆”的粉絲。
應該説,這個橋段還是很有生活的。2005年“超級女聲”意外爆紅之後,各個電視台都開始推出選秀節目,而選秀節目的評委席上也總少不了一條“毒舌”,引起公眾圍觀。筆者作為一名電視評論員,這些年也曾經在許多節目當中擔任嘉賓或評委,發現贏得掌聲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放低自己身段,讓自己“草根再草根”,只要獲得草根的認同,説話越是無厘頭,獲得的掌聲就越多。
安妮這個角色和“安紅評委”這個橋段,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心理的雙重變化:首先,海派作風已經成了裝腔作勢的代名詞,《新》劇中的安妮取代了《編》劇中的牛大姐,成為新的箭靶;其次,在互聯網時代,精英做派在草根那裏已經沒有市場。看到洋派的精英大出洋相,草根的心靈受到了撫慰,《新》劇也開始漸漸走紅了。
倘若如此,“編輯部”系列也就不可避免存在一個重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建設性。細心的觀眾會發現,無論是老編輯部中的戈玲、李冬寶、餘得利,還是新編輯部中的袁帥、何澈澈、李童寶,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既自負又自卑。他們似乎什麼都不在話下,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明,他們嘲笑所有人、所有事,但除了説風涼話,他們卻不能從事任何一項嚴肅的事業。他們解構了體制、權威和傳統價值觀念,但提不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從《編輯部的故事》到《新編輯部的故事》,從解構傳統、解構宏大話語,到解構商業文化、流行文化,《編輯部》系列完成了一次乾坤大挪移,重新找到自己定位,這不能不説是一次成功,但傳統不行,宏大話語不行,商業流行文化也不行,什麼才是我們應該遵從接受的新文化?《編輯部的故事》沒有告訴我們,《新編輯部的故事》也沒有告訴我們。
當然,這不是“編輯部”的任務,而是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任務,這個任務到今天還遠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