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N年——歐洲重債國的未來-王韜

從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已經五年了，歐洲重債國卻在危機的泥潭裏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同時,距離人們上次談論希、西、意等國陷入日本那樣的長期停滯的可能性，差不多有整兩年時間了。

在這兩年時間裏，人們被歐債危機一次次在懸崖邊的驚險運動所驚嚇，帶着或悲觀或樂觀的情緒，討論着直接墜崖和臨危救難的可能性，而很少再談論長期蕭條這個論點了。但希、西、意等國在免於直接墜崖的危險之後，是否就消除了長期停滯、慢性蕭條的可能性呢？筆者以為顯然沒有，而且部分領域還更為惡化了，本着拋磚引玉的願望，本文便來舊話重提：

西、意等國缺乏走出泥潭的增長推動力

能夠為經濟提供推動作用的要素有很多種。例如年輕且大量的受充足教育的勞動力（即“人口紅利”），可以促進勞動產出，吸引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典型的如日本、中國都是此種推動力的受益者；再例如本國某種有價值的自然資源，如大型油田、巨型礦山等，也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典型如沙特阿拉伯、智利等等；科技變革帶來的高科技驅動，也能為本國經濟提供推動力，典型如90年代初諾基亞的興起拉動了芬蘭經濟。然而，所有這些因素西、意等國都缺乏。

對現代經濟發展最立竿見影的增長推動力，莫過於擁有大量的私人儲蓄和公共儲蓄，並以大量釋放儲蓄增加私人和公共開支的辦法，來把國家經濟拉出泥潭。但寅吃卯糧的赤字和債務積累讓此路不通。就算歐盟不再勒令希、西、意等國進行進一步的緊縮以縮減赤字水平，也很難重新大量增加公共開支。

若是擁有人口紅利，倒也能期待未來的發展，可西、意等國還與日本有相似的人口老齡化危機，這不僅使得未來的內在增長潛力大大縮水，也令他們一跌入經濟蕭條的泥潭，企業就望而生畏，經濟就難以自己爬出蕭條。

全世界老齡化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是日本，其次的國家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和日本一樣的老齡化危機，使得西、意等國本來就糟糕的經濟，還得背上持續增長的退休金負擔，這又給在職工作者和企業帶來了沉重的社保繳付負擔，進一步削弱了企業競爭力。

試圖拉動基建，對歐元區難有效果

對於基礎設施不完善或有實際再投資需求的地區，通過將公共開支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去，不僅可以立竿見影的拉動經濟，而且能真實的拉動經濟的長期增長。但這對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比較完善，缺乏有回報的投資項目的地區，是缺乏實際效果的。

如中國，就能通過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了經濟的長期增加，促進了經濟交流和企業的發展壯大。如美國雖然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但大多數基礎設施使用年限很長，橋樑的使用年齡平均達44年以上，已進入老化期，有真實存在的更新重建需求，所以美國若通過大力投資基建，也能有效拉動經濟長期增長。

日本20年來一直企圖通過公共開支大力投資基建，來拉動經濟的長期增長，但結果卻始終不如人意，以至於出現了“失去的二十年”。這是因為日本的基礎設施使用年齡並不長，橋樑公路等使用年齡平均在15年以內，根本沒有更新重建的實際需求。許多新增的基礎設施，不但屬於重複建設，而且不少項目根本沒有經濟意義，如在北海道建設的過剩高速公路，就被日本國民諷刺為“只有黑熊在奔跑的高速路”。

而歐元區國家面臨類似的困境，歐元區國家基礎設施很完善而且很新，同時缺乏有價值的投入項目，砸了錢卻沒有回報，那隻能是增加債務包袱。2012年6月歐盟峯會推出的所謂1200億歐元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結果10個月過去了，歐洲投資銀行和歐盟結構基金幾乎什麼也沒投，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在歐元區中與德國為鄰是大不幸

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歐盟硬是拼湊了一個政治上看起來很好，但實際上不符合經濟原理的不正常的歐元區。一羣低增長低通脹的國家和一羣高增長高通脹的國家被政治捆在了一起，以至於歐元區實際狀況根本不符合催生它的最優貨幣區（OCA）經濟理論。但現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危機國，根本不能也不敢退出歐元區，否則經濟將立即崩潰，而把德國開除出歐元區同樣是做不到的。

但西、意等南歐國家在生產力水平、企業競爭力、勞動生產率等等一切與經濟競爭有關的領域，都存在着相對於德國的全方位劣勢。既然同在一個歐元區內，無法通過匯率貶值來進行外部調節，那就只有通過內部貶值來調節——這意味着大量企業倒閉（儘管它可能在西班牙國內屬於效率較高的優質企業，但只要低於它的德國競爭對手，就將遭受不幸的命運），工人大量失業（目前西、意等南歐國家已遭受極高失業率的打擊），僥倖沒有失業的人也必須接受降薪的同時大量加班，只有當拉平與德國的競爭力差距，衰退才會見底。

高盛銀行估算的數據表明，想要拉平和德國的差距，葡萄牙和希臘至少要用15年，西班牙10年，意大利5至10年，在“失去的十年”的漫長調整期以後，歐元區內部的結構性差異才能得到消除。在此期間，南歐危機國們將會長期處於民眾高失業、企業經營困難、經濟停滯的窘境中。

工會和僱傭保障過多，勞動力市場僵化，或許是導致西、意等南歐危機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被迫進行了勞動力市場改革之後，西、意等國是不是就能擺脱困境、恢復活力，重拾增長了呢？恐怕短期內是同樣不現實的。

中國人或許可以數以億計的從西部去東部沿海省份打工，但很難想象德國的企業會僱傭巨大數目的南歐國家勞動者，讓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計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湧入德國工作，不僅有語言、技能培訓體系和職業資格認證等方面的重重障礙，德國工會也絕不會認可。

而在企業這邊，對中國或美國來説，一個企業將一個地區的工廠遷移到另一個地區去，阻力並不大；但如果德國企業決定關閉其在本國的工廠而將生產工作轉移到西班牙或意大利去，卻是極為困難的。不論默克爾和她的同僚如何心懷大歐洲之夢，也絕不會贊同以本國失業率大幅上升為代價的南歐復興。

既不能輸出勞動力，也無法引進高競爭力企業，那麼以較小的代價、較快的速度促進南歐復興的可能性，所有的路徑都被堵死了。他們只能在自己內部以殘酷的競爭來解決問題。前面已經説了，直到與德國的競爭力差距被拉平，衰退才會見底。而德國已經趁04-06年經濟景氣的時代完成了充分的改革，競爭力遙遙領先，西、意等國就算進行了各項改革，競爭力縱向和自己比有了很大提高，但只要還在同一個歐元區裏每天都橫向和德國比，競爭力比不過德國，困境就擺脱不了。西、意等國企業不僅在歐元區內部市場，在國際出口市場上也都受到德國企業的競爭。於是她們的經濟在宏觀上就一定會表現出長期停滯、慢性蕭條。

越拖越傻眼的歐盟領導人

2012年6月的歐盟夏季首腦峯會的時候，大家原本是樂觀的看到峯會中達成的一系列成果的，認為化解危機就在眼前了。然而，歐盟落實成果的速度慢到讓人絕望的程度：

其一，借貸給西班牙1000億歐元以化解眼前的西班牙銀行業危機。這樣簡單的一件事，結果花了5個月才得到真正落實。

其二，就銀行業監管與化解風險，組建銀行業聯盟。原本計劃2013年1月1日就要全面運轉起來，結果僅第一步就直到2012年12月中旬才勉強達成協議，第二步拖延到今年（2013）年3月才勉強通過，第三步得今年下半年再説，真正運轉起來得2014年年中才有希望。

其三，增長與就業契約及1200億歐元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至今已經10個月過去了，只聽樓梯響，就沒見人影子。據估計，至少得拖到今年7月的德國大選塵埃落定以後，才有可能有實質性推進，真正落實時間甚至沒人能估計。

其四，各國讓渡部分主權，建設財政聯盟。至今為止影子都沒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前幾天才剛剛為此加緊敦促了一番，但效果不明。

糟糕的是，由於歐盟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裏，慢條斯理的糾纏於國債等外在表象的問題，忙於治標不治本的工作，不僅令解決企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能力的根本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且日漸惡化到了難以挽救的程度。

由於持續的危機和糾纏於援救貸款，不僅在政治上造成了歐盟各國民眾之間的對立，特別是德國民眾與受援國民眾之間的互相憎惡和指責——實際上德國已經面臨被拖下水的危險（德國在2012年第四季度遭到了0.4%的負增長），——在已經拿出了大量援救資金用來解決那些表面的債務危機之後，很難再拿出大筆援救資金，幫助南歐危機國們解決內在競爭劣勢的根本問題。

最為糟糕的是，德國拼命增強自身競爭力，避免自己被一同拖入經濟衰退深淵的所有努力，也全都在間接抵消西、意等國改革措施的效果，讓它們更難追上德國競爭力的腳步。

2012年10月筆者曾在文章中指出民眾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經濟困境長期持續，今後“重債國的中央政府出現內閣難產、政府癱瘓的局面，可能性是極大的。”果然今年2月的意大利國會大選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局面，以至於內閣難產了兩個月，目前仍在為組閣而努力中。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今年7月大選之前，恐怕什麼實質性舉措都難以推進。經濟困境進一步傳導到政治困境中的結果，是在持續經濟困境的打擊下，南歐國家會不會投入各種極端主義的懷抱，還是保持更大的理智，去繼續支持深入改革？沒人能保證。

當然，對中國來説這也不是什麼好消息。畢竟，歐洲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歐洲的經濟困境也將是我們的出口困境。歐洲各國選出的最高領導人，以及他們的高級顧問和經濟專家團們，能比我們這些凡人提出睿智百倍的創舉，高明的方案，去防範和解決這一困境嗎？但願上帝保佑他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