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陰謀能力？不，只有利益集團（陳平訪談之四）
**觀察者網：**陳平老師，您曾經從一個制度性的角度解釋了荒誕不經的觀點是怎麼被媒體所選擇和傳播的。當然現在社會上還有一種陰謀論的説法，就是像這些荒誕觀點的背後都有利益集團在推動。我想起美國的雷迅馬教授曾寫過一篇論文，描寫美國政界學界人士如何聯手向第三世界有組織地傳播現代化理論，以達到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那麼陰謀論是否也可作為解釋這一問題的角度呢？
**陳平：**我並不太認同陰謀論的觀點，雖然“利益集團論”可以部分解釋上述現象。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其實陰謀論是高估了西方和利益集團的能力。舉例而言，日本最荒唐的是在二次大戰時：它的陸軍要集中力量先佔領中國、海軍要先打敗美國，但是不僅天皇無法下決斷、日本也沒有一個總參謀部，因此只能同時開戰；而日本單線作戰已經非常困難，兩線作戰只能加速自己的敗亡。再舉例來説，英國有陰謀嗎？確實有，就是由它數百年來的“大陸均勢”政策發展而來的“分而治之”策略，不管哪一黨上台，這一點都不會改變；比如印巴、巴以、伊朗，現代國際政治中的幾個焦點問題都是英國留下的。那麼美國是否有陰謀呢？我認為美國有三個陰謀，但這三個陰謀是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的。具體來説是哪三個矛盾呢？
其一，美國的傳統利益集團是其東北部的傳統產業，代表者就是軍火巨頭、底特律的汽車產業、芝加哥的鋼鐵行業等等；他們以反共、控制東歐為目標，因此冷戰就是他們的支持下發動的，這一部分也被稱為所謂的“東部陰謀集團”。而恰恰也正是哈佛、MIT等等東部的美國傳統名校，炮製出了所謂“西方優越論”。他們的黃金時代是上世紀50至70年代，此後由於美國東部地價上漲，產業紛紛逃往西部，特別是加州地區，由此就形成了美國第二代利益集團——里根為代表的西部集團。
西部集團有哪些特點和主張呢？首先，里根主張政府要補貼高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不同，這些以核能、空間、電子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有一共同特點：高風險的，僅靠私人投資難以實現。**中國人誤以為這些是西方私營公司投資的結果，其實背後都是政府的鉅額軍備競賽補貼做支撐；**而依靠補貼研發成功之後，再實現“軍轉民”，比如現在廣泛運用的GPS。因此，里根力主“搞星球大戰”計劃，而這一計劃真正的目的絕非消滅共產主義，而是要給加州的高科技產業、大學提供領取政府補貼的藉口。如果沒有敵人，還怎麼讓納税人同意將自己的收入補貼給與自己並不直接相關的產業中去呢？
其二，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進行國際貿易的集團。近三十年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因此美國西海岸的公司鼓吹貿易自由化。東海岸的夕陽產業及其工會是強烈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因為它的工業已經無法同亞洲國家相競爭了。而作為太平洋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的受益者，西海岸摩托羅拉、微軟、波音等大公司一直在遊説為中國提供最惠國待遇的；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目前接受美國政府軍事補貼最多的集團。由此決定了他們的目標也是自相矛盾的——既要求貿易自由化、到中國投資，又要繼續進行軍備競賽、造航空母艦；這是因為他們一定要唱好中國市場才能從中獲利，但是又絕對不能動搖美國的優勢。
其三，最渴望戰爭的利益集團又是誰呢？是德州石油集團。只要中東有動亂、只要拉美有反美勢力，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影響，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也被認為會慢慢佔用他們的土地和資源。因此他們有三個主要敵人：中東的伊斯蘭勢力、拉美的反美勢力，還有大量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中國根本不是他們的頭號敵人。
因此，石油集團可以毫不猶豫地同中國開展合作，但是在平時與中國保持怎樣的關係則完全取決於國際形勢：如果國際形勢緩和，它們就要跟中國叫板；如果國際形勢不太平就要跟中國合作。比如來自德州的兩任布什總統，以及更早一些的的約翰遜總統，都是如此。
那麼美國究竟有沒有陰謀呢？很顯然，上述每一個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陰謀；但是它們是否能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大陰謀呢？我認為美國暫時還沒有這個能力。
反過來，歐盟有沒有陰謀呢？當然，可以説歐盟也有陰謀，具體是什麼呢？就是歐洲文化至上。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歐洲敵人是誰呢？有兩個：美國和中國。為什麼？因為，歐洲實行的是高福利政策，但是在國際競爭中卻慢慢在走下坡路：在高科技領域輸給美國和日本、在中低科技領域輸給中國。因此，它在今天遇到了危機，福利政策難以為繼。因此，為了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歐洲最希望的是“零增長社會”。所以，歐洲在國際舞台上經常在討論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議題。而且由於缺乏獨立的武裝抗衡俄國和美國，歐洲也常常以“普世價值”作為道德制高點。
因此，歐洲其實是“騎牆派”：在歐元問題上，他和美國是競爭對手，與中國是盟友；在產業競爭中，為了維持本國的福利社會，他在中低端與中國存在競爭關係，在高端同美日是對手；在爭奪非洲、保持勢力範圍和話語權的問題上，鼓吹中國新殖民主義的恰恰是歐洲人——所以歐洲人的各個目標也是自相矛盾的。
綜上所述，美日歐是否能形成一致的陰謀呢？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還掌握着世界的話語權，在許多問題上仍舊有共識，這就是西方文化優越論。**但總體而言，只要中國不在場，美日歐自己內部就會吵得不可開交：比如安倍政府現在執行的無限制貨幣寬鬆政策，從美日、日歐關係的角度而言無疑是自殺，因為這樣以來日元就同美元、歐元構成了尖鋭的競爭關係；從經濟角度而言，目前日元最好的盟友是人民幣，但日本恰恰又同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產生尖鋭矛盾，而一旦兩國關係完全破裂，日本金融的崩潰在所難免。所以，儘管希拉里在在中國周邊製造了大量矛盾，看上去中國的處境非常困難，但實際上這也提醒了中國——她要不是在中國周邊製造緊張局勢，中國的房地產投機泡沫還會繼續下去。而現在危急的事態也提醒了中國，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是航母、飛船。她這一搞緊張局勢，中國馬上明白了，什麼重要？航空母艦重要。宇宙飛船重要。中國可以不像當年蘇聯一樣追求在軍事技術上壓倒美國，但我可以長期保持戰略平衡。
**觀察者網：**幾年前戴旭的一個演講在網上很火，其中也説到投入尖端科技的重要性，不能都靠磚頭（房產）來帶動GDP。
**陳平：**的確，房地產所拉動的GDP意義不大，而大量外匯儲備也根本花不出去：中國要收購些什麼，就會被批為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所以説到底，在國際舞台上依舊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出信用”，但是現在的槍桿子意義不同了，需要的是航空母艦、隱身戰鬥機和衞星系統。
**觀察者網：**既然陳平老師，您認為國外的這些所謂陰謀沒什麼大不了的，那麼國內這些荒誕觀點背後的利益集團，除了您之前曾提到過的媒體利益集團，據您的瞭解還有哪些呢？
陳平：我認為，國內的確是存在着數個利益集團。
**可以發現，最不遺餘力地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恰恰少數國企的高管；這是因為他本質上也僅僅是一位職業經理人，在目前位置上所取得的利益是無法制度化的，一旦被免職、或任職到期，他很快就會一無所有。**而如果現在可以像改革開放初期時，再實行一次管理層收購，他們很快就可以完成一次華麗轉身，這就是當年俄國寡頭髮家史的中國版。對此，他當然會同媒體一道大力支持——畢竟他將會是國企私有化的最主要受益者。所以這事有那麼大的勢力支持、媒體支持，你想誰得益就好了。
但是，這種狀況顯然不會是宣傳、教育、司法等領域的幹部們所願意看到的。畢竟他們同國企領導們出身一樣，都是黨和國家的幹部、為黨和國家工作；如果在國企可以一夜暴富，而自己甚至連住房問題都難以解決的話，除非像赫魯曉夫當年做的那樣，把中國的黨分裂成產業黨和服務黨，否則雙方的矛盾將會繼續保持下去——而這是不可能出現的。
由此我們就可以發現，在中國，有許多事情——比如推動“華盛頓共識”——是可以停留在口號方面，但是不可能貫徹實施；而所有正在實施的工作，恰恰是不能大張旗鼓地宣傳的。所以，當我看到一批人在媒體、論壇上大力鼓吹某些觀點時，在內心裏都覺得這非常可笑，因為他們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政治遊戲的一個重要潛規則，爭論越激烈的事情越是不能幹——比如，奧巴馬在競選時曾經誇下的海口有哪些實現了？槍支管控？向富人加税，以籌集資金加大教育投入、整修橋樑？雖然這些到了今天一樣都沒能落實，但是在當初競選的時候，只要言辭足夠激烈、擺出了足夠的姿態，就能獲得更多的選票。
比對奧巴馬的故事我們就能發現，那些在媒體上表現最積極的，其實都是不能做事的人，真正能做事的人為什麼會去白費口舌呢？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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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教授近年重要國際會議的講演記錄：
2012年7月2日，國際熊彼特學會雙年會，特邀主題講演，“代謝增長理論：學習競爭與大國興衰”，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國際研討會議題《亞洲崛起的原因和影響》。陳平提出技術和知識的新陳代謝模型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內生增長論的知識積累模型，並用來解釋東亞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衰落，引起演化經濟學界元老們的關注。
2012年5月5日，墨西哥城G20峯會預備會，《未來的就業》專題研討，參加者包括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勞拉-泰森，美國前財長薩默斯。陳平的講題是“金融不穩定性，技術興衰，和就業政策：一個非均衡的視角”。發言正面批評克魯格曼與薩默斯拒絕拆分金融寡頭的嚴重後果，獲得巴西前總統、西班牙前總統、和新加坡前外長的支持，也引起勞拉泰森對陳平研究的經濟複雜性問題的興趣。
2012年1月7日，美國演化經濟學會（AFEE）2012芝加哥年會，專題研討《大危機與經濟理論的未來》，陳平擔任總評議員作了總結髮言。
2009年5月14日，羅馬 GN影子峯會，與會的有世界銀行，歐洲央行，和多國央行與國際組織的官員與經濟學家。陳平應邀作了題為“內生經濟波動的中觀基礎與穩定動盪市場的競爭政策”的發言，用數據與模型證明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明確建議設立國際反壟斷法，拆分國際金融寡頭的政策建議，引起與會者注意。
2008年11月14日，美國《經濟學家爭取和平與安全組織》於紐約新學院大學在G20峯會前夕舉行的，為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建言的國際高層研討會，主題為《金融危機，美國經濟，與新政府的國際安全問題》，陳平做了題為“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基於經濟複雜的新思維”的發言，建議美國學習中國經驗，包括：先增長後改革，拆分壟斷寡頭，發展混合經濟等政策，引發熱烈討論。 2008年6月12日，歐盟《規範轉變》國際研討會，布魯塞爾，陳平應邀作了主題發言：“從有界理性到經濟複雜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侷限”，引發熱烈討論。
2007年9月23日，日本演化與制度經濟學會鹿兒島2007年會，陳平作2小時的特邀報告，題目為：“均衡幻象，經濟複雜和經濟分析的演化基礎”。陳平的研究結果系統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體系，先後挑戰了6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包括計量經濟學的Friedman外生貨幣模型，Frisch 噪聲驅動週期模型，Lucas 微觀基礎與理性預期模型，Coase 零交易成本世界，Black-Scholes 期權定價模型，Granger 的一階差分濾波器，以及Arrow 的幹中學的知識積累模型。
陳平教授工作經歷：
1968年至1974年，任成都鐵路分局電工。業餘研究理論物理，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史；
1974年至1979年，任中國科學院合肥等離字體物理研究所實習研究員，研究受控熱核反應。
1978年，被借調籌備全國科學大會工作，開始參與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討論；
1979年至1980年，作為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研究生，參與農業政策改革的討論和人才學的研究，被聘為安徽省政協特邀委員；
1980年秋，赴美國作理論物理學的研究生；
1981年起，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德克薩斯大學普里戈金教授研究非平衡物理學、非線性演化動力學、與複雜系統科學；1985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的經驗證據；
1988至2002年，先後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里戈金統計力學與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研究科學家；
1988年至1989年，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第三屆會長；
1988年至1994年，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1999年至今，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4年至今，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0年起，被邀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員。
陳平教授目前為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兼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複雜量子系統中心客座研究員；南開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兼職教授；被聘為社會勞動保障部、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市政府、安徽鳳陽縣政府的專家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