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西化問題，是英美化問題-陳平
**觀察者網：**陳老師，您曾經多次批評當前廣為傳播的“普世價值”、“華盛頓共識”，以及一些“荒誕經濟學”的教條，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您對中國走西方道路、全盤西化持保留意見呢？
陳平：首先，我需要再次重申，當前的西方經濟學的確存在問題，但有問題的主要是英美的經濟學。在從“撒切爾—里根”時代到金融危機前的所謂“自由化的三十年”裏，英美主流經濟學家利用所謂的“雜誌排名”構建起了新自由主義流派的壟斷地位，並且把這一方式引入學院的評價體系中，將創新經濟學、奧地利經濟學、熊彼得學派、依附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等等其他流派全部邊緣化了，將它們稱為“異端經濟學”；這實際上是英美主流經濟學在學術道路的自我封閉，屏蔽了批判的聲音，成了所謂的“自閉經濟學”。
早在危機爆發以前，英美的主流經濟學就已經開始遭到來自學院內部的，歐洲大陸的，甚至來自社會學、人類學的廣泛批判；而金融危機更是對英美的主流經濟學產生了致命的打擊。近幾年來，長期被主流經濟學家佔據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也開始討論演化經濟學、熊彼得學派等等過去“非主流”的學説，並藉此方式發現和修正主流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其次，相比於上述已經開始反思的西方同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於英美經濟學的認識方面無疑已經落後了；我認為這與當前國內學界的評價體系有直接關係。長期以來，中國教育部也照搬了英美的以“雜誌排名”為導向的評價模式，將其作為衡量研究者水平、提升教師教職的主要依據。在這種評價體系之下，國內的經濟學研究被片面地等同於“以英美主流經濟學的話語體系、研究範式在主流經濟學雜誌上發文章”。同在西方過去三十年所發生過的一樣，這就使那些引進非英美的所謂西方“異端經濟學”的、也就是批評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中國學者所做的創新性工作在國內被嚴重地邊緣化了，而且被邊緣化的程度遠甚於美國。
因此，這種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方法，實際上是存在嚴重誤區的，根子是將西方經濟學片面地等同於英美主流經濟學；其實質是以英美作為西方唯一且正確的代表。這樣一來，由企業家、政治家和勞動者在實踐中成功創造出的中國經驗，在中國的大學裏反而不受重視，常常受到國內主流經濟學家以“華盛頓共識”進行批判；那些缺乏反思的、沒有與時俱進的媒體經濟學家之所以能夠拿着主流經濟學的教條為大棒揮舞，與長期以來我們對於“西方”的概念的狹隘理解有直接關係。
**觀察者：**陳平老師，您之前曾講到商業化的媒體在利益驅動下習慣於賣醜聞——傾向於報道那些極端的、吸引眼球的、好理解的，並且迎合底下這種不滿的內容。那麼是不是媒體本身對國內經濟學家起到了“逆向選擇”的作用，使他們變得迎合某些口味？
**陳平：**我認為當下中國媒體存在着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可以説就是體制問題。
我也經常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同這些記者接觸時我注意到，他們大多是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出身，沒有學新聞出身；因為接受的通常都是經濟學主題的訪問，來採訪的記者因此也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或是接受過同經濟學有關的政治的、歷史的訓練。而我所遇到的中國媒體人，包括那些曾拍過許多與經濟相關的電影、紀錄片的中國媒體人，他們都是學新聞傳媒出身的。**這些缺乏經濟學相關知識背景的國內媒體人，腦海中很難建立起經濟學的判斷力；**所以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還需要特別向他們介紹一些經濟學的背景知識，比如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經濟學思潮、流派等等；而他們都不知道我説的是誰、甚至連名字都會翻譯錯。我認為這是中國媒體體制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我認為，中國媒體在三十年的現代化過程中，雖然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的媒體理念和教學、甚至直接派人到西方訓練；但是這些訓練是存在一些偏向的，具體來説我認為是，只派人去英美訓練，卻少有派人前往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法國接受訓練；而恰恰歐洲大陸是對英美模式有着深刻的批判。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媒體並不是西化，而僅僅是英美化、華盛頓共識化了。
並且，這一問題甚至還發生在黨校裏。比如中組部也經常把幹部派到哈佛接受訓練——可為什麼要去哈佛呢？那裏可是蘇聯崩潰的策源地，戈爾巴喬夫的經濟顧問們都來自哈佛。我認為，這反映出黨校作為培訓中國領導幹部的教育機構，**它對美國的認識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區：以為美國的軍事科技先進、能夠到處發動戰爭，就代表美國的制度先進、教育先進、新聞先進、甚至它的社會科學先進。**這很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不可否認，美國的軍工技術非常發達，但是它已經在科學、社會科學、教育等其他各個方面失去了領先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
**觀察者：**陳老師，我發現您剛才一方面是從體制的角度，為“荒誕經濟學”的觀點在媒體上的泛濫提出了一種解釋；另一方面似乎也是從媒體從業者、黨政幹部的培訓等等教育的角度，指出了當前“英美等於西方”這一錯誤對中國社會的深層次的、長期的影響？
**陳平：**的確，與西方掛鈎的不僅是現在中國的媒體，還有教育部的學校的排名也是採用了西方標準。我個人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可以採用西方標準，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則完全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在我的設想中，**最理想的青少年教育過程是這樣的：童年在鄉村度過，讀城市裏的中學，再到歐洲或者國內接受本科教育，最後去美國的研究生院。**現在過早讓孩子去西方接受小學、中學教育，其實更容易學壞。
與此同時，還應該貫徹錢學森的主張，在學校實行末位淘汰制，中學、大學應該搞多樣化的比賽，使每個學生都能培養出自己的特色。與中國不同，美國越好的學校淘汰率越高，考試這種方法只用來檢驗涉基本的能力，德國人在中學就開始殘酷的分流；我們也應該養成這個習慣，以此推動學生的分流，並且也可以打破“唯學習成績決定未來出路”的傳統觀念，讓每個學生都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在西方，哈佛的學生能夠當高管、中管、技術工人，但很難成為企業家、創業者本身，好的企業家更需要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精神。
因此，中**國的教育改革不應該只讓教育家和教師來講教育應該怎麼樣，而應該廣泛地聘用來自社會方面的顧問團，特別是企業家、成功人士。**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中國也曾有過蔡元培、中國科技大學等等非常成功的教育改革經驗，但是都沒能夠得到有效的總結、推廣。
G20峯會曾提到，中國的教育也需要一次英美式的改革。但是從經驗和歷史上看來，**帶領中國走向成功的這一代領導人們，恰恰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還被稱為“失去的一代”；而使東歐的改革陷入困境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卻都是出身自最頂尖學府牛津哈佛。**兩相對比之下，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誰的教育需要改革呢？
為了保持學科活力，德國人是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研究所，全部聘請非經濟學的所謂“行外人”對經濟學進行批評；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但是也還不夠，應該讓所有取得成功的人都參與進來，包括那些“上山下鄉”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一個諷刺的現實是，中國現在成功人士，都是“戰場大學”和“泥土大學”摸爬滾打出來的，卻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了牛津哈佛；這樣培養出的下一代既不懂中國經驗、也沒有生存能力，學會了西方的貴族排場、外表光鮮，但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
**觀察者：**那麼陳老師，您能否從整體上介紹一下，您認為中國應該從哪些方面、怎樣去借鑑和吸收西方整體的、而非片面英美式的經驗呢？
**陳平：**我也曾經提到過，中國的當前最大的不平等正是教育和醫療機會的不平等。西方僅僅以財產性收入的絕對差距來衡量收入水平，而在中國，北京上海10萬年薪的白領，他們在生活質量上可能遠不如農村居民；但是城市卻通過緊缺的就業機會、高昂的房地產價格，剝削、排擠內地農民和大學生，從而保證了對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的高度壟斷，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平等，這是必須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
從當前金融危機的困境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軍備競賽和醫療問題現在已經成為了它財政體系上的吸金黑洞。而中國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恰恰是醫療機會的不平等，有美國在醫保問題上的前車之鑑，我們特別應該警惕重蹈覆轍，**避免走進“加大醫療投入等於提高醫療質量和醫療水平”的誤區。**我們應該鼓勵醫院、療養院搬遷到風景宜人的山區、鄉村，把病人放在潔淨、放鬆的環境中加以調養，充分利用環境資源對於健康的作用。
此在教育問題上，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產生的大量60至80歲的退休人員恰恰是極好的教師，比如我過去的教師就都是志願軍退伍軍人，經常對學生講那些生動的戰爭故事。而現在學校中的女老師，在兒童的培養問題上往往過於保守、怕出事，這樣的教育方法死板、單調。我認為，應該聘請那些退休養老的人重新投入到中小學兼職教育中，讓師範畢業教師的負責基礎課。
此外，目前的高考制度也需要改變。以我在高校的觀察，現在肯吃苦、能幹活的學生都來自農村。因此，高考不僅需要考學生的學業知識，還需要檢驗學生的生活知識：生存能力出眾的學生應當加分，眼高手低的城市精神貴族應當減分。“上山下鄉十年、無法回到城市”，這肯定是對人才的浪費，但是如果以短期的“上山下鄉”作為培養生存知識的教育方式，這無疑是有效的。在真正優秀的，如德國、日本的教育模式下，都還保留着不講奢侈排場、強調生存訓練的教育理念；德國人、猶太人都還有歷史傳統教育，就像毛時代的憶苦思甜運動一樣。而恰恰是在中國，連窮人家的孩子都不願勞動了；古語有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目前發現其實二世就斬了；過去毛主席進行過不少好的教育實驗，現在完全可以同新科技結合起來，重新發揮其作用。
而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所謂競爭力的產生過程，基本都遵循着這樣一條道路：最開始是賣資源，然後賣勞動力，接着賣技術，最後賣文化和生活方式。今天風靡全球的好萊塢、美國夢，源頭就是大蕭條時期美國人的精神世界：通過爵士樂忘掉現實的煩惱、對外來希望有好車開有大房子住。
當然，今天的美國人已經走出了水泥森林，想要回到綠色叢林；而中國還做着美國人過去的夢，以為這些就是就是現代化的全部內容和終極目標，華西村、吳仁寶，這些發展的典型其實依然沒有走出美國人的舊夢。特別是“9·11”發生後，美國的洛克菲勒中心、環球中心等等高樓大廈也並沒有過去那樣受人追捧：畢竟住在2層以下可以拔腿就跑，而在10層樓上帶給人們的唯一感覺是權力感、權力慾，但犧牲的是生活質量。
我多次強調，只有講求共存的鏈式經濟才是與時俱進的、適合生態的。但是在當前的政績指標下，這一模式並不為中國政府所重視，為此，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新的政績評價體系。過去的唯GDP主義是將肥胖當體育冠軍，比如美國的GDP中有很多都是熵。**為了所謂的規模和效率的英美模式，犧牲了就業、資源，甚至生物多樣性：因為在這套體系下，凡是“不具備效率”的生物都被消滅了。**但是“效率”這一指標的衡量方式實際上是非常短期的，有很多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在當下無法衡量，只能在長期影響中顯現。比如我在美國時，看到各個建築裏都開足了空調，為了效率把所有的窗户都封閉了起來，這樣通氣管道中的流行病菌越來越多，連廣譜抗生素也紛紛失效；結果過去沒多久，上山下鄉時都能保持身體健康的我，反而在美國得了胃出血，最後切掉了大半個胃。
歷史上看來，“五四運動”的背後其實就是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中心論”，並認同“市場——效率——規模”這套不計算環境與物種代價的發展理念。到了今天，這套有嚴重缺陷的發展理念已經難以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完全認同，而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也已經隱約來到了問題的邊緣、但是還並未對此有深刻的理解。
此外，高度發達的規模經濟也會產生法律問題，正所謂“法不責眾”、“大而不倒”。在法律的話語體系下，美國實際上是“法不治窮”，因為他們已經無可失去了；中國也無法貫徹法制，因為現在剛剛富起來的農民沒法通過法制進行管理，除非在經濟上實行寡頭制，抵押寡頭的資產。而如果未來中國真的實現了完全英美化，那麼離開土地的農民就只能在寄生蟲和黑户之間選擇，這樣的局面對房產利益集團有利、從中也會產生嚴重的腐敗。
因此，中國的問題既不是債務危機、也不是土地產權、更不是國企私有化，而是停止英美式的城市化進程、改變以英美為西方唯一正確代表的觀念，廣泛地吸收西方各國、特別是歐洲大陸國家的經驗和模式，改變經濟指標、政府的治理模式、改變市場的遊戲規則，實現馬克思的理想，消滅三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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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教授近年重要國際會議的講演記錄：
2012年7月2日，國際熊彼特學會雙年會，特邀主題講演，“代謝增長理論：學習競爭與大國興衰”，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國際研討會議題《亞洲崛起的原因和影響》。陳平提出技術和知識的新陳代謝模型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內生增長論的知識積累模型，並用來解釋東亞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衰落，引起演化經濟學界元老們的關注。
2012年5月5日，墨西哥城G20峯會預備會，《未來的就業》專題研討，參加者包括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勞拉-泰森，美國前財長薩默斯。陳平的講題是“金融不穩定性，技術興衰，和就業政策：一個非均衡的視角”。發言正面批評克魯格曼與薩默斯拒絕拆分金融寡頭的嚴重後果，獲得巴西前總統、西班牙前總統、和新加坡前外長的支持，也引起勞拉泰森對陳平研究的經濟複雜性問題的興趣。
2012年1月7日，美國演化經濟學會（AFEE）2012芝加哥年會，專題研討《大危機與經濟理論的未來》，陳平擔任總評議員作了總結髮言。
2009年5月14日，羅馬 GN影子峯會，與會的有世界銀行，歐洲央行，和多國央行與國際組織的官員與經濟學家。陳平應邀作了題為“內生經濟波動的中觀基礎與穩定動盪市場的競爭政策”的發言，用數據與模型證明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明確建議設立國際反壟斷法，拆分國際金融寡頭的政策建議，引起與會者注意。
2008年11月14日，美國《經濟學家爭取和平與安全組織》於紐約新學院大學在G20峯會前夕舉行的，為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建言的國際高層研討會，主題為《金融危機，美國經濟，與新政府的國際安全問題》，陳平做了題為“金融危機與國際秩序，基於經濟複雜的新思維”的發言，建議美國學習中國經驗，包括：先增長後改革，拆分壟斷寡頭，發展混合經濟等政策，引發熱烈討論。 2008年6月12日，歐盟《規範轉變》國際研討會，布魯塞爾，陳平應邀作了主題發言：“從有界理性到經濟複雜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侷限”，引發熱烈討論。
2007年9月23日，日本演化與制度經濟學會鹿兒島2007年會，陳平作2小時的特邀報告，題目為：“均衡幻象，經濟複雜和經濟分析的演化基礎”。陳平的研究結果系統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體系，先後挑戰了6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包括計量經濟學的Friedman外生貨幣模型，Frisch 噪聲驅動週期模型，Lucas 微觀基礎與理性預期模型，Coase 零交易成本世界，Black-Scholes 期權定價模型，Granger 的一階差分濾波器，以及Arrow 的幹中學的知識積累模型。
陳平教授工作經歷：
1968年至1974年，任成都鐵路分局電工。業餘研究理論物理，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史；
1974年至1979年，任中國科學院合肥等離字體物理研究所實習研究員，研究受控熱核反應。
1978年，被借調籌備全國科學大會工作，開始參與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討論；
1979年至1980年，作為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研究生，參與農業政策改革的討論和人才學的研究，被聘為安徽省政協特邀委員；
1980年秋，赴美國作理論物理學的研究生；
1981年起，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德克薩斯大學普里戈金教授研究非平衡物理學、非線性演化動力學、與複雜系統科學；1985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的經驗證據；
1988至2002年，先後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里戈金統計力學與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研究科學家；
1988年至1989年，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第三屆會長；
1988年至1994年，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1999年至今，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4年至今，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0年起，被邀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員。
陳平教授目前為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兼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複雜量子系統中心客座研究員；南開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兼職教授；被聘為社會勞動保障部、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市政府、安徽鳳陽縣政府的專家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