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來信：關於“恐怖”的美國往事-王璞

1.

 4月19日凌晨4點半，麻省劍橋，我從自己的租屋從發，去往波士頓機場趕早班飛機。事先約好的出租車司機，已經等在門口，他一上來就説：“氣氛真詭異啊！”我聽了完全摸不着頭腦，上了車才知道，原來昨晚十點許，位於劍橋的麻省理工校園發生了槍戰，一名校警被殺，很可能，兇手就是波士頓爆炸案的兩名通緝犯。司機避開了途徑麻省理工的路線，並告訴我，所有出租車司機已經收到警方短訊，今天不要在街上接客。我和司機當時都還不可能想到，沒過幾個小時，整個波士頓將全城封禁。如果不是早班飛機，如果不是提前約了車，我那天可能根本無法外出開會，只能困在自己的小公寓房裏。

 在巴爾的摩轉機時，機場的電視裏都是關於波士頓的新聞。警匪大戰已經轉移到了沃特敦（Watertown），那是我開車上班的必經之地。警方要求所有人留在家中。波士頓的公共交通全面停止。我手機上收到了工作單位的電郵：全校封閉。

 一整天在外開會，不時收到波士頓的同事和朋友的短信或郵件，問候平安。大家都困在家中，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危險究竟會出現在哪裏。所有人反而都有點羨慕我，似乎我的出差，竟然是一次金蟬脱殼。偌大的波士頓，被負隅頑抗的爆炸案嫌犯臨時綁架了。

 忙了一天到賓館休息，打開電視，全是警方勝利的消息。在嫌犯兄弟倆中的塔梅爾蘭死亡數小時後，受傷的弟弟焦哈爾在藏匿中被活捉。所有新聞節目——CNN, CBS, NBC, FoxNews——都有在以沉勇有力的聲音報道着警方的凱旋，直播畫面上解禁的人們來到街頭，高喊“USA！USA！Boston! Boston!”，有人擁向全副武裝的警察或國民警衞隊成員表示敬意，有人感動得流淚。波士頓的春夜是頗有些寒意的，但那一晚滿是解封后的熱烈主旋律。

2.

 哀悼，紀念，致敬，隨着兇手緝拿歸案，一股療治傷痛捍衞人心的正能量瀰漫波士頓。官方的降半旗和默哀自不必説。市中心離案發地點不遠的一整座廣場，專門供大家獻花，擺放蠟燭，進行哀悼。哈佛等校園闢出了追思牆，人們用各種語言許諾，永遠不會讓那些過早離開人世的生命被遺忘。幾座消防站掛出了手寫的橫幅——“永遠銘記”，然後後邊是四位死者的名字，看到呂令子名字時，我心中自然也有神傷和感動。

“逝者長已矣”，波士頓人也要表達生的堅強。緝兇之後，波士頓公共汽車的顯示屏上不再只報站名，而反覆打出“波士頓雄起”（Boston Strong）“波士頓在一起”（We are one Boston）的字幕。同樣的標語被商户、機構和普通人家大量採用，現在仍然隨處可見。本地棒球隊Red Sox在波士頓人心目中地位特殊，它象徵了波士頓的生活方式，可以把全城人凝聚在一起。破案後的首個主場比賽，公眾以到現場看球的方式表現波士頓生活方式的堅韌，Red Sox全隊則帶領球迷向死者默哀，並請來鎮、市、州和聯邦各級參與緝兇和維穩的力量，對它們一一致敬。球星David Ortiz主持這一紀念儀式，最後深情地爆出粗口，禮讚波士頓精神：“This is our fucking city!”在爆滿的球場裏激起不息的歡呼聲。這句發乎情而未能止乎禮的粗口隨着直播傳遍了全美國。人們立刻把目光投向監管電視節目內容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因為在直播中爆粗口足以讓Red Sox和棒球聯盟受到嚴厲的處罰。然而FCC在推特上順應民意回應説，這一句“發自內心”。

從震驚和悲情始，以正能量終。“我們的生活方式堅不可摧”。這是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厲害的地方。波士頓“感動美國”，波士頓在一起。但故事的起點卻是，兩個波士頓成長起來的車臣裔青年，決定不和波士頓在一起，走向了駭人聽聞的暴力。

事實上，反思和追問在4月19日當天就已經開始。即便當時，人們已經可以從有限的信息中判斷出這兩位嫌疑人的行徑是美國內生的“恐怖”，爆炸案不是某個恐怖組織的精心策劃，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他們落網當天，美國媒體就不禁發問，兩位在劍橋鎮的青年何以成長為反美國、反社會的“惡魔”？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曾顯得非常“正常”。有評論者看到爆炸案後波士頓的凝聚力向心力大增，就大談美國人面對恐怖的態度日漸“成熟”，認為他們將對“內部的敵人”展開“人民戰爭”。但我擔心我們泛泛使用“恐怖”/“反恐”的邏輯，會極大遮蔽在“敵我劃分”背後的美國社會問題。實際上，雖然案件過後的主流價值觀的再確認構成了一種非常有效非常感人的意識形態儀式，但這種美國人特有的反應方式仍然是高度情感化的自我療傷。案件已經過去一段時間，刑訊仍在深入之中，兩位嫌犯在絕大多數人的良心法庭那裏，早已被宣判為罪大惡極。當譴責和哀悼告一段落，我們可以更理性地探究，在怎樣的美國現實中長出了這樣的施暴者。不過，對於美國的主流媒體來説，答案是早已給定的：因為他們（這兩兄弟及其父母）沒有成功地融入美國。這個標準答案是正確答案嗎？

3．

融入美國：這是“美國夢”對新移民提出的期許和要求。塔梅爾蘭和焦哈爾的父母也是懷着這個夢來到的美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他們一家“融入”了。兩兄弟的父母找到了工作，有合法身份，享受了美國的一點社會保障，而現在幾乎所有的新聞調查都顯示，兩兄弟——尤其是弟弟——更是“一到美國就變成了美國人”。他們都在劍橋林奇和拉丁學校念中學，這是劍橋市的一所公立學校，我平時也經常路過。哥哥後來上了社區大學，弟弟上了州立大學。哥哥拿到了綠卡，弟弟更於去年成為了美國公民——諷刺地是，他的入籍儀式是在9月11日。弟弟焦哈爾在高中時尤其成功，他不僅成績不錯，而且被選為摔跤校隊隊長，贏得了教練的信賴和同伴的欽佩。又聰明，又健美，他受女生喜歡，也就一點不奇怪了。詭譎地是，今年早些時候他還曾回高中母校去看望教練和隊友，而教練本人後來就參加了馬拉松賽。當然，兄弟倆也浸染於典型的美國青少年生活方式：夜生活和通宵電玩，飲酒，吸食大麻……

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融入又失敗了。父親安佐爾是學法律出身，來美國後只好轉行幹汽車修理，收入不高。母親工作不穩定。他們是下層勞動力。退休時，他們沒有財產和養老户頭，只能靠救濟金。他們後來離異，分別回到俄羅斯，這歸鄉與其説是身份認同的問題，不如説是一個現實經濟的決定。兩個兒子被留在美國，沒有了父母的關愛和支持。所以弟弟焦哈爾在申請入籍的同時，也曾在推特上表露對美國的幻滅，對故國的思念——這情感背後是一個破裂移民家庭的經濟生活現實。而作為參照的，兩兄弟的叔叔，同樣是來自車臣的移民，同樣學法律，最終在美國重新拿到法學學位，並找到了工作，收入據説早已是六位數，躋身中產，那才是成功的融入吧。以美國的價值觀看待，這就叫個人奮鬥，有成有敗，怨不得誰，你最好別當“loser”。

也就是説，所謂融入，首先必須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融入。當然，這其中會涉及對美國主流價值觀和主流社會的認同。但不要忘記，“美國夢”之所以能長期作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方案，恰恰也是建立在美國全球霸權所積累的政治經濟實力基礎之上的。美國強大的中產階級生活是這個夢的現實依託，曾讓無數人嚮往，但現在看來，那並非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常態。經歷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和最近幾年的經濟困難，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經縮水到有人質疑它的存在的地步；新窮人四處產生，只是被驅趕到各個社區的角落，人們永遠無法真正“看見”他們；社會向上流動越來越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原有對移民者的融入誘惑，就變成了一道窄門：美國夢圓變美國夢碎，這才是資本主義的底色。

4．

移民和宗教，在美國都是敏感話題。4月19日當天，CNN金牌女主持Candy Crowley如此遣詞造句：“我們為何沒能使這兩兄弟成為愛國者？”這是一語雙關，因為他們作案的4月15日是麻省的愛國者日。但這個問題後來也沒有深入下去，因為最初這一家的確是衝着美國這片機會的土地而來的，兩兄弟的生活狀態和美國許多下層迷惘青年相似，直到他們走向邪路。反美傾向產生於美國生活內部，產生於第二代，這不是討論移民議題可以解決的。那麼，所有問題都要歸罪於宗教極端主義嗎？在個人心理和行為層面，這麼説有一定道理。一切發生得很快，兩三年前，受母親影響，塔梅爾蘭變得越來越宗教狂熱。弟弟焦哈爾似乎一直不是特別虔誠，但在缺少父母關愛的情況下，他在哥哥的影響下出現了“報復社會”的心態和暴力傾向，並以真主作為這一切的藉口。而在社會層面，宗教極端主義的介入顯然是壓垮駱駝最後的稻草，我們還必須問，為何這種思想毒藥會有人主動飲用。

什麼都不能為反人類反社會罪行開脱。但我通過這個案子感覺到，美國社會在渙散中，這或許是更深層的問題。

“沒有所謂社會，只有個人。”新自由主義大神撒切爾夫人如是説。這句話也很美國，道盡了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美國人口頭上各種價值觀，但在行為上早踐行了撒切爾的話：你只能作為個人往上爬，自己找自己的“社會安全”。美國的活力來自於此，困境也來自於此。當特定政治經濟條件下的中產階級“盛世”已經成為過去的傳説，這個不要“社會”的社會處在看不見的危機中。經濟危機來襲，美國堅決地保衞了“社會”，但那個社會，僅僅是上層社會。移民要融入美國社會，但其實這裏根本沒有一個社會讓你融入，雖然表面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你要融入的是個人奮鬥的經濟。你好自為之。

這並不僅僅和新移民有關的問題。波士頓爆炸案被定義為恐怖行為，有特定語境，尤其是因為襲擊的象徵意義極大：波士頓歷來被看做是新英格蘭的首府，而新英格蘭是美國的立國根據地，歷來有“是我們新英格蘭創造了美國”之説，至於麻省特有的4月愛國者日，則是為了紀念美國革命開國的列克星頓-康考爾德戰役的。同時，襲擊者又有穆斯林背景，這就不得不讓敏感的美國人往“恐怖主義”的方向聯想。但如果暫且拋開這些因素，把這個案子放在這十年來美國國內內生的眾多極端暴力事件的譜系來看，我們則會毛骨悚然地發現，反社會的瘋狂行徑竟然這樣五花八門，層出不窮，造出無數慘劇悲劇。當美國人不顧“社會”時，美國社會正日益喪失維繫和整合社會行為的能力。那些不被理睬的邊緣，正是各種極端暴力的土壤。而且，我疑心，這也不僅僅是美國的情況。在按新自由主義邏輯運作的全球化時代，社會的潰散正成為世界的通病。

爆炸案激發了波士頓人的社會凝聚力。身處其中，我深受感動，如同上了一堂政治課。但我也不得不感到這種意識形態和現實的脱節，以及意識形態自身的矛盾。就在爆炸案破案前兩天，美國國會否決了奧巴馬提出的控槍法案，而這個法案其實根本談不上嚴格。美國的愛國者們要捍衞的價值觀中有許多偉大的修辭，但其基本命題仍然是：我們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個人，我最瞭解我自己的利益，不要干涉我。這種個人價值的進步性我們從自由主義者那裏已經聽到了太多，但它也有衍生許多反社會行為的危險性。誰也不知道我們身邊哪個個人會成為受害者，而哪個個人會走入魔道成為施暴者。“波士頓在一起”，這也是一種“非常態”或想象狀態。其實大家並不在一起。意識形態的一次次表述之下，美國社會在經歷人口和種族結構、經濟結構、地域結構等許多方面的深刻變化。然而，不僅美國，而且世界上大多政治體，都只會大談共同體倫理，而拒絕建立幫助人們應對這些殘酷變化的社會網絡。通過一次次慘絕人寰的暴力事件，我們應該意識到，首先必須重建社會，然後才談得上保衞社會。而在這種重建暫時無望時，我們只能作為個人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