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漁民：媽祖比海軍都管用-陶短房
5月9日，台灣屏東籍漁船“廣大興28號”遭菲律賓公務船在台菲重疊海域開槍掃射，造成台灣漁民洪石成不幸喪生。
事件發生後，台海兩岸華人十分憤慨，同聲譴責，台灣當局在沉默兩日後也做出反應，於5月11日深夜對菲律賓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四點“嚴正聲明”：正式道歉；賠償損失；儘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啓動台菲漁業協議談判，並給出了“自5月12日零時起72小時”的時間線，聲稱一旦屆時未獲菲律賓方面正面響應，將採取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召回駐菲律賓代表、要求菲駐台代表回國協助妥善處理本案“三項抗議措施”。
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對台灣漁船粗暴執法由來已久，台灣有心人統計指出，**自1968年7月20日，菲律賓執法船扣押台灣東港漁船連春財號起，至1982年1月止，台灣被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扣捕漁船計約千艘，被扣漁民逾三千，被焚漁船數十艘，死亡漁民數十人，菲律賓執法船、執法人員粗暴對待台灣漁民，輕則打罵、洗劫，重則扣押勒贖甚至傷人殺人，近年來也並未收斂。**以往這些慘劇長期未受當局和公眾重視，此次引起轟動、關注，則更多拜網絡時代資信發達之賜。正因為並非新問題，菲律賓方面才顯得有恃無恐，彷彿什麼事也未發生，而未能預料到網絡資信時代“老問題”也會出現新變數的台灣當局，也才會在事發伊始散漫對待，待發現民意輿情洶湧才手忙腳亂跟進。
台灣屏東籍漁船“廣大興28號”遭菲律賓公務船在台菲重疊海域開槍掃射
此次事件發生地，台灣方面稱系在菲律賓12海里領海外、台菲專屬經濟區重疊海域，倘如此，台灣漁船本就有權合法捕撈；菲律賓方面則含糊聲稱，事發地系伊拜亞島（Itbayat）和呂宋島之間海域，這自然是因為該海域屬菲律賓領海，如在這裏捕撈，台灣漁船則已“撈過界”。即便後者屬實，菲律賓執法船也僅有登臨、罰款等權限，而無權開槍殺人，對此菲律賓方面先後提出“走火誤擊”、“先空槍警告、漁船試圖撞擊執法船而後自衞”等説辭，無非為自己砌詞辯解。但正如死者之子、漁船船長洪育智所言，漁船小而脆弱，菲律賓艦船大而堅固，漁船怎敢主動撞擊執法船？更何況菲律賓執法船3001號追趕台灣漁船長達1小時，漁船上發現機槍彈孔達52個之多，這顯然遠遠逾越“正當執法”範疇。從這點上講，菲律賓顯然難以自圓其説，也正因如此，他們儘管聲稱將進行“透明、徹底”調查，卻把涉事執法人員禁足、禁言，有關調查進度、證據嚴格對外保密，更至今未派人前往台灣查看漁船情況。
台灣當局發佈的“最後通牒”其實並不嚴厲，而是處處留有餘地：時間線看似嚴格，但仔細看去便可發現，嚴格的僅有時間一項，但要求的卻只是“正面響應”，換言之，只要菲方“正面響應”了，哪怕答案不令人滿意甚或答非所問，時間線也便失去效力；至於三項“抗議措施”，後兩項只有象徵意義，並無實際殺傷力（對無邦交的雙方而言更是如此），前一項貌似嚴厲，卻正如一些台灣民眾所言，迴避已在台工作、據稱人數超過8萬的菲律賓勞工，只談“凍結申請”，不免避重就輕，隔靴搔癢；至於“雙邊漁業協定”，則更有“把喪事辦成喜事”的願景嫌疑。
然而從目前情況看，菲律賓並沒有真打算對事件承擔相應責任。
菲律賓方面的正式答覆直到5月12日才由總統副發言人阿比加爾·華爾特作出，儘管對“不幸狀況”表示“由衷遺憾”並對遇難者家屬表達“誠摯和最深切的同情及哀悼”，甚至對菲執法船的行為稱為“必要措施”，指責台灣漁船“挑釁”，且該發言人發表聲明時面帶笑容，令台灣民眾大譁。儘管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白熙禮雖被傳致歉，但致歉對象是遇害者家屬，而所謂“道歉”僅代表其個人。菲律賓方面這一幕似曾相識，不禁令人聯想到2010年“8.23”香港遊客在馬尼拉因菲特警解救失誤，造8名遊客、導遊喪生後，菲方的態度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詭異的笑容。兩相印證，其所謂“透明、徹底”，最終將是怎麼一回事，不問可知。
台灣當局此次的高姿態，很大程度是被島內民意、輿情一步步推動所致，如今被菲律賓方面步步緊逼，台方應對也不得不相應升級，馬英九辦公室針對華爾特聲明加以駁斥，稱“態度輕佻”、“需付出代價”，由兩艘海軍護衞艦和三艘執法船組成的船隊也向南海出動。
事實上，台灣海軍在80年代中期以前，曾是東亞名列前茅的水面艦艇部隊，如今實力仍遠在連導彈艦艇都沒有一艘的菲律賓海軍之上，台灣空軍實力更遠勝菲律賓，後者最後一批現代化戰鬥機，還是台灣淘汰後“友情贈送”的一批F-5E/F戰鬥機，但**台灣大多數輿情、尤其知根知底的漁民，對“海軍護漁”信心不足，他們指出，這類姿態以往並非未曾做過，但最終不過“碼頭拍照秀”，有漁民甚至稱“媽祖比海軍、‘外交部’管用”。**如前所述，台菲漁業糾紛非一日之寒，兩方當局也好，軍方和執法機構也罷，早已是知根知底，知彼知己，菲方倘非“一切盡在掌握中”，以自己那幾艘老掉牙的破船，又如何敢對海軍擁有“基德”級驅逐艦和“康定”級護衞艦的台灣漁船動粗耍橫？
台灣當局之所以畏首畏尾，連弱敵都不敢示強，一是擔心美國的態度，二是擔心被“扣紅帽子”，讓民進黨抓住題目，攻訐國民黨“被統戰”，從事件發生後民進黨等方面的言論、姿態看，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而據稱系台灣“國安會”發佈的“應對慢是顧忌‘美國因素’”的説法，也從另一方面證明這一點。
正如台灣《聯合報》上文章所分析的，馬當局所希望的，是藉此時機迫使菲律賓簽署“台菲漁業協定”，一方面重演釣魚島“漁權爭取成功”的“外交突破”，另一方面也認定台菲漁業糾紛問題癥結在專屬區重疊，只要界限分明便天下大吉。
然而釣魚島“外交突破”如今已因日方一系列小動作而轉向“政治負資產”，此次漁民屍骨未寒，馬當局趁此時談及此事實屬不智，談成可能被“獨派”譏諷“依仗大陸勢力狐假虎威”，為漁民懷疑“秘密交易”，談不成則更不用説，至於“劃界則天下太平”，恐更是一廂情願。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當前台海形勢下，馬英九和台灣當局對台海任何超越經濟、文化範疇的合作都小心翼翼，惟恐被扣上“統戰”的“紅帽子”，保釣事件中以保釣起家的他表現如何，已是前例，奢望“兩岸共同護漁”者，恐怕暫時只能這麼望着。
相反，台灣當局在外交空間有限的背景下，可能會轉請美國、日本，或有影響的退休政客出面斡旋，甚至採用秘密外交模式，“獲得台階，解決公關難題”當是其了結事態的真正底線，前提是菲律賓方面給一個像樣的交代，而這個交代能讓大部分台灣民眾、輿情，至少暫時平靜下來。但從目前情況看，有恃無恐的菲律賓，恐怕連這樣一個小小的交代也未必捨得痛快給，而台灣民意繼續洶湧之下，過小的交代怕也越來越鎮不住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