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日本修憲運動看看風水-吳俊
在新近上台的安倍總理的切實推動下，日本朝野朝着修憲的方向，或者説“正常國家”的方向，又跨出了堅實的一步。誠如安倍所言, 這部憲法的確由當時的“佔領軍”授意制定的，但是在他任內,是否真的能讓放棄交戰權的和平憲法成為歷史,，目前還存在着莫大的變數;但是從日本國內上下一致推動修憲的民意來看，日本掙脱和平憲法枷鎖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
如果説，從50年代算起的前三次修憲高潮只是代表了日本右翼政治家心目中的長遠政治抱負，那麼時至今日，修改憲法早已經成為了日本民間的主流意見。要不是礙於美國尚不明朗的態度，至少在10年前小泉純一郎當政的時代，修改憲法的民意火候就已經差不多了。當然，仍然在橫須賀駐留着艦隊的美國，肯定也會對是否放任日本修改憲法進行權衡，至少民主黨政府很難在這個問題上鬆口。畢竟，經歷過太平洋戰爭的“周邊國家”中，就包括美國，美國也應該對一個擁有宣戰權的“正常日本”記憶猶新，儘管上一次日本人的宣戰來得並不準時。
“日本式兩面派”
自從去年9月份，當時的野田政權生造出一個“購島事件”以來，我們就應該很清晰地看出今後日本的政治走向：無論是執政黨還是主要在野黨，都將無可逆轉地轉向更趨保守的民粹主義路線。
迄今為止，很多中國人還在一廂情願地相信日本民主政治中存在着黨派制衡，或者民間存在的“護憲”力量。曾幾何時，這些制約力量確實存在，但是它們消失的速度遠比我們預料的快；不光在參眾兩院的席位的消長上，也在日本民間對於那場侵略戰爭的複雜認知上。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傾向於認為：至少從結果上看，正是太平洋戰爭粉碎了舊的殖民勢力，成就了戰後東南亞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類似對歷史的歪曲解讀，直接導致了日本人對於那場戰爭中的“加害”認知相當膚淺，而“被害”記憶則異常深刻。所以很多日本政治家雖然常常將“追悔戰爭”掛在嘴上，但是又會經常“失言”美化戰爭。**某種程度上説，這種不能自圓其説的追悔，恰恰是外人不容易解讀出來的“日本式兩面派”；因為説一千道一萬，讓他們“追悔”的，更多的是戰敗，而非侵略戰爭本身。
日本的國民性格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的“曖昧”。這從日本人喜歡用似是而非的曲折表達，來代替直接使用否定的語言習慣上就可見一斑。而表現在日本政治家身上，往往就是一些前後矛盾的兩面派言行。這也就是為什麼自稱“非常重視中日關係”的中曾根康弘，會草率地將南京大屠殺與廣島原子彈相提並論，這其實正是很多日本人的內心流露。
由此推而廣之其實不難發現，幾乎每一代自民黨領導人，不管保守的或者開明的、親華的或者親美的，都會在歷史問題上多多少少招惹是非。例如當選前從未去過靖國神社的小泉純一郎，上台後每年都會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公職身份去一趟。很多日本人將這種面對外部批評的不屑態度視為內心的強大；故而東亞各國批判的調門越高，小泉在國內的民望也就越高。而對小泉參拜一直持反對態度的外務相田中真紀子，也一直被認為是繼承其父政治衣缽的典型的“親中派”，但是事實上，她本人也曾經在2001年去過靖國神社，只是沒有以公職身份而已。這差不多是“日本式兩面派政客”的最典型表現。
又比如，一直對東京都購島鬧劇持嚴厲批評的野田佳彥總理，其解決爭端的辦法，竟然是推動“釣魚島”的國有化。野田後來解釋説：“只有國有化，才可以降低中國的對抗情緒”，這種強大的邏輯背後，所體現出來的日本式的自説自話，顯然是地球上的其他的“正常國家”不容易理解的。
習慣於從表像和常識作出判斷的人們，容易被日本人表面上的嚴肅和執拗所欺騙，而對於日本政治家的這一套知行相悖，表裏不一把戲，往往缺乏提防。就如同電視劇《我得團長我的團》中，龍團長所感悟的那樣，日本人打打停停的賤招了無新意，但是從東北殺到了雲南，還是無往不勝。時至今日，很多日本政客仍然大有吃定中國的心理優勢，如同野田的“國有化”鬧劇一樣，以為隨便耍個花招，或者演個雙簧，中國人這邊就糊弄過去了。
説到這裏，難免讓人想起幾年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耍的另一個花樣。當時他曾經在與中國學者的一次對話中提到過：“我不反華，只是反共”。深知石原老底的人，不難看出這其實只是一句很非常輕佻的“政客式”的假話。實際上這次對話本身，就是因為石原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舊日本時代污衊中國的惡毒稱謂，最終不歡而散。或許石原自己也沒有預料到這樣的話真的能夠蒙到什麼人，畢竟他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污衊和種族主義言論，早已上過電視。但是最後的結果倒是讓人吃驚，他這段話竟然一下子登上了中國媒體的封面，把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收服成了“知事分子”，網絡甚至出現了讚揚石原的聲音，感慨石原君原來是好人，非但不反華，還很熱愛中國文化云云。筆者對石原知事的各種驚世駭俗的語錄倒是知道不少，此人除了極端的妄自尊大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見解。他對美國總是一副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臉孔，而對亞洲其他民族可就會擺出一副種族歧視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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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憲又如何
再回到前面，既然日本民意大定，修改和平憲法勢頭已經不可阻擋，屆時是否真的就會放出了一隻吊睛白額的傷人猛虎？料想事情倒也未必如此可怕。即使修了憲，日本重新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第一要面對的難題仍然是駐日本美軍問題，其次才是找周邊國家的茬兒。時至今日，日本仍然負擔着駐日美軍的龐大開銷，在諸如釣魚島爭端，或者保障能源運輸的問題上，日本對美軍這根大腿還需抱得更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都是與日本單純的民族主義願望相悖，而又看似無解的難題。**説到底，美軍如果不走，“正常國家”又從何談起；美軍走了，一時半會硬不起來日本要“正常”又有何用？**所以，修憲所能解決的問題，或許不比它能帶來的麻煩要多。
從歷史的角度看，所謂日本修憲問題，只是中日間的一系列舊的難題經歷不斷演化後，所形成的最新焦點而已。可以預見，新的挑戰和爭論也還會繼續下去。無論是修憲也好，改自衞隊為軍隊也罷，亦或者釣魚島問題是否繼續懸而不決，中日之間無非是合作多一些還是鬥爭多一些的問題，都不會改變中國愈“大”、日本愈“小”的長遠格局。
回顧新中國整個對日交往史，建交前廣泛的民間的交流就有拉攏日本的意味。策略上重視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區分，對於一個已經成為美國在遠東橋頭堡的日本，中國總體上是期待其能擺脱對美國惟命是從的狀態，支持其獲得一定程度上的“獨立”。而中日島嶼間的爭端問題，雖然尤其是美國代表的各方都已經着眼長遠佈局，但是嚴重的紛爭並沒有出現。最終，中日以建立邦交的大局出發，將釣魚島問題“擱置”了起來。
進入80年代，隨着日本的經濟實力的空前強大，牽制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重新崛起，成為了當時對日外交的重點，如何通過外交方式牽制日本軍費過快增長，顯然是新的課題。作為當時的新晉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即使其軍費只佔到GDP的百分之一，其絕對數量和人均數也將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當時所流露出的擔心並不是“自衞隊到底是不是軍隊”這樣的法理問題，而是日本軍事實力的實際增加了多少。説穿了，“和平憲法”只是一張紙，或者説是“他國內政”，這一點到了今天也沒有改變，所改變的只是隨着兩國實力變化而導致的策略變化而已。
最近十年，隨着中日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日本的某些政客應該是看到了釣魚島問題是不可能永遠“擱置”下去的，情急之下自導自演了這出購島鬧劇，最後無非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當然，由於日本國內的輿論導向，很多日本人將這此政治投機的失敗歸罪於“和平憲法”對政府行動力的掣肘，也算是再次領教了日本人特有自欺欺人。回過頭來，我們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擱置爭議”，是何等的韜晦和務實。所謂“擱置”，就是不拘泥於法理和形勢，而最終的發言權，總是倒向更有實力一方的。如果繼續用這樣的眼光來洞悉當下的局面，也不難得到如出一轍的結論：與其浪費心思去猜測日本會不會從法理上發生改變，不如以料敵從寬的態度，做好自己的準備。
最近幾天，國內報紙放出的琉球地位未定論，確實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此前二十年，每當日本領導人單方面破壞外交默契的時候，報章上總是連篇累牘的進行八股譴責，其實別人也只是當耳旁風而已。我注意到，這次甚至連美國都出來替琉球（沖繩）歸屬背書，平白賺了日本一個人情；而中國的主動出擊，也着實讓日本陷入了莫名的被動。縱觀古今中外，鬥爭的最高境界，無非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到你無從適應為止。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非但日本人靠着奸計和刺刀吃定中國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美國靠着一個島國制約整個大陸的時代，也早晚要過去的，日本這張牌的分量正在變輕，儘管她還在掙扎。
如果從日本自我鬆綁的脈絡看，2000年以前只是輿論先行，等待時機。而911之後一個月，日本參議院就迅速地通過了《反恐特別措施法案》等三個文件，為向海外派遣戰鬥人員鋪平了道路。2006年，小泉政府又放鬆了自縛手腳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則”。這些脈絡清晰的動作之後，如果還有什麼下限可以突破的話，顯而易見的，就是一勞永逸地修改憲法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儘管日本擺脱法理束縛的進程正在加快，變得越來越“正常”，但是該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卻並沒有提高。實際上，隨着國內老齡化以及少子化的難題日益凸顯，極端排外而不願意接受外來移民的日本社會，必然會面臨極為深刻的人口結構問題。
雖然眼下日本的高端製造業仍然具備着很強的競爭力，但是其工業產品在除了汽車和照相機等少數幾個門類外的廣大領域內，都已經不再具備獨步天下的優勢。**所謂的雁行時代，或者説亞洲其他國家，為日本的工業體系提供一些簡單配套和市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也不是單單靠一套“安倍經濟學”就可以解決的。
“正常化”？日本底氣何在
雖然日本擁有非常完整的重化工業體系，但是支撐其“交戰權”的的軍工體系卻並不那麼完整。從務實的角度看，與其認為阻止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趨勢的阻力，來自於一紙憲法，不如來盤點一下那些日本軍工體系中缺失的關鍵部分，來得更為心裏有底。以下我們不妨來研判一下日本的“交戰”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為了保持其戰鬥機生產能力，可以用高於F16C/D型兩倍的價格來採購本國生產的F2型戰鬥機；為了維持相關技術人員不至於流失，日本可以將其老舊的F15J的升級工作，拖慢至每年幾架的速度。但是，即便是如此處心積慮，僅僅靠着這些近乎惡性循環的辦法來維持軍事工業體系的完整，也絕非長久之計。小泉總理任內，頗有先見之明地為日本的武器出口鬆了綁，但是其武器出口至今仍然還處於從屬於政治需要的，半賣半送的階段，想靠着外銷訂單來分攤成本仍然還是遙遙無期。
僅以筆者的預見，今後幾十年，日本航空工業的努力方向，仍然是努力獲取並埋頭維持一條F35生產線。但是，即便三菱重工按照許可證生產出來的戰機比洛克希德在沃斯堡工廠下線的原版更精良些，日本仍然無法獲得完整的先進戰機設計和製造能力。**特別是如果在未來幾年，其自主研發的“心神”戰鬥機在F35的衝擊下半途夭折，這對於日本的飛機設計能力而言必將是滅頂之災，四代機將成為日本人永遠邁不過的那道坎。**如今，世界上能夠設計3代以上戰鬥機的國家，經屈指可數；而能夠製造大推力渦扇發動機的國家，也只剩下了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而已。而這兩個條件，日本顯然都不具備。
很多人認為，日本已經擁有了核武器技術以及足夠的核材料儲備，可以在幾天之內製造出大量的核武器。當然，從日本人努力囤積數量巨大的武器級鈈來看，確實很難不讓人對其囤積這些材料的真實用意產生聯想。但是日本的核武器技術顯然不可能是完備的，一個沒有試驗過原子彈的國家，是不可能越級設計出氫彈的。也就是説，日本即使如石原慎太郎叫囂的那樣，具備核武器生產能力，能夠製造出來的，充其量也只是一顆大號的“長崎型”原子彈，同聯合國五常的第三代核武庫相比，與一支玩具水槍無異。
無論安倍再怎麼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這樣刺耳的舊時代口號，或者是明天就將自衞隊改成“日本陸軍”甚至是“皇軍”，日本都不可能真的回到那個對鄰國為所欲為的帝國時代了。
在我看來，越是嘶聲力竭地呼喚舊日本的迴歸，越是容易在虛聲恫喝中走向迴光返照。舊日本固然可以通過炮艦，將經濟危機轉嫁到一個造不出軍艦的中國頭上，但是現在的日本，除了一如既往地依賴中國市場，可早已不具備那樣霸道的實力了。所以我們對待日本修憲的態度，也大可不必如同30年代的民國政府一樣，伸長脖子緊盯着每一個日本“親華派”、“知華派”，期待他們能夠上台組閣，直到最後發現，不管這些人誰上台，其實都是一樣的。
日本軍事雜誌設想的“心神”戰鬥機擊落中國殲20的畫面，但是其右上角標註的入役時間為2033年
（圖片為觀察者網編輯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