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認識琉球問題的複雜性-吳銘

近期，琉球問題的討論開始在我國的權威媒體上展開。長期以來，琉球（沖繩）這一與中國距離很近又非常重要的區域一直為中國的公共討論所忽視。在釣魚島局勢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琉球問題開始進入中國公共輿論的視野，這是重要、積極的進展。

疑義相與析，有關琉球問題的討論自然會有不斷切磋和發展的過程。此前在《人民日報》刊文、提出“琉球問題也可以再議”的中國社科院專家張海鵬5月17日在《環球時報》又發表《琉球再議，議什麼》一文，指出有外媒認為他主張中國要琉球的解讀是錯誤的，“琉球歷史上是獨立的國家，今天再議琉球，絕不是‘中國要琉球’”，他批評一些中國要收回琉球的意見是不妥的。這標示着琉球問題討論在逐漸深入。

這些討論有望召喚出對於西方列強到來之前東亞地區以朝貢體系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對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國際主義視野的再理解，為重新思考琉球問題提供更豐富的思想資源。那種只關注琉球究竟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思考方式，背後是對近代以來的國際法以及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秩序不加反思的簡單認識，以及對近代以來東亞區域秩序所經歷的巨大歷史變遷缺乏瞭解。

在日本模仿西方帝國主義開始向周邊殖民擴張之前，琉球是一個特殊的王朝，始終保持着與中國的朝貢-藩屬關係，同時也與日本有朝貢—藩屬關係，形成雙重朝貢模式。**汪暉在其重要論文《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及《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鉅變》中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像琉球、不丹、錫金等很小的政治體，為什麼從來都能夠存在於幾個大的政治體之間而不必一定要變成一個大的政治體的一部分呢？為什麼在進入民族國家的時代，這些小型王朝就逐漸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一個特定區域呢？”**他指出，日本對琉球的殖民以及1874年第一次對台灣的攻擊，意味着亞洲地區長期行之有效、以朝貢體系為標誌的一套聯繫和互動的法則，開始轉變為早期歐洲帝國主義的國際法。這是一種普遍規則的突變，日本當時運用國際法規則躋身於歐洲帝國主義的行列，日本對朝鮮的入侵、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大東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這一普遍規則突變的序列性的呈現。

二戰的結束以及冷戰構造在東亞地區延續至今，使得琉球問題更為複雜。今天琉球問題的首要方面，事實上並非中日之間的問題，而是美軍的佔領以及美國在這一區域的霸權存在。1972年5月15日，琉球雖然被美國“歸還”日本，但問題是，琉球至今是美軍在東亞的主要軍事基地，日本並不能主宰“迴歸後的”琉球事務。日本本土有關琉球問題的討論，主要圍繞美軍對琉球的佔領而展開。由此可見，如果不面對美國的霸權，人們事實上不可能有效地討論琉球問題。

對於日本而言，近代對琉球的殖民歷史無可迴避。如果説，美國主導下琉球的“迴歸”是對近代日本擴張歷史的承認，那麼，“迴歸”也意味着琉球的反佔領運動將發展為與日本政府的矛盾。因而，琉球當地的社會運動和討論，在反對美軍佔領之外，還涉及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應該獨立的問題。（以上分析參見汪暉上述論文）

琉球問題與釣魚島問題的根本區別在於，釣魚島自古即為中國領土，而琉球歷史上既是中國、也是日本的藩屬國。琉球問題的複雜性要求外交戰略的精微與審慎。如戰略學者張文木所指出，在釣魚島形勢變化之後，日本決策者事實上很可能採取退一步的策略，讓中國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自己則從中漁利。從當前的戰略大局考慮，中國在琉球問題上需有所節制。而從長遠來看，琉球地區的政治選擇有着開放性，比如琉球的非軍事化都是可能的選項。

在琉球問題上，我們需要更多地瞭解、考慮和尊重琉球人民的感受。朝貢時期的中國固然尊重藩屬國的自治，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則有着“人民”的視野，尊重或支持其他區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願望。琉球問題這類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的浮現，正是我們重新認識歷史多樣性的契機，也是激活有關歷史與政治的理論辯論的契機。這些理論辯論可以推動理論探索與政治實踐重新發生密切關聯。這一前景對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將日益為人們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