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決定了中國勞動者的工資?-陳平
【按】2013年4月12日,陳平教授在觀察者網接受訪談,訪談內容發表後引起讀者熱烈反響。2013年5月16日,陳平教授再次做客觀察者網會客室,與年輕朋友暢談,話題覆蓋中美勞工、醫療、歷史、企業發展等諸多領域。第二天陳平教授即飛往美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陳平教授親歷建國至今的諸多歷史事件,況且遊學中西之間,本人專業領域橫跨物理學與經濟學,視野極其廣闊,討論問題具有一般學院人士罕見的穿透力。觀察者網將陸續發表本次訪談的記錄稿。今日推出關於中國勞動者與國際分工問題的內容。
**觀察者網:**最近一些關於中國勞工的書籍陸續出版並引發關注,其中有中國作者的調查報告,也有前華爾街日報記者的記錄。今年4月末富士康鄭州工廠又發生兩起員工跳樓身亡事件。中國媒體在報道這樣的社會事件時,往往從國內社會公平或者工人的精神狀態角度來分析中國勞工的處境,這些年則傾向於從代際差異的角度認識80後、90後打工者的行為。您是怎麼看待中國勞動者問題的?您在美國感受到的美國人對中國勞工問題看法又是怎樣的?
陳平:
(一)
中國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劇提高,國內的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國外媒體對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卻遲遲不願承認,因為他們是用西方的視角來觀察中國。他們遲遲才明白,在全球競爭的時代,各國的工資水平受國際競爭的格局約束,不是本國的體制可以獨立決定的。他們尤其難以承認的是,一國的富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是互相矛盾的。這是後進國家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的主要原因。如果收集一下新聞資料就可以明顯看出,美國對中國勞工問題是有一個態度變化的過程,恰恰反映出西方競爭力衰落的過程。分析這個過程也可以從中明白,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勞工問題上為何前後矛盾。
我是1980年去的美國,當時中國製造的產品還沒有對美國造成威脅。在美國市場上的便宜貨,大多是台灣製造、韓國製造,後來則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地製造的。
直到2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製造才開始大量湧現。
中國加入WTO原本並不被看好。在中國加入WTO以前,美國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開放一個行業,就淪陷一個行業——他們看到的先例是百貨業例如牙膏和收音機等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加入WTO必須滿足非常苛刻的條件,因此入世還被許多人看做賣國。
誰也沒想到,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產品能像潮水一樣湧到美國和歐洲各地。沒幾年的時間,原本我要從美國帶回國的東西,都變成中國製造的了。這時Intel、蘋果開始搞外包,美國的失業問題逐漸凸顯出來。
於是,美國的輿論界開始行動了。他們第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是,中國產品為什麼這麼便宜?媒體宣傳説,中國的出口產品是中國勞改犯人生產的。這個輿論在奧運會前達到頂峯,引發了大陸留學生加上台灣、香港在內的全世界華人示威遊行,連在美國土生土長的ABC都參加了,西方媒體在中國報道上的信用大為動搖,迫使西方一些學者和記者開始思考和調查中國產品競爭力的根源。
美國和歐洲不少著名經濟學家紛紛向我核實這件事情。我先給他們介紹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變化,顯示中國工業升級速度,然後反問他們一個問題**:“如果你在中國當總理,面對全中國幾千萬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你會首先給下崗工人創造就業,還是給勞改犯人創造就業?”**這樣一來他們都笑了,謊言的製造者缺乏最起碼的選舉政治的邏輯,答案顯而易見。
奧運開幕式的技術成就使這一低級的輿論攻擊中國成為笑柄,西方媒體就轉而在中國的人權上做文章,説中國是沒有人權的經濟增長,這樣的論調一直持續到今年年初。尤其是《紐約時報》,做了很多有關中國工人加班、低工資、沒有醫療保障的報道。我到歐洲去時,也有西方人問我:“中國是不是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家?”
我的回答也很簡單。中國首要的人權是生存權和就業權,這點中國做的比西方好的多。但是中國消費水平的高低不是由中國政府做主的,而是跨國公司做主的,這對美國和中國都是如此。從美國、德國到巴西的聽眾,都贊同我的觀察。
(二)
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最大的壓力是創造就業,如果是市政府門口有幾千個下崗工人坐在那裏示威,你這市長就別當了。
中國出口的一半以上,都是跨國公司控制的。因為發達國家的營銷渠道是西方跨國公司控制的。中國賣出去的東西大多是西方跨國公司的品牌,很少有自己品牌的東西。所以我説,中國的最低工資是沃爾瑪和蘋果那樣的跨國公司定的。它下的訂單大,接單的企業就能提供大量工人的就業,但是一旦工廠人工漲價,他就立刻把訂單轉向另外的公司,讓你立馬跌入破產。所以,中國企業不但利潤薄,而且生存條件不穩定。
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其實也是跨國公司決定的。中國大批量生產的東西,也都是跨國公司下的訂單。如果中國政府要求跨國公司改善勞動條件,那些企業就搬家。
當然企業不搬家也有勞工成本以外的原因,因為其他更窮困的地區基礎設施差,產業不配套,儘管廉價的工人很容易找,但受過一定教育的產業工人卻很稀少。當年台灣本來把紡織業搬到了越南,卻因為產業不配套,連班組長一級的工人都得從廣西調過來。所以,這些年,中國沿海的工資漲得雖然快,但是中國加工製造業外移的速度並不高。西方記者驚訝地發現,即使金融危機中,深圳地區的就業機會比美國加州還多,而且工資水平的增長還在繼續。
今年1、2月份《紐約時報》連發幾篇長篇報道,他們的數據顯示**蘋果公司的利潤60%都被蘋果股東和高管拿走,剩下的部分裏:韓國的零部件商大概只佔百分之十幾,日本只有百分之幾,中國企業從老闆到工人加一起只有2%到5%。**而蘋果創造的就業崗位95%在東亞洲,絕大部分在深圳地區。從而把矛頭從中國人權轉向跨國公司。
《紐約時報》的調查發現了三個原因:
第一, 中國地方政府創造就業的政策效率太高。舉例來説,iPhone手機發布前的幾周,喬布斯發現鑰匙會把手機的屏幕刮花。要搶在發佈前把屏幕材料換掉,副總一聽,會沒開完就飛到深圳去了。他要到那裏找到企業生產玻璃。第二, 中國企業家説廠房都是現成的,只要你給我訂單就行了。這個副總非常驚奇,為什麼中國的企業能在沒拿到訂單之前就把廠房都騰出來了。原因就在於中國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創造就業搶訂單,推出一項政策:你拿到訂單,利潤歸你。倘若你拿不到訂單,空置的廠房和設備造成的損失歸地方政府——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政府能做到這個程度。
第二條,中國產業集羣高度集中,要在當地把一系列零件配全很容易。在美國,光找分散在各地的零部件供應商可能就要用上一年多的時間,投產的時間更難以估計。
第三條理由直接涉及到所謂的中國低人權問題。法國法律不許企業高管在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加班,美國下班以外的私人時間不可侵犯,中國從經理到工人,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加班。這在現在的西方人看來,就是“低人權”。但是西方的老人卻留戀他們自己曾經有過的“工作狂”。以富士康的情況來説,他的經理在美國都是有名的。他不像美國公司的經理,要人權、要休假,下了班就很難聯繫上他。中國經理是24小時接電話的,沒有休假。一旦電話通知他有訂單,你到廠家的同時,他就已經抱着筆記本電腦在車間裏等着了。你一下訂單,他就可以用一個指令在幾個小時之內從集體宿舍調集幾千工人上崗生產。而在美國,你從分散的社區裏招聘幾千工人都要好幾個月。
(三)
奧巴馬總統曾經召集美國跨國公司的高管,一起討論能不能把美國的就業從中國轉回美國。奧巴馬點名要喬布斯表態,喬布斯公開回答不可能。他把罪過從跨國公司轉為美國的教育體制。因為高科技產品的大批量生產需要幾十萬工程師,他們所説的這種工程師,是指德國、中國大專、中專畢業的技師。而美國的教育沒有培養出這樣的工程師。美國大學培養出來的碩士、本科畢業生都用不上。中國這些年在技術培訓上學德國,通過技校培養大量技師,構成了中國新的競爭力。
其實美國股市上盈利最成功的公司實際上也是美國最自殺性的公司,為了提高利潤,必須減少成本,但在美國擴張設備和人員成本太高了。美國的高法治成本、高社會福利成本和高醫療成本(見觀察者網翻譯的《時代》週刊對美國醫療天價成本的調查),導致僱傭一個美國工程師的錢可以僱7箇中國工程師。逼得企業走外包道路,外包到中國後讓子公司進行生產。正是因為美國的這種贏家通吃的勞動分工方式,才造成了現在中國工人工資低、工人居住條件差的狀況。
但中國也是有收穫的。通過美國跨國公司的訓練,原本創新能力較差的中國工程師,現在的開發效率比美國工程師都高。中國工程師和美國工程師不同,他們接到任務之後,願意加班玩命地做出來。以至於美國高科技公司的老總都和我説,他已經不知道要怎麼和中國競爭了。
微軟的高管告訴我,在美國高科技產品從研發到投產、投資、設廠、遊説議會修改法律標準、營銷最後盈利,要花上10年時間,但在中國平均只要22個月。所以美國公司不但製造業外包,研發也要外包到中國。美國雖然研發的能力高,但是中國投資新技術的能力更高。
這些跨國公司賺了錢以後不回來,因為在美國投資沒有希望。賺不了錢。所以美國的跨國公司都開始吃裏扒外了,總部花錢在中國設立分公司,賺了錢以後錢就地滾。派到中國來的高管身在曹營心在漢,都在中國買了房子和股票。人事關係也要轉到香港去,發工資要人民幣不要美元。這樣的子公司把遠在美國的總公司弄得沒有現金流去維持研發了。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只好把研發也搬到中國,拿中國做實驗室。把在中國研發出首先投產、已經獲得良好的反饋的產品返銷回美國繼續跟進。
因為美國的顧客還是挑剔的,消費水平比中國高,所以蘋果有什麼毛病,美國的消費者來挑剔、改進。美國還能創造什麼就業呢?蘋果公司最後給奧巴馬交賬,最終創造的就業是把客户服務中心搬了回來,原先這些接電話的中心都外包到印度去了。印度人的英語是很糟糕的。現在把這些部門設到田納西這類比較貧困的州。
加州原先那些做研發的工程師,本來工資能拿十幾萬。自從外包之後,他們的工資就不停地跌,最後淪落到只能為返修的手機或電腦做做測試。有些人甚至因為工資大減而家庭瓦解。後來返修他也不修了,就直接換換部件——就連這些零部件都還是中國製造的。
中國如果要改善人民生活,那麼可以模仿淘寶網的模式支持大量中小企業,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營銷網絡,掌握產品的定價權。這樣才能把現在為美國壟斷的生產採購權拿回來。
其實中美在整個分工過程中,誰賺了誰虧了還有待歷史裁判。**美國人賺了超額利潤,超額利潤變成金融泡沫。中國人賺了就業崗位、技術升級和急劇上升的學習能力。**長遠來看,你説誰贏了?
——這就是我對你勞工問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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