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如何借鑑中國：傅高義與拜登的殊途同歸-冷哲

作為兩個世界大國，中美之間從不缺乏新聞：先是美國學者傅高義出版《鄧小平時代》引起熱議；隨後在近日，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也引起了廣泛討論。不過，兩者卻有着相當大的差異。

傅高義的書極力讚揚了中國前領導人，而拜登的演講辭則對中國進行了批評，提出中國的競爭力還遠不如美國。這一捧一貶，透射出美國在不同領域對中國的看法。

西方精英階層對中國的看法長期以來大致分為兩派，一派持好感，被人戲稱為“熊貓粉”（Panda Hugger），一派持敵意，被人戲稱為“屠龍者”（Dragon Slayer）。這兩種觀點都有着深厚的社會和歷史基礎。

早期的交流與看法

最早來到中國的美國人，是商人、水手和傳教士。對這時的美國來説，中國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夢幻。面對幾億不信上帝的民眾，宗教人士認為這是個榮耀上帝的不可錯過的機會。面對幾億潛在的消費者，商人認為這是個巨大的市場。

美國介入中國的時間比歐洲列強略晚，因此處於不利地位。為了擴大在華利益和影響力，美國提出門户開放的倡議，並積極培養中國的優秀人才。公平地説，雖然這是出於美國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為中國帶來了一些好處：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的很多重要人才，都來源於美國的培養。

美國長期以來都有一種獨特的例外主義，認為美國理應在全世界散佈民主與自由。在二十世紀早期美國精英的看法中，中國彷彿是一塊富饒的、夾雜着野蠻與文明的、待拯救的土地。不過，美國例外主義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成功的案例，曾經作為美國來培養的利比里亞，到20世紀初情況仍然十分糟糕。

在中國，美國例外主義終於找到了一塊獨特的沃土。二十世紀早期，一些美國精英覺得美國對中國具有監護責任，這種心態並不完全出於功利主義考量，而是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當時雖然也有“黃禍論”存在，但並非美國社會主流。

過早凋零的老中國通與依賴宣傳的民眾對華看法

美國精英階層進一步產生對中國的看法和政策，是依靠着一批對中國極為了解的外交官、記者和軍官。他們有個統一的名字，叫做“中國通”（China Hands）。他們精通漢語，有的甚至自幼在中國長大，對中國有着深厚的好感。比如美國外交官約翰•謝偉思，軍官約翰•戴維斯，記者西奧多•懷特。按照現在的定義，當時美國精英階層可以説到處都是“熊貓派”。這並不奇怪。因為一方面中國代表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國當時完全沒有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屠龍者”沒有存在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美國的戰略中有着相當重要的地位。當時沒有人敢把期望建立在不知何時才能成功的原子彈研製中，甚至很多負責戰略決策的參謀都不清楚這個項目的存在。因此在制定的對日作戰計劃中，需要首先肅清在中國的日本軍隊，然後以中國作為對日登陸作戰的基地。同時，中國也牽制着大量的日本軍隊，消耗着大量的日軍物資，這對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因此，美國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外交、軍事人員，協助中國進行作戰。這些團隊往往以“中國通”為核心。而美國政府和媒體也在國內不遺餘力地美化中國的形象，以説服民眾支持中國抗戰。

二戰中，由於國民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以及權力鬥爭，中國通們對國民政府在二戰後的命運普遍持悲觀態度。同時，以大衞•貝雷特為首的迪克西使團考察了延安和一些游擊區，中國通們逐漸感到中共才是更有可能主宰中國的力量。因此，政府部門內的中國通們寫了大量報告，要求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聯繫，提供支持，把中共爭取到美國這一邊，同時他們的報告也對國民政府進行了大量尖鋭的批評。其中一些中國通認為至少應該把中共扶持起來，能夠讓國民政府投鼠忌器，從而促進兩者建立聯合政府。中共也積極向美國示好，當年新華日報不乏對美國的溢美之詞。

然而，對中國缺乏足夠了解的美國後方官員並沒有意識到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也沒有意識到國民政府內部問題的嚴重性。而且由於對共產主義的錯誤理解，大多數美國政治精英認為全世界共產黨都是鐵板一塊，根本不可能不與蘇共合謀，因此放棄了對中共的接觸。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雖然對國民政府存在的問題極度不滿（比如政府首腦大肆貪污美國的軍事援助款），而且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但是當國民政府堅決要開戰的時候，美國還是選擇了站在國民政府一邊。然而，戰爭的結果卻沒有如美國後方官員所預料的一樣，反而是中國通們的預言得到了印證。

由於一直以來的偏見，以及美國持續支持國民政府所帶來的雙方隔閡，中共與美國當時沒能建立良好的關係，而是如我們所知地走向了徹底的對立。

當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的例外主義思維遭遇了歷史上最大的失敗。很多政治精英想不通究竟哪裏做得不對，為什麼投入了這麼大的人力和物力，這麼費盡心思，最後竟“失去了中國”。於是美國政界展開了“誰失去了中國”的辯論。中國通們曾由於説過中共的好話而不幸中槍，被當作“信仰共產主義的破壞分子”而受到驅逐，甚至迫害。大多數中國通都受到長期審查、審問，而且不能在政府、軍隊或任何與官方有關的機構中擔任工作。

一時間，美國政界無人敢説關於中國的好話。一夜之間，“熊貓派”被從政府中驅逐。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屠龍者”們粉墨登場。各種中國威脅論瀰漫着政治圈。

由於最瞭解中國的人員全部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政治生命過早夭折，導致了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理解出現了斷層。朝鮮戰爭、對印自衞反擊戰、中蘇衝突，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美國政界屢屢誤判。這個問題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好轉。

在此期間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描繪也是以強調威脅與貧困為主，因此這段時期成長起來的美國民眾經常對華有着一些奇怪的看法。比如堅信“共產中國”時時刻刻想要摧毀美國，或者覺得中國什麼都沒有，來一箇中國學生還要介紹一下什麼是電視機。當然也有很多人對中國人持同情態度，給予了中國留學生大量的幫助。

美國民眾對中國的重新理解

到了70年代，蘇聯在冷戰中似乎逐漸佔據了主動權。而目睹了鐵幕另一側的“愛恨情仇”之後，美國也明白了，各國共產黨並非鐵板一塊，各自都有着各自的訴求。於是，1972年，為了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有所突破的美國，與為了維護獨立自主且亟待改良的中國，互相伸出了橄欖枝。雙方民間交流才重新開始，相互的理解隨着時間逐步加深。

如今的美國是個智識兩極分化的社會。精英階層對世界有着非常深入的瞭解，而民眾則多數都國際事務不感興趣。曾有電視台拿着一張沒有標地名的世界地圖上街問民眾南北朝鮮在哪裏。結過有大量民眾都答不上來，有個人指着新西蘭説這是韓國，指着澳大利亞説這是朝鮮，然後還納悶説以前沒聽説這倆面積相差這麼大。

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也是類似。由於實在是缺乏瞭解，所以五花八門的觀點都有。有美國人覺得中國人都還是頭戴斗笠，腦後留根辮子，人人都是八字鬍。美國電子藝界公司2003年發佈的一款名為《命令與征服：將軍》的遊戲中，出現的中國民眾很多就是這個形象。也有美國人看到超市裏的東西都是中國製造，就覺得中國一定已經是世界第一強國了。

此外，美國社會中仍然有一些老人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侷限。比如在加州一所學校進行漢語教學時，就有一個當地越戰老兵到學校門前抗議，認為採用“共產中國”的漢語課本是赤裸裸的意識形態入侵，是共產主義的洗腦。

但是總體來説，美國普通民眾近年來對中國的瞭解也是越來越多了，我到美國後最驚訝的事情之一是碰到的美國人往往都會用筷子。隨着國際會議、活動以及商業往來的增加，各界學者、商人和其他專業人士對中國的瞭解都越來越全面。我國政府還積極創辦孔子學院、派遣中小學漢語教師，在美國推動了漢語的學習以及中美的交流。未來一代美國人估計不會再覺得中國人都還是晚清的那副裝束了。

政壇熊貓粉派與屠龍者派的對立統一

與中國建交前後，出於實際的政治考量，以基辛格為代表的新一代的“熊貓粉派”出現了。但是政壇對中國的理解還是要基於民間收集的信息。一開始雙方都曾對對方抱有某種神秘化的看法，但隨着交流的日益深入，理解也越來越深。比如美國人一開始對中國的“關係”難以理解，以至於不得不音譯這個詞。到現在美國人已經很清楚，這實際上就是美國人所説的“Social Connection”的一種形式。“Guanxi”這個詞也就越來越少見了。尤其是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關中國的書籍也越來越多。

如果説前一代熊貓派更多地是出於對中國本身的喜愛，而前一代的屠龍者因為意識形態的對立。那麼，新一代的“熊貓粉”和“屠龍者”則都是基於實利與政治判斷。中國已經是一個能夠影響世界格局的大國，美國的現實利益於中國既有重合又有矛盾。

有人批評傅高義的書對鄧小平美化過度。這並不是孤例。傅高義早年間寫過一本《日本第一》，也有人批評美化日本過度。傅高義對外國的美化，不在於他對外國的喜愛，而在於他想鞭策美國的前進。與此類似，三度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裏德曼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他並不是真的喜歡中國的政治制度，而是對美國政府近年來低下的決策效率表示不滿。擁抱熊貓者推崇中國，是因為他們想用中國來促進美國發展，保持先進。

同樣，雖然拜登最近的發言聽上去像個屠龍者，但他的立足點與傅高義並沒有根本的不同。他大肆抨擊中國的現狀，實際還是為了鼓勵畢業生們要有自信，要努力進取、維持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鼓吹遏制中國乃至藏獨、疆獨、台獨的美國政客，也並不是真的討厭中國，而是希望藉助遏制中國來維持美國的先進地位。

在這兩者之間根據需要進行變動的也大有人在。前美國駐華大使、總統候選人洪博培在任猶他州長期間對華非常友好。他收養了中國孤兒，而且還讓幾個自己的孩子都學習中文。他積極拓展中國與猶他州之間的經貿往來，對本地華人社區也非常支持。但是在競選總統期間，他也公開宣稱應該依靠中國網民搞垮中國，從而保證美國能夠在競爭中保持優勢。

因此，對於美國精英關於中國的讚美也好、抨擊也好，我們都不必太過認真。他們講這些話的時候眼睛都是看着美國國內的。正如之前幾任美國總統，競選時總是要拿中國抨擊一番，上台後卻又免不了要變成“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然後被下一任總統候選人抨擊對華太過軟弱。於是便如此循環下去。我們也不必期待一個“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政客能上台來為中國帶來利益。他們的立足點都是美國，都是美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