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在歐洲-宋魯鄭

自從西方爆發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並拖累全球以來，再次印證了一個顛撲不破的普世真理：經濟危機必然導致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美國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倫敦上演了震驚世界的騷亂。加拿大則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學潮“魁北克之春”。法國更像一個火藥桶，一場慶祝巴黎聖日爾曼隊獲得法甲冠軍的慶祝活動就演變成激烈的暴力騷亂，治安則更是混亂到令人驚心的程度，甚至法國75個奢侈品牌不得不聯合向政府呼籲，要求改善治安，保護遊客特別是中國遊客的安全。至於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所謂的笨豬國家，抗議和示威幾乎天天不消停。真可謂阿拉伯之春席捲西方。

隨着危機的深入，最終波及到了西方最後的“淨土”：素有“和平綠洲”之美譽的北歐。北歐向來以高福利著稱。高福利雖然有各種弊病和代價，但也換來了國家穩定和諧，或者説高福利是西方維穩最有效的手段——中產階級交的税大都變成西方社會的維穩費了。然而，這場西方結構性問題引發的危機，令西方每個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北歐自然也不例外。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瑞典政府被迫實施緊縮措施，矯正經濟問題，但部分貧困人口遭到重創。2012年經濟僅增長0.8%，失業率高達8.8%。而這些所謂貧窮人口的主體是外來移民。由於各種原因，外來移民失業率高，生活艱難，前景渺茫。再加上福利減少，成為經濟危機後果的主要承擔者。在無力改變現狀的絕望情緒下，一個偶發事件，便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騷亂。

西方國家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的根源無需多説，世人皆知。但世人可能忽略的是，當社會危機出現時，西方國家是如何應對。

雖然從理論上講，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民眾擁有充分的遊行、示威、表達不滿的自由，而且被上升到人權的高度。然而，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當它統治的信心開始動搖，各種示威有可能動搖到國本時，這種自由的本質便開始顯露出來。

西方“新聞自由”如何封鎖社會運動

首先就是新聞封鎖。無論是佔領華爾街運動，還是魁北克之春，還是現在的斯德哥爾摩之春，在事件之初都被本國和國際媒體聯手封殺，不予報道。美國的CNN、FOX在全球一有風吹草動無不興奮無比，大肆報道。而當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國家，則激情全無。

率先起事、抗議社會不公和嚴重貧富差距（美國的基尼係數一直超過警戒線0.4，最富有的5%的美國人擁有全國72%的財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迅速遍及全國一千多個城市。其口號更是驚世駭俗：“改變不合理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布蕾•萊姆比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大四學生）説：“我們組織這些抗議活動就是要告訴民眾，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必須找到解決的辦法。”示威行動發起者、加拿大反主流文化雜誌Adbusters主編凱利拉森則説：“我們之所以發起本次抗議行動，是因為感覺美國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刻。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無家可歸，整個國家都在受傷害，而造成這些後果的那些人卻置身事外，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那些主張向西方學習、以西方為榜樣的羣體如何看待美國的民意？）

美國是全球第一強國，素來是世界關注的中心，至於華爾街，更是全球金融心臟，在如此重要和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發生這樣大的、政治色彩如此濃厚的事件，全球媒體豈有不第一時間瘋狂報道的道理？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西方媒體在美國的帶領下紛紛“冷處理”。當然嚴格説來“帶領”一詞並不妥，實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無意識的自律。因為美國病在西方各國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着相同的誘因，美國如果控制不住，將迅速蔓延到它們自己身上。而後來當媒體再也捂不住的時候，果不其然，星星之火頓時燎原，波及“歐、澳、日、加”等所有發達國家。

隨後發生的魁北克之春，在初期也面臨着同樣被媒體封殺的命運。以致曾倍受封殺之苦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了支持加拿大的學生運動，打破西方媒體的封鎖，專門“友情”舉行過一次大規模的遊行。

這一次一向平靜的瑞典在首都發生持續一週之久的騷亂，具備熱點新聞的各種元素，卻又被西方媒體所冷落。法廣中文台，哪怕是中國發生一個人的抗議事件，哪怕是偏僻人跡罕至的小小農村，也都會推到頭條，絕不放過。這一次瑞典騷亂，竟然連一條報道都沒有！美國之音（中文），號稱“你可靠的消息來源”，竟然也完全當它沒發生過！一直以客觀著稱的BBC（中文）也僅僅有一條相關報道——在BBC網站上搜索“瑞典騷亂”，僅有一條，但有關新疆的信息卻是一長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網民留言痛斥百年BBC竟然混到和CCTV“為伍”，其實説白了，媒體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西方另一大主流媒體德國之聲這一次做到了和BBC看齊，僅有一篇。這和西方強調的新聞原則實在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

瑞典媒體呢？可以將《瑞典日報》作為代表。它將矛頭指向鬧事者，併為瑞典的政策進行辯護。文章稱，瑞典已是世界上最容忍外來移民的國家，社會的確有不公平現象，每人收入也不同，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瑞典的貧富懸殊還是比較小的，而且瑞典有最低生活保障。顯然它的邏輯是這些人不但不應該騷亂，還應該感恩戴德。怎麼真實民意和媒體觀點差距如此之大呢？

西方媒體的表現，原因也十分簡單。這些媒體背後都是大財團和大老闆，而佔領運動針對的就是這些1%們，怎麼可能讓媒體做到公正客觀呢？

當然，在全球化時代，信息封鎖顯然已經很難奏效。於是西方媒體便使出了第二板斧：醜化。

於是，一個個擁有選票的民眾——按照民主理論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在西方媒體面前卻成了暴民、性亂者、吸毒者、犯罪分子，實際上不少參與者卻是白人為主的中產階級。美國媒體打破沉默之後，集中報道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出現的負面現象：打架、性亂、偷盜、吸毒、毀壞財物、混亂和環境骯髒。把佔領華爾街運動描述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説什麼是烏合之眾，沒有什麼現實意義。在他們眼裏，示威者是一些“只考慮眼前利益的膚淺之輩”，是一羣“無所事事、痴心妄想的傻子”，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過是因為“交通佔道問題”，完全不應受到批評。明明美國大眾已經對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國媒體卻説這套制度沒出任何問題。英國倫敦發生騷亂後（同樣的事件發生在其他國家，西方媒體使用的字眼就變成革命、起義），媒體一邊倒地指責參與者是暴徒、暴民，甚至呼籲動用軍隊鎮壓。這一次在瑞典，也是故計重演。

加拿大媒體表現得最為優秀。明明學生抗議示威已經打斷了正在舉行的F1比賽，媒體卻聲稱一切正常，絲毫不受影響。當學生面對政府的強硬和冷漠而出現個別暴力事件時，媒體則立即一擁而上，“積極”報道。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媒體如此醜化抗議的民眾，那麼眾多需要民眾選票的政治人物又如何看待這些抗議者呢？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坎特將示威者稱為“刁民”。共和黨總統競選人之一羅姆尼認為這一運動“很危險”，是“階級鬥爭”。另一位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凱恩則説：“別抱怨華爾街，別抱怨大銀行。如果你沒有工作，你不富有，只能怪你自己。”不少議員更公開指責“佔領”示威者是“破壞公共秩序的暴徒”——既然是暴徒，只能鎮壓。而瑞典首相賴因費爾特將騷亂歸罪“小流氓”。

其實，西方媒體儘管自己感覺在賣力地出演，竭力體現它的工具性、功利性，但在西方政府眼裏，實是可有可無。敍利亞內戰至今，聯合國調查組發現敍利亞反對派使用化學武器——而不是媒體一向營造出來的政府所為，更發生記者前去採訪反政府軍竟被強姦的醜聞，反政府軍軍官生吃政府軍陣亡士兵心臟的視頻也被放到網上。假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政府軍身上，西方早就有了動武的藉口了。儘管如此，西方仍然鐵了心支持這樣的“革命者”和“民主鬥士”。歐盟竟然就在這些背景之下，解除了對敍利亞反對派軍事援助的禁令！

西方政府的強硬手腕如何對民眾下手

醜化之後自然就要“師出有名”的採取強硬行動了。美國警方可以借“干擾交通”的名義強行逮捕大批佔領運動者。並且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對佔領運動的大本營清場。儘管西方媒體已經如此貼心配合，警方依然要封殺媒體：紐約警方封鎖了曼哈頓空域，防止媒體用直升機航拍，並用麪包車遮蔽祖科蒂公園場景，設置警戒線讓媒體無法抵達現場。那些身處祖科蒂公園或設法抵達的記者則遭到警方逮捕，甚至被噴灑胡椒粉。

紐約市長對此則回應稱，不讓記者靠近是為了“確保安全”——原來美國也開始向中國某些鄉村的村長學習了（曾有德國記者試圖到某鄉村採訪而被粗暴阻止，當地官員説是為了他們的安全云云）。逮捕記者也是為了安全！當然這位民選市長還振振有詞的表示：警方必須盡一切可能確保公共安全，並防止事態變得更糟。

加拿大更為誇張，在一次針對學生的示威中，加拿大警方創造了一個新詞：預防性逮捕。也就是説有34名學生只是因為警方認為他們可能採取暴力而提前將之逮捕。真的是做到了“有罪推定”。而在之前，政府更直接迅速（在任何國家，制訂法律的週期一向很長）立法，出台了第七十八號緊急法：限制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五十人以上的遊行必須提前八小時向警方報告路線（！），在學校建築50米內禁止示威，如果封鎖進入學校的道路將罰款3萬5千美元。至於組織示威的各個學生組織更成了此法律“關照”的對象：切斷撥款，重罰12萬5千美元，並承擔示威活動過程中造成的損壞！

英國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文化母國，其表現自然也是不凡於眾。除了大肆抓捕給人印象深刻之外，更令人難以忘懷的則是司法部門連夜審理和重判。看來特殊情況之下，應有的司法程序也就擱置一邊了。或者英國屬英美法系，歷史上的判例就是法律的源頭，過去數百年來面對這樣的騷亂都是如法炮製？現在的英國也必須“遵守先例”？

不過，英國和中國有一點很類似，都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民族。它處理倫敦騷亂的方式頗有重慶打黑的影子。雖然批評重慶模式的人認為“打黑”是“黑打”，但借鑑英國的經驗，恐怕我們也必須承認，真要打黑，也只有黑打一途。試想，黑社會勢力龐大：有錢、有人、有保護傘，如果按常規手段打黑，只怕連一個證人都不敢出庭。像英國這樣老牌的民主國家，遇到突發事件，尚且將治制拋棄一邊，更何況一向注重人治的中國。

當然，站在中國人的經驗上來看，這些抗議行動最後之所以都失敗了，除了媒體封殺、政府強硬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得不到任何國外勢力的支持：沒有物質資助、沒有道義聲援，更沒有各種獎項虛位以待。其亟需的資金、食品、帳篷、藥品、發電機、宣傳品、活動指導和培訓都是“浮雲”。然而任何一場僅憑激情的運動都不可能持久。相當年烏克蘭顏色革命時，每個上街的人都能得到相當於10美元的補助，而且住在偏遠地區的“示威者”還有車接送。這樣的補助三天就相當於當時烏克蘭百姓一個月的工資！各種來自西方的先進設備一應俱全（發電機、傳真機、各種通訊設備）。除些之外還有頗佳的伙食供應，甚至民眾只要帶着橙色的袖章就可飽餐一頓。假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能有這樣的外界支持，怎麼可能失敗呢？

中國人能從危機以來西方的各種羣體性事件中看到很多。比如，何以一個自詡有着充分表達渠道的國度，生活在低層的民眾仍然選擇暴力表達自己的意見。難道他們也認為，暴力是民主國家唯一能夠聽懂的語言？正如瑞典一名騷亂青年告訴電台，種族歧視在他居住的地區非常猖獗，訴諸暴力是引起當局對這一問題重視的唯一方法。

更令世人不太明白的是，何以西方現在面對和平抗議的羣體也堅不讓步，而不是如同過去一樣，花錢買穩定，買平安？比如，加拿大魁北克之春不過是因為學費漲了而已。而且這也是老問題了，過去之所以能夠迅速平息，都是政府讓步了事。看來，表達渠道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解決問題。當西方債台高築，再也沒有錢來維穩時（減少福利，提高學費，縮減醫療報銷範圍等等），那就只能是暴力對暴力了。

“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

2008年以來頻發的羣體性事件，不僅折射出西方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還有更深層的種族危機。這正如英國首相卡麥隆所承認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

由於歷史原因，大量穆斯林進入西歐和美國。並藉助西方的福利制度和人權價值觀得到了迅速發展——尤其是高出生率。伊斯蘭教有着嚴格的教義和相對封閉的體系：比如穆斯林不得和異教徒婚嫁，除非異教徒改信伊斯蘭教。這種只進不出的宗教和社會習俗，一方面令西方的伊斯蘭社會迅速擴大，另一方面極難同化。如果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最多五十年，穆斯林就成為歐洲和美國的多數。這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今年法國通過了同性戀婚姻法，一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在自己的博客上這樣寫道： “無論如何，當15年後伊斯蘭主義者在法國掌權，他們還是會廢除這項法律的。”而這個留言，也被七十多歲的多米尼克•温納的最後一篇博客所引用。這恐怕也直接促成了這個著作等身的極右歷史學家在遊人如織的巴黎聖母院前開槍自殺。他的死，並非僅僅是為了反對同性戀，更有對法蘭西文明未來的絕望。正如法國媒體所評論的：在“接受同性戀婚姻”和“接受伊斯蘭統治法國”之間，温納無路可走，只有在聖母祭壇前，以自己為祭品，來為他心目中純粹的法蘭西文明獻祭。

西方迫在眉睫的文明危機，世人早就心知肚明。全球最著名的華人之一李光耀最近對美國的點評被《華爾街日報》所採用。其核心是：能夠毀滅美國的是多元文化主義，他講的不是對所有文化的欣賞，而是美國自創始以來的基本文化被逐漸侵蝕。這一文化，它的創造力與耐久力，它的政治和經濟傳統，是非常偉大的，美國即使只是部分地被改變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是來自南部的大量移民被改變，還是美國變得更像拉丁美洲？美國必須繼續邀請全球最聰明和最勤奮的人來美國，但美國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因為它是美國成功的秘密。

説白了就是，當初來到美國的哪些白人所奠定的價值觀和在此基礎上創造的美國奇蹟，正在面臨空前的人口考驗：沒有人口承接的文明將自然走向毀滅。

和經濟危機、種族危機相對應的便是極右勢力在西方的崛起。這正如索羅斯在《歐洲的價值觀危機》一文開頭所説的：“仇外心理和極端主義是深刻社會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症狀”。2012年，極右政黨金色黎明在危機最為深重的希臘贏得了議會21個席位。這種現象在匈牙利得以複製。在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在即將舉行的地方選舉中一枝獨秀。在德國，這個深入和全面反思納粹罪惡的國家，新納粹主義再度興盛。其發生的致10人遇害、號稱戰後最大的極右翼謀殺案更是聳人聽聞。在這種背景下，種族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在倫敦，一名士兵竟當街被兩名移民襲擊和碎屍。隨後英國發生一百六十多起攻擊穆斯林事件。緊接着法國也發生類似事件：一名士兵遭到襲擊被砍傷頸部，而兇手逃之夭夭。根據監控錄像，此人阿拉伯風格裝束，疑為北非移民。顯然是對倫敦事件的模仿。

雖然事件規模不大，但從攻擊平民到襲擊軍人，其含義截然不同。

西方困境的一切一切恐怕都可歸之於兩難：它的民主和人權解決不了種族問題、經濟問題（無法削減福利，債台高築又不可持續）。而要放棄民主和人權，則又反過來摧毀它們的價值觀。這正如《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在上海中國學論壇的閉幕式上所講的：中國可以沒有民主，但西方沒有民主，便一無所有。西方究竟命運如何，或許三十年就見分曉。

最後本人還有一問，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時，西方的結論是：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生是由於缺乏法制、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制度、開放和負責任的政府以及對人權的尊重，危機的爆發是東亞神話的破滅，充分暴露了亞洲價值觀陰暗的一面。那麼，今天，當西方發生百年一遇、規模遠遠超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危機之時，請問根源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