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雜誌：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國基本政治概念
**近日，《紅旗文稿》（2013年第10期）刊發題為《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的文章（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文章認為，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不可稱為憲政。**文章被各大網站轉載後，引發討論。《環球時報》隨後發表社論“‘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 ”。憲政話題成為媒體熱點。
對此，《黨建》雜誌（2013年第6期）發表題為《認清“憲政”的本質》的文章（作者：鄭志學），指出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概念，避免陷入“話語陷阱”。以下為原文：
《黨建》雜誌刊文：認清“憲政”的本質
近年來，西方的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成為我國法學界、政治學界關注的一個話題，甚至一度出現了一股憲政討論熱。在一些討論中，有人以憲政沒有東西方之分為名，或冠之以“普世價值”的偽裝，鼓吹照搬西方憲政制度，推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這些看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也有學者提出，我們可以提“社會主義憲政”，與所謂“資本主義憲政”相區別，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説法，在認識上也是有偏差的。
“憲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特指資產階級憲法的實施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英語中相對應的詞是Constitutionalism，發源於英美，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我國從近代以來開始受“憲政”觀念影響。早期主要受英國“立憲政體”的影響，把憲政理解為民權與君權的結合，所謂“君民共主”。後期倡導“民權主義”，強調政權和治權分離。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五權憲法”是中國資產階級憲政主張的集中體現。我黨第一代領導人在同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也使用過“憲政”概念。毛澤東在1940年指出：“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反動派的專政。”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我黨開始用“人民民主專政”概念。此後，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使用的憲政概念，以及標誌着資產階級法治和政體概念的憲政概念，均不被我黨使用。
“憲政”一詞無論從理論概念來説，還是從制度實踐來説，都是特指資產階級憲法的實施。它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和制度安排。西方政治學學者薩託利説，“立憲制度事實上就是自由主義制度。可以説，自由主義政治就是憲政”。國內有學者也説，“當代中國的憲政運動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復興是分不開的。知識界當前對憲政的訴求恰恰是自由主義在中國復興的一部分。憲政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概念。”
作為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憲政”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是憲政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第二，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憲法法院。第三，多黨輪流執政。第四，議會財政。第五，有限責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第六，自由市場經濟。第七，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現代西方價值觀。第八，軍隊國家化。第九，新聞自由。
“憲政”的討論不是所謂“詞語”之爭，“社會主義憲政”的主張是種似是而非的模糊認識
長期以來，境內外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把主張“憲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策略與途徑，極力宣揚“憲政”的超階級性和普世價值性。這些“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在法學界也有一些學者主張以憲政或社會主義憲政作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基本綱領與上位概念。這部分學者本意是好的。他們認為，憲政有資產階級憲政和無產階級憲政之分，不宜籠統地摒棄“憲政”一詞，社會主義憲政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等三語可以並存。不少人因此認為近年來圍繞憲政問題的爭論就是一個要不要用“憲政”的語詞之爭。誠然，一個語詞可以這麼解釋，也可以那麼解釋，我們可以規定或賦予它一定的含義並採用它。但問題是一個語詞的實際運用不能脱離歷史。如上所述，憲政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具有確定的內涵，構成憲政實質內涵的幾個方面是同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同我國現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對立的，不是加上社會主義這一限定語就能改造過來的。我們應當看到，在西方以及在我國受西方影響甚深的學術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憲政有先入為主甚至是“約定俗成”概念，即認為憲政是與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中立、新聞自由等緊密相連的。一旦我們採用了“憲政”或“社會主義憲政”的語詞，把“憲政”當作指導性的基本政治概念，國內自由主義主導的憲政思潮會更加氾濫，社會思想領域會更加混亂，境內外敵對勢力就有了對這一新提法做出肆意解讀的空間，一步一步地來逼迫我們用自由主義的憲政理論主導所謂的“社會主義憲政”，干擾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和方向。圍繞“憲政”問題的爭論並非語詞之爭那樣簡單。
有的同志看到了憲政的階級屬性，也不贊成按西方的觀點解釋憲政，但試圖賦予憲政以社會主義的原則與內容。把“社會主義憲政”的本質解釋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本出發點與前提，以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目標，以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等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國家關於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憲法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但既然我國已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成功之路，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概括，其實就不必再借用“憲政”的帽子了。
討論中，一些看似有道理實際上卻是似是而非的説法，在實踐上容易誤導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
有一種説法認為，有憲法即有憲政。中國自有憲法以來就是一個憲政國家，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的就是“社會主義憲政”。實際上，有憲法未必有憲政，有憲法與有憲政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憲政本身有着獨特的西方內涵和制度屬性，它不是一個可以隨意粘貼的標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憲政歸根結底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統治、實行階級壓迫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雖有憲法，但因為實行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西方觀念裏當然不屬於憲政的範疇。**而像英國等國家雖沒有成文憲法，但由於國家的制度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它們仍然是憲政國家。
還有一種説法認為，有我們黨曾提出“新民主主義憲政”，就可以提“社會主義憲政”。對於這個問題，若僅從形式上因為有新民主主義憲政，所以就應有“社會主義憲政”，這是毫無認識意義的。
1924年，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曾將“建國”程序，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利用“軍政”、“訓政”的説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一切自由權利的藉口。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統治，將促進憲政變為啓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民主自由的武器，以喚醒廣大民眾的政治覺悟與革命熱情，中國共產黨決定舉起當時象徵民主與進步的憲政旗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和民族解放事業。在抗日戰爭期間，特別在抗日戰爭後期，中國共產黨把參加和促進憲政運動作為黨的一項重要方針提出來。
提出新民主主義憲政，與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特殊社會形態的性質也有着直接聯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由於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新民主主義社會還不具備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因此，如何從政治上聯合、團結各革命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孤立和打擊一切漢奸反動派，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和要求，就成為黨面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而借鑑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的某些形式，比如多黨制、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並加以革命性地改造，以促進民主革命事業的發展，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和選擇。這一選擇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顯然不相悖。
也正因為憲政民主的特殊屬性，毛澤東把憲政嚴格限制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範圍，把新民主主義憲政與舊式的資本主義憲政、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區分開來。他**指出：西方的憲政“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正因為把憲政嚴格限制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範圍，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黨中央便不再使用“憲政”這個政治術語，更不用説提“社會主義憲政”了。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的性質已是社會主義了，這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有着本質的區別。因此，可適用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憲政，也就不能再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與要求了。
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概念，避免陷入“話語陷阱”
有些人在理論概念上不加區分地實行“拿來主義”，似乎只要是得到西方學界認可的概念，都可以直接拿到中國來套用，其理由就是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否則無法對話，自己的學術地位就無法被認可。就有些學術概念而言，這樣做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但是，一個概念，總有其形成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過程。對於一些集中反映和支撐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學術概念，必須格外慎重，不能落入其背後隱藏着的“話語陷阱”。“憲政”就是反映資產階級經濟政治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概念，被這樣一個概念牽着鼻子走，就意味着自我解除思想武裝。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近60年的實踐探索，我們已經有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基本政治概念。這些基本政治概念是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正確反映了我國政治制度的本質和特徵，符合我國的國情，含義清晰、準確，對完善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多年來，我們按照這些基本政治概念體現的指導原則，貫徹我國憲法的精神，依憲行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很大進步。今後我們還要以憲法為指導，不斷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決不能把“憲政”作為我們的政治綱領和基本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