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民意支持率何以高企？-劉元海
儘管日經股指近一週以來連續下挫，令高歌猛進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蒙上了些許陰影，但根據日本共同新聞社5月18、19連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國內對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依然維持在70.9的高位。而在政黨支持率方面，自民黨比上個月增加了4.4個百分點，得到自2006年以來的第二高點48.5%。這些數字既可以看成多數日本國民對安倍就任5個月以來治績的肯定，也可以理解為對自民黨在大選期間提出的“復興日本”政治公約的認同。在高支持率的鼓舞下，安倍連日來頂着由於領土爭端、歷史問題和橋下徹“慰安婦發言”等負面因素所帶來的壓力，繼續將自己“建設新日本”的政治構想一步一步地付諸實踐。安倍“建設新日本”的構想，實際上是對他本人在第一個任期內提出的“建設美麗日本”主張的發展和升級。這不僅是安倍本人，也是自民黨在奪回政權後實踐“復興日本”政治公約的根本目標所在。
安倍“建設新日本”的構想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方面，即經濟再生、教育再生、外交再生和生活再生。從安倍政權這5個多月的運轉情況可以明顯看到，他把施政的重點放在了經濟再生和外交再生這兩個方面。安倍經濟再生政策的主旨是以“日本經濟再生本部”為中心，從擺脱通貨緊縮和日元升值入手，在5年內對日本的經濟進行徹底的結構改革。其重點則是透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日本的經濟在國內景氣回落和國際金融危機的環境中恢復活力，從而實現對選民許下的增加就業和收入的諾言。不僅如此，安倍還決心改善日本國內的投資環境，並加大對先進技術研發的投資，力圖使日本的國際競爭力恢復上世紀80年代那樣的領先地位。就安倍的外交再生政策而言，他積極主張強化日美同盟、加強自衞隊，誓言“堅決守護國民的生命、領土與領海”，在此基礎上推行以“自由、公正和法治”為指針的意識形態外交，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貢獻”。透過過去5個月以來安倍政權的施政表現以及日本民意的反應，筆者認為，在復興經濟的渴望之外，安倍政綱中毫不掩飾的“建設偉大日本”的大國意識和強國主張是眾多日本國民支持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這是因為，多數日本國民至今依然懷有這樣的大國意識。
安倍意圖建設偉大日本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國民大國意識的產生與發展大致存在於兩個時期。一個是從日俄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的40年間。自從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勉強戰勝沙皇俄國之後，在日本國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日本是世界一流國家、日本人是世界一流國民”的意識。此後，隨着日本帝國在亞洲的不斷擴張，日本國民的這種世界大國意識也隨之日益高漲。毫無疑問，這樣的大國意識具有強烈的狹隘性和種族主義觀念。接受戰前軍國主義教育的日本國民，受到這種扭曲的大國意識的強烈薰陶，在上世紀3、40年代的侵略戰爭中充當了日本對外侵略的積極參與者和合作者。隨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日本人昂揚了40年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地，在此後的30多年中，大國意識成為了存留在日本人內心深處的某種記憶。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達到歷史巔峯，在日本企業和資本向全世界大舉擴張的同時，“大國日本”和“先進國家日本”的意識開始在日本國民中間復活。與戰前的大國意識來源於軍事擴張不同的是，日本民間在80年代新興的大國意識源自經濟上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奇蹟”，但與此同時也重新產生了與戰前有共通之處的，對亞洲經濟後進國家的歧視。這種民間的大國意識，與80年代以後，日本自民黨政權在國際社會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志向可謂相得益彰。
當然，與民間不同的是，日本的政商領袖們的大國意識有很大一部分直接繼承自戰前的舊思想。從吉田茂、岸信介到佐藤榮作，這些出身戰前舊官僚的政治家們從《舊金山和約》生效那天開始，就開始着手恢復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只不過，5、60年代高漲的反戰和平民意和蕩然無存的國際信用，使得日本的統治精英們不得不隱忍一時，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復經濟和修復與亞洲鄰國的外交關係上面。但自從1970年代，日本經濟正式躍入世界領先行列之後，以自民黨為首的日本政商領袖們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意識就已經完全公開化了。為了尋求日本國民對這種意識的支持，從那時開始，日本的統治精英便開始通過媒體和國民教育來有意識的塑造國民的大國意識。在這類宣傳和教育中最常見的，便是日本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日本人在世界上是如何受歡迎這一類的調子。普通的日本國民在此種宣傳與教育的薰陶下，自然而然地會支持政商領袖的大國志向。當然，他們自己享受到富足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樂得在大國國民的美夢中好好陶醉一把。當然，在80年代的泡沫經濟高峯，連美國人都不免唱上兩句“日本世界第一”（傅高義撰寫的一本高度評價日本模式的著作即以此為名）。而在亞洲，馬來西亞、乃至於中韓等亞洲國家都曾經出現過學習日本的熱潮（自然，這一熱潮的出現不僅是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還是得益於日本政府的大筆ODA援助）。
只是好景不長，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後，經濟泡沫崩潰後的日本經濟長期衰退，逐漸失去了政治和外交的活力，其對亞洲鄰國影響力也逐漸衰退。從那以後，儘管日本的上層依然沒有停止過追求大國地位的腳步，但在普通的日本國民的心態卻日益傾向保守和內向。於是，在90年代後的全球化浪潮中，以中國和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紛紛選擇了“走出去”的國家化戰略，在接受國際競爭洗禮的同時，實現了經濟的飛躍。而日本卻反其道而行之，經濟停滯的愈久，國民心態便愈加封閉，國民心態越封閉，就越不願意接受打開國門，參與國際競爭的行列中去。在這種抱殘守缺式樣的民意基礎下，日本錯失了在90年代末實現經濟轉型的機會，此後日本社會與全球化潮流之間的鴻溝也因此不斷加深。當小泉純一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光環被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擊碎之後，日本社會的保守情緒變得越發嚴重。經濟的復甦更是遙遙無期。為了擺脱這種死循環式的困境，安倍晉三在試圖重新喚起日本國民的“大國意識”，以此贏得他們對自己推行結構性改革的支持。果然，他挾着高人氣，排除了白川義明等持穩健觀點的經濟學家的異議，堅決地推進了寬容的貨幣政策，使得多年來宛如死水一潭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多年難得一見的好轉跡象。由此，安倍集聚起來更為高漲的民意支持，足以保證他贏得7月份的參議院選舉。如果一切不出意外的，他將能夠實現不遜色於小泉純一郎政府的長期執政。從這個意義上説，安倍喚起國民“大國意識”也不僅僅是基於他自身的政治思想，同時也有着短期政治操作的現實目的。
不過，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是，安倍近來正在被他喚起的民眾的“大國意識”導向與周邊鄰國尤其是與中國對抗的方向。而這與他一直宣稱的要在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的同時，努力構築與中國之間的戰略互惠關係的一貫主張出現了矛盾。本來，這種在安全上綁定美國，在經濟上吃定中國的構想倒也符合日本的利益考量。可是，安倍最近似乎陶醉於高漲的民意之中，還認真擺出了一副和中國決一雌雄的架勢。不過，這恐怕並不反映多數日本人的真實想法。事實上，大部分日本國民關注的重點仍然是經濟問題。而從共同社的民意測驗數據來看，認為安倍政權的經濟工作不夠理想或不理想的比例較之上月大幅增加到了26.9%。近些天來的股市波動已經説明，安倍許諾的“景氣前景”目前也還只是一個前景而已。日本國民對他許諾的經濟復甦也並非沒有疑慮。
那些支持“強硬”的人，多半是中產以上，甚至是富裕階層中的一員，這些人當然體會不到普通日本民眾的艱辛。這些憑藉資產發家的暴發户，熱衷於在民族主義的遊戲中尋找自己的存在感。這些人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對安倍而言是一股較為可靠的支持力量。而只要這些人在日本社會形成一定的影響，普通的日本民眾一般都會囿於從眾心理選擇跟進。所以，安倍的“強硬”演出，正是為了製造出這樣的民意基礎而進行的。如此，萬一他的貨幣遊戲沒有奏效，也足以憑藉集聚的民意與人氣在參議院選舉中過關。接下來反正是自民黨一黨政治，他想要如何操作都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日本政府和日本國民通常對於自己的行為會在國際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缺乏敏感性。在出現不可挽回的結果前，誰都不願意站出來反對社會上的主流意見。即便這種所謂的主流意見，是日本社會上層和少數新貴們的自私想法，多數的民眾也只有選擇跟進。戰前日本的歷史教訓已經足夠慘痛，如今的日本國民必須好好反思一下過往的教訓了。
這不，安倍首相的密友，連被目為美國親日代表的阿米蒂奇今天也發聲批評了這位老朋友的右傾思想。無論如何，美國朋友的忠告總該聽一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