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司法如何應對“媒體審判”的嚴峻挑戰-冷哲

媒體與司法部門之間一直有着糾纏不清的關係。一方面，司法部門，如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需要接受媒體監督。另一方面，媒體本身對司法進程也不見得都是正面影響。媒體與司法互動的規則，世界各國也各有不同。

德雷福斯案與媒體司法監督的起源 

強調媒體對司法監督的必要性的人們，往往喜歡從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講起：

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這一年，法國猶太裔炮兵上尉阿爾佛雷德·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國大使館傳遞軍事機密，進而被判叛國罪。他隨後被送往法屬圭亞那服刑。兩年後，真兇浮出水面，但是軍事法庭卻判其無罪。法國軍隊不但不為德雷福斯洗清罪名，反而還根據偽造的文件加判了更多的罪名。法國作家左拉於1898年在法國報章上披露此事，引起社會一片譁然。

隨着社會壓力的逐步加大，德雷福斯於1899被帶回法國進行第二次判決。這件事不但牽扯到司法黑幕，還牽扯到法國反猶主義思潮，因此成為當時輿論的焦點。然而，1899年的判決並未能帶來完全的公正。新的判決仍然判處德雷福斯十年徒刑，但他也同時獲得特赦。雖然他不必再服刑，但是這也意味着他無法在軍隊裏擔任任何職務。

公眾與法國司法體系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06年。這時法國司法體系終於低頭，德雷福斯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銷，冤案在12年之後終於得以昭雪。德雷福斯返回軍隊，擔任少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法國英勇戰鬥，並在戰後以中校軍銜退伍。

同一個故事的另一面

但是，在德雷福斯案裏的媒體並不只有一面：彼時，媒體並不僅僅是司法的監督者，也還曾扮演過冤案推手的角色——案件首次審判前兩個月，法國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報章就連篇累牘地報道所謂德雷福斯其人其事，而這些故事在其後幾年中被證明純粹是謊言。這些報紙往往早先就有反猶主義傾向，抓到了這樣一個“佐證” 之後，全然不調查這些故事的真假，反而繼續添油加醋、鼓譟“猶太人=猶大”。

**民意也沒有體現出更多的公正：事實上，最初的民意調查顯示，德累斯特的支持率僅有2%。**因此，當時一名叫帕萊奧洛格的法國外交官在日記中寫道：“法庭宣判的當天上午，全巴黎的新聞界，由極右至極左，由教會、君主主義者的報刊到極端社會主義者喉舌，都異口同聲地表示：贊同、安心、滿足、喜悦——一種勝利、復仇、兇猛的喜悦。”1897年11月，支持德雷福斯的《費加羅報》收到了大量的退訂威脅，總編不得不撤回支持德雷福斯的報道。

直到當時法國知識分子領軍人物的左拉在《極光報》（又譯《震旦報》）上發表了著名的《我控訴》之後，狂躁的社會輿論才有所改觀。但即便如此，直到1899年德雷福斯被特赦前，法國的反猶主義報紙依然在散佈關於德雷福斯賭博和通姦的流言，甚至鼓動説：“德雷福斯若判無罪，每一個愛國者都有責任殺他”，由此挑起了數百人對總統的暴力圍攻。

直到1900年，追求司法公正的呼聲才真正佔到了輿論上風，而此時已經距離德雷福斯蒙冤入獄5年之久。

因此，媒體本身並非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媒體對司法的報導也可能帶有着自身的偏見。尤其是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自媒體”時代，一部分具備極大影響力的微博“大V”們，自身的素質與操守也無法與一些專業人士相比，造謠與傳謠幾乎伴隨着每一個略有影響力的案件。而且，自媒體的主人，往往在發表、轉發對司法機構不利的信息時非常積極，而對司法機構有利的信息出現時，卻往往不願傳播。甚至有人宣稱，傳謠是積極的、好的，而闢謠則是愚昧的、壞的——所謂謠言才是遙遙領先的真相。

這種立場和操守，與德雷福斯案中的一些編造德雷福斯生平的媒體並無差異。雖然看起來一個是反對司法機構，一個是支持司法機構。但是，説白了，他們都在利用謊言來影響司法審判。這能稱得上媒體監督嗎？

媒體不應是民意干擾司法的推手

媒體對司法進行監督，並不是簡單去質疑，更要調查、澄清。當各種信息都交匯在一起的時候，民眾才可能對一個案件形成比較全面的看法。如果媒體本身就帶有偏見、對事實選擇性失明，那麼民眾的看法就會被導向誤區，而後對司法系統形成的壓力也就會產生偏差。如果司法機關此時屈從於民意，那麼媒體顯然稱不上是在“監督”，反而就是有意製造不公了。

**而媒體也需要“知道自己不知道”。**沒有人能精通所有領域，從過去“茶水驗尿”、“麪條可燃”、“縫肛門”等一系列媒體事件中可以看出，記者也不例外，在關乎社會正義的司法領域尤其如此。媒體有必要建立起的顧問體系，從而應對報道中涉及的專業問題。

而這也恰好是自媒體的最大弱點。比如之前京温商城跳樓女事件中，有人質疑為什麼這個女孩在監控錄像中穿着的衣服顏色與跳樓後的照片有差異。質疑本屬正常，但是發起者卻沒有聽取專業意見，“紅外攝像頭所拍攝的圖像的顏色深淺，與可見光的顏色深淺並無必然聯繫”這一科學的解釋也就很難被公眾所知。

因此，這種單向度的質疑與自媒體的傳播方式相結合，往往造成非常不嚴謹的、甚至荒謬的質疑橫行無忌、而澄清的卻只能得到十分有限傳播。由此導致的社會偏見，不僅無助於司法體系的改進，反而可能從另一個方向製造冤案。

總之，質疑僅僅是媒體監督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有責任的媒體監督不但需要提出質疑，更重要的是根據獲得的信息進行分析、澄清，使質疑與澄清都得到充分表達。畢竟，輿論場不是媒體的審判場。

咄咄逼人的媒體審判

20世紀中後期，由於大眾媒體的興起，以及對新聞的極度渴求，導致大量媒體在尚未調查清楚時就對司法案件進行了“深度報道”。

儘管事件真相還沒有清晰，媒體卻往往喜歡根據已有的、有時甚至是支離破碎的信息來進行判斷。其可怕之處在於，媒體一旦產生了先入為主偏見，那麼它就會按照自己的判斷來組織論據。與其説媒體這時是在報導事件，還不如説是在説服民眾接受自己的判斷。這樣的結果就是媒體代替民眾進行了判斷，甚至是在司法機關之前就斷定當事人有罪，導致所謂的“媒體審判”。

1980年澳大利亞發生一起嬰兒被殺案件。嫌疑人林迪•張伯倫是死亡嬰兒阿扎利亞•張伯倫的母親。澳洲媒體在案前未能完整地報導案情，比如説，未能報導證人對阿扎利亞哭泣的陳述（若控方理論成立，則在該證人聽到阿扎利亞哭泣的時間，阿扎利亞應該已經死了）。其對事實的片面描述，導致民眾一邊倒地認定林迪就是殺害她女兒的兇手。而陪審團也一邊倒地認定她有罪。直到1982年，新的證據證明是一隻澳洲野狗咬死了嬰兒。1988年電影《黑暗中的哭泣》重現了這一歷史事件。媒體和民眾的偏見對林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然而這卻已經無可挽回。

這並非偶然。現代大眾媒體出於自身利益需求而追求收視率/訂閲率。對於社會焦點問題的報導是抓住讀者的最佳途徑。很多報導在根本不成熟的時候就匆匆寫出，公諸於眾。記者往往採用大量的臆測或者根本不可靠的“內部消息”，甚至不惜“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固然抓住了讀者，但是也創造了大量的偏見。**這種偏見就算不會影響案件的審判，也還是會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的奧林匹克紀念公園爆炸案中，保安理查德•傑維爾在爆炸前發現了炸彈，並將絕大多數人羣清出公園，因此避免了更多的人員傷亡。他立刻被媒體捧為英雄。但是僅僅過去四天，有媒體的“內線”提到在FBI在對所有相關人員的撒網調查中也調查了傑維爾的背景。一些媒體迫不及待地宣稱傑維爾是FBI當前的“重大嫌疑人”，他們不顧個人隱私而詳細地披露了傑維爾的大量個人信息，公然宣稱此人“有着古怪的就業歷史以及令人厭惡的個性”。媒體還單方面採信其母校校長編造的故事，宣稱傑維爾是個“甚至會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撰寫長篇警務報告的”、“帶着警徽的狂熱信徒”。儘管FBI之後的調查很快就澄清傑維爾不可能是罪犯，但傑維爾最後仍然不得不同媒體對簿公堂。而他徹底洗清媒體的偏見還是要等到1998年，直到那時真正的案犯埃瑞克•魯道夫才落網。

媒體審判的通常應對

如上所述，“媒體審判”是各國都要面對的嚴峻問題。從客觀上而言，媒體的報道並不僅僅是在監督司法，它還可能干涉司法，對當事人造成嚴重傷害。那麼究竟該如何處理媒體與司法的矛盾呢？

在世界範圍內，大概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儘可能保護言論自由。在極度推崇言論自由的美國，為了追求媒體監督效果的最大化，有關誹謗的法律也更傾向於媒體；因此即便有媒體發佈了不負責任的、帶有偏見的文章，大肆詆譭當事人，當事人也很難告贏媒體。但是美國的司法體系面對大量媒體審判的問題也並非束手無策，法庭也可以命令對相關言論進行限制。

第二種方法則立足保護司法。其代表是英國。1981年以前，英國法律規定所有可能引起司法偏見的信息均不得公開發行。儘管《1981年藐視法庭法案》中放鬆了對此的管制，但是仍然規定：在審理期間，若有任何公開發布信息能夠產生實質性風險（也就是很可能使得司法進程受到嚴重偏見或其他阻礙），則發佈人可以被判為藐視法庭。

在大陸法系中，由於制度原因，判決受媒體影響較英美法系（普通法系）要小。因此，大陸法系並不那麼擔心 “媒體審判”對司法進程的影響，但往往更注重媒體審判對當事人的影響。因此就出現了第三種模式，**這種模式並不對媒體報道施加禁令，但要求媒體對當事人的報導一律遵從“無罪推定”，**並尊重當事人的隱私。因此，法國、德國等大陸法系的典型國家，也確立了控制審理階段媒體言論的法律。

從法系歸屬的角度來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中國，採取第三種應對方案應不失為良策。

只有司法體系的自我完善才能阻擋媒體審判的擴張

平心而論，無論當今世界的任何一種司法體系，冤案都不可能絕對避免：沒有一種技術能保證一定能判定真兇、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保證司法人員中不出害羣之馬。公眾對司法的監督是十分必要的，沒有公眾監督，更多的“德雷福斯案”就無法昭雪。

而公眾要了解司法案件的內容，無可避免地要依賴媒體。但其實媒體也與司法一樣，不可能永遠不犯錯、不誤判；鑑於此，媒體應該在報道司法案件中保持中立，恪守信息發佈和溝通渠道的本分，儘量減少以主觀判斷。

當然，在自媒體不可避免地崛起之後，一味抨擊自媒體的不專業也不能阻擋民意的形成。對民眾而言，就更需要對各類媒體所傳播的報導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既不要過於相信媒體的單方面陳述、也不要過於依賴某一種信息源。

事實上，媒體對司法進程的詳細報道，也能增強民眾對司法體系的瞭解與信心。換句話説就是，能加強普法的效果。 因此，我們的司法體系，不應排斥媒體的報道與監督。面對質疑時，司法機構應當迅速、主動地進行澄清。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遏制媒體審判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視相司法機構與媒體的互動，在質疑形成之前就主動提供解釋。

我國在此方面仍然需要進行極大的改進，司法機構應該建立公共關係團隊，從而能在社會焦點問題出現時，在自媒體上建立自己的溝通渠道，從民眾監督的角度考慮問題，及時對可能受到質疑的方面先行給予解釋；而非如今天一般，**僅僅困守於媒體與民意主導下的“衝擊——回應”模式，將自己的置於信任度不斷被質疑和挑戰的被動地位。**只有如此，才能建立民眾對司法體系的信心；咄咄逼人的媒體審判權也才會在自信堅定的司法權面前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