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現代化之路——鄧英淘與中國轉型經濟學的先聲-陳昕

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之路，是鄧英淘同志經過長期觀察、思考和研究後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他為之奮鬥直至生命最後一息的事業。

去年3月從媒體上得悉，鄧英淘同志英年病逝，內心十分沉痛。他是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家中少有的既有大格局大思想又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一位，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獨出機抒，生面別開。我與英淘同志見面交流的機會並不多，記得初次見面是為了出版他與徐笑波、姚鋼、蘇丁同志翻譯的《現代日本金融論》（[日]鈴木淑夫：《現代日本金融論》，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

原書的作者鈴木淑夫是國際貨幣金融理論的權威，內容分析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貨幣金融機制。英淘同志擔任譯校，他的工作為譯稿增色不少。真正有機會與英淘同志深談大約是在1991年或1992年間，那時我在香港三聯書店任總編輯，英淘同志來港公幹，打電話約我晤談。見面時，他向我介紹了在港與南懷瑾先生交談的情況，並向我談了他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基本想法，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跳蚤與大象”的比喻。當時全國正在討論和思考亞洲“四小龍”模式，探討比較多的是“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戰略。記得英淘同志很認真地對我説，中國不可能走“四小龍”道路，沿海地區當然可以搞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出口掙外匯，拉動GDP增長，但不宜複製推廣到全國。從長期來看，靠這種模式無法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道理就在於量級不一樣，中國與“四小龍”，就像大象與跳蚤，如果以人口作為基本尺度，那麼“四小龍”合起來也要比中國低兩個數量級。跳蚤可以跳到自己身高的兩百倍，即使肌肉構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鍛鍊，跳起身高一半都難以想像（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英淘同志的坦誠與灼見讓我感佩。當時我所接觸到的大多數中青年經濟學者都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應走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經典發展道路，特別是走經典發展道路的變種，即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發展的道路，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巴西、墨西哥和亞洲“四小龍”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都成功地打入世界市場，它們的GDP和出口增長率也是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無法相比的。當然，也有不少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的國情與西方不同，我們的改革過程和方式會有異於西方，於是就有了“過渡經濟學”（或“轉型經濟學”）一説。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組織研討會，邀請全國各地的經濟學家共同研討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問題，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試圖建立“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但實事求是地講，那時在相當多人的潛意識裏改革的彼岸還是那些已經現代化了的西方國家模式，只不過在過渡期基於國情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做法。我們都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在改革初中期，中國經濟學家產生這樣的認識和想法，是很自然的事，用不着求全責備，苛刻以求。但是英淘同志在那個年代就已經敏鋭觀察到中國必須走另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經典發展方式的道路，改革的彼岸並不是西方國家模式，當時相當多的人對英淘同志的觀點可能不以為然，今天看來英淘同志真是可以驚為天人了。

什麼是西方經典發展方式，在英淘同志看來，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資源為基礎，以大批量生產的存量型技術為手段，千方百計地增加GDP，以實現國家的富裕和繁榮（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行着這種發展方式，希望以此早日實現現代化。但英淘同志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方式只能實現全球一部分人的發展和富裕，是“少數人的現代化”道路。因為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是有限的，上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這一著名的報告中就曾警告，全球的油氣資源很快就面臨枯竭了（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當發展中國家都遵循西方經典發展方式來實現現代化時，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來消耗這些不可再生資源時，地球難以承受之重。美國總統奧巴馬2010年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時説：“如果超過10億的中國居民過上和澳大利亞、美國人現在同樣的生活方式，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處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很簡單，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受。”（鄧英淘、王小強：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東方早報，2012年4月10日、17日）。

最大限度地控制全球油氣資源，這是這麼多年以來美國在全球建立數以百計的軍事基地、充當“世界警察”、深深捲入中東北非衝突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的重要動因。英淘同志説得何其深刻：“西方現在的現代化，生命循環流淌的血液是石油。”由此可見，在世界資源所剩不多的約束下，大多數未實現現代化的人要按西方經典發展方式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西方的現代化方式只是少數人的現代化，而且正如英淘同志所歸納的是“我現代化了，你就別現代化”（鄧英淘、王小強：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東方早報，2012年4月10日、17日）。

那麼，有沒有一條不同於西方經典發展方式的道路能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呢？

從1984年起，英淘同志懷着強烈的使命感，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為此進行了近30年的不懈探索。在大量的第一手調查資料面前，他文思泉湧，洞見連連。1991年，他寫到：“目前中國在物質限制和‘消費示範’的雙重壓力下推進現代化的進程，面臨着深刻的選擇。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種可能的圖景：第一，始終徘徊在高度現代化的門口；第二，由於選擇了缺乏遠見的、被動地應付眼前事變的政策，在近中期內繼續沿襲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但在不遠的將來又不得不做出倉促而急劇的調整，併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第三，從現在起就開始準備，逐步做出適應性的富有遠見的調整。中國能夠成功地實現第三種選擇嗎？”（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統籌解決好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方式選擇三個問題，找到一個綜合解。

就此，他進一步指出，這三個問題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找到了一種合理的體制，但如不能尋找到一種合理的長期發展方式，中國的現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問；即使在這兩方面都有正確的選擇，但如在國際關係方面出現重大決策失誤，也會使中國的現代化難以成功。關於新的發展方式，他認為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的現代化之路，也即從加強自然循環過程而不是靠不斷破壞這一過程來發展人類自身。關於體制改革，他提出在不同的階段，根據不同的情況，把握好市場、科層、互惠三種機制的組合變換，為未來的改革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關於國際格局，他指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因為後起國家爭奪市場、能源而起，如今“為石油而戰”，已經越來越成為“遏制中國”的觀點、言論、政策、措施的公開理由。要打破西方對我們遏制，根本在於創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的躍遷。（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説到這裏，有必要補充一句，近些年來，世界為爭奪資源而引發的碰撞已日益白熱化，對石油、水、土地等資源的依賴而引發的其他問題，這些都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探索並實踐新的發展方式，其中有不少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英淘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是坐而論道的經濟學家，為了探索新發展方式，尋找多數人現代化之路。

近30年來，他與同道好友風塵僕僕走遍全國的大部分地區，從長城內外，到青藏高原，從黃海之濱到塔里木盆地，聚焦國土整治、西部開發、水資源調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態建設，通過實地考察蒐集大量第一手資料、數據和案例，推廣新的科技進步成果，為新發展方式和道路做最基礎的工作，並經過理論思考形成具體的發展建議。他發起組織“水資源調配與國土整治課題組”，爬山越嶺，瞭解和解決西部調水的關鍵性技術環節，提出了風電提水、超長隧洞和大型橋涵技術引水，化整為零、多頭並進的建議，概括出西部調水的基本方針：“高水北調，低水東調，風水互濟，提升並重，東西對進，調補兼籌”，呼籲引水再造一箇中國(一百萬平方公里平原)（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他深入塔里木盆地考察，提出了將沙漠改造成綠洲的設想：“通過配置5萬平方公里陶瓷太陽能板，我們可得到淨產電能4.2萬億度，淡水300億立方米及300億立方米地表苦鹹水。依託這些基本產業，我們可在塔里木盆地開發出千億畝沙漠作為農田、牧場和林業用地，生產出大量的生物質能，作為發展各種生物質能深加工產業的基礎。與此同時，通過農林牧作物的灌溉和作物的生理蒸騰，還有可能兼收改造沙漠氣候之效”（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他致力於可再生能源的調查，認為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前景極其廣闊，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三項合計約221億噸標準煤，對於這樣一座巨大的能源寶庫，目前我們只利用了其中的百分之一二，隨着儲能技術和能態轉換技術的產業化，其開發利用前景不可限量（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還沉到遼寧、山東、陝西等地的農村，收集農村沼氣、養豬、養魚、水葫蘆種植等大量案例，總結基層在生物質能方面天人合一、循環互動、永續利用的好做法，並不遺餘力地加以推廣。

英淘同志的這些工作和努力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這是中國學人應該具有的精神。“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相比那些在中國迅速崛起的今天還堅持走西方經典發展方式道路的學者，相比那些整日固守書齋，從不深入底層接觸民眾，僅靠從互聯網上獲得信息，奢談“良心”，以“公共知識分子”自居的學者，英淘同志建設性的工作和負重前行的精神是一面鏡子，值得仔細對照。

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以平均近10%的增長速度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中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已深深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經濟藉助了國際市場出現“超級購買力”的戰略機遇，通過構建實施非常規的獨特市場體制及戰略，實現了超常規的持續高速增長；近20年來，貿易盈餘佔中國GDP的比重高達3%強（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是，隨着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出口碰到了巨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依靠耗費不可再生能源發展經濟的方式，由於內外各種因素的作用，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於是，又有一些人開始重新看衰中國。英淘同志的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依託新發展方式實現現代化，是中國的一次重大機遇。

不是嗎，如果我們把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餘額的一部分用於西部調水、新能源開發、生態建設、國土整治，不僅可以避免美元貶值的風險，還可以啓動內需，替代掉因外部環境變化出口下降而失去的那部分增長率，保持中國經濟至本世紀中葉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譜寫人類發展史上新的篇章。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未來的發展，甚至是千秋萬代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和物質基礎。二千二百多年前蜀郡守李冰興辦水利，修都江堰，哺育川西平原直到如今，世代傳頌；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發展方式上的探索和實踐當然也會永留史冊。另一方面，在當今這個“為石油而戰”的時代，把資金投入到新能源革命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上，有利於中國緩解國際壓力，順利度過戰略機遇期，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正如英淘同志所言：“從長遠説，一個水能，一個太陽能，都是多年持續利用，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能源問題，如此，中國現代化的基石就穩固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從此不可阻擋，誰也甭再想制約、遏制中國了。”（鄧英淘、王小強：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東方早報，2012年4月10日、17日）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英淘同志的三部著作——《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和《再造中國，走向未來》，為的是讓更多的讀者認識並理解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之路的重大意義。這三本著作，從內容上説有內在的關聯性。《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從實踐中提出問題並進行理論思考。作者從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意義上，統籌考慮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並在其中國現代化路徑的理論研究中引入有關發展和社會關係的哲學思考，揭示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取決於能否在外部環境、內部構造和發展方式之間尋找到一種良性互動，指出中國必須走另一條不同於西方經典發展方式的道路。《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則在大量實際調查的基礎上具體回答了中國如何利用新能源，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一重大問題。《再造中國，走向未來》收錄了作者與其同道圍繞水資源調配、國土整治及其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展開的調研和思考，並結合相關理論從技術和實證的層面予以具體分析，為我們超越西方經典發展方式，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依據。

英淘同志終其一生大聲疾呼：“依託新發展方式實現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的一次歷史性機會。中國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嗎？應該説，舍此我們別無出路!”（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刻還説：新的生產方式體系，包括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的實現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從現實的技術體系看，“功成不必在我，會有人繼續搞下去”（鄧英淘、王小強：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東方早報，2012年4月10日、17日）。中華民族歷時五千多年，生生不息，就是靠這種遠大的理想抱負、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靠千千萬萬人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奮鬥。讓我們一起努力，不斷探索和實踐，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為多數人實現現代化的、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來，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使我們的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衞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讓我們的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習近平在常委見面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6日）。

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有過一段感人的名言：“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我想，多少年後，當多數人實現現代化之時，高尚的人們也會在讀完英淘同志的著作後灑下一行熱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