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承擔安全生產的公共成本嗎？-魯寧

短短四天內（從5月31日到6月3日），黑、遼、湘、吉四省排着隊突發四宗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消息甫一披露舉國為之震驚。

在四宗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中，尤以吉林德惠市寶源豐禽業加工廠的特大火災因導致119名在崗職工罹難最為慘烈。至少119個家庭的“中國夢”瞬間遭致破滅。

公安部和吉林省的兩級消防部門初步確認，生產現場的液氨泄漏是導致這起慘劇的一個直接原因。但兩級消防部門尚未確認，究竟是與生產現場相連的製冷壓縮機房先發生火災引爆液氨還是先因液氨泄漏引發火災？

截止今天上午，社會各界仍在等待官方發佈更多調查消息及事故細節。根據警方已控制寶源豐禽業相關人員及企業法人的消息分辨，幾乎可以提前得出的一個殘酷判斷是，撇開事故的技術原因之外，人為因素肯定難脱干係。至少是兩種原因的疊加所致。

通常而論，因工業生產而引發的重特大人員死傷事故，主要發生在易燃易爆的重化工、冶金、建材生產行業。寶源豐是一家禽類加工企業，本不屬於人們常識認知範圍之內的安全生產高風險行業，其生產現場的安全一般相對易控，居然也發生如此駭人聽聞之慘劇，顯然為社會輿論所無法接受。

客觀地看，最近兩年間，國內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呈總體下降態勢，但四天之內連續四宗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排着隊突發，尤其是寶源豐生產現場的慘狀，再次刺痛了民眾就安全生產已開始漸漸形成的認知底線。一個不容質疑的推斷是，假如沒有致命的安全生產疏漏，一家禽類加工廠，無論如何不至於一傢伙奪走百餘條鮮活的生命。

這幾年，各級政府幾乎揹負着安全生產的全部道義和行政責任。各級官員也深知轄地內若出現重特大安全事故尤其是人員死傷，對個人仕途意味着什麼。從組織機構、監管隊伍、應急機制到法制配套，包括“連坐”式的事後問責追責懲罰的嚴厲程度，應該説放眼整個世界，中國也許還談不上在世界上最嚴謹、最嚴肅、最嚴厲，但至少已位居“第一方陣”之列。

然而，一次又一次看似偶然的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再次揭示出一個殘酷的事實——要想確保安全生產，光憑各級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法制戒懲，而缺乏廣大企業的自覺配合和自我投入，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周全。

全社會就安全生產面臨的難題是，安全生產網宏觀層面的經絡固然已初步織就，但還需要微觀層面毛細血管的“通達”——千萬家各類企業對安全生產投入的自覺，才是確保毛細血管“通達”的另一前提。眼下的突出困惑是，在安全生產宏觀投入已有明顯改觀的情形下，千萬家各類企業的微觀投入和“守土有責”卻整體呈原地踏步狀態。

是所有企業皆缺乏安全生產投入自覺嗎？那倒也不是。但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的極小發生概率，致使絕大多數企業抱定僥倖心理。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僥倖心理並非僅涉及道德良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倫理，還緊密關聯着企業的利潤預期。

假定市場競爭的所有外部條件在某個時間段內基本不變，某家企業對安全生產的投入是足夠和持續的，那麼其市場競爭力的下降也是持續的。這就是中國企業普遍不重視安全生產，普遍持有僥倖心理的“市場基礎”。

就社會層面而言，假如政府行政力和社會法制力的“合力”（有沒有這一合力另説）強行迫使所有企業對安全生產進行硬性投入，那麼，全社會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將大幅攀升，並由全體社會成員進行分攤。但中國的全體民眾做好了放棄安全生產“免費午餐”的心理準備了麼？顯然遠遠沒有，甚至於無從談起。

多元社會，人們的價值追求已呈多元化。站在民眾層面考量，全社會只有一部分民眾譬如一線生產工人及家屬對安全生產格外在意和迫切，而商務樓宇內同樣數以千萬計的“鼠標點節羣體”，對生產現場的安全作業卻並不迫切（話説到這份上就很刺耳了，但卻系事實）。於是，全社會層面的安全生產大投入，若僅僅是隔空喊話，肯定人人贊成甚至義憤填膺，可一旦涉及到不同階層的具體利益（公共安全投入的增加必然會削減民眾的其它社會福利），意見、態度、立場則會旋即出現不可逆轉的大分化。很顯然，眼下的政府無力就這種利益大分化進行有效的調和及平衡。

就整個社會而言，安全生產的成本無疑屬於社會的公共成本，這筆巨大的公共成本由誰如何合理分擔？整個社會目前缺乏認真深入的思考。筆者之所以提出這一現實難題，並非為了求解（現階段它基本無解），而是為了喚起廣大網友的多角度據實思考。簡言之，每次發生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我們都有千百條理由痛陳政府的欠作為，但政府在現階段只能繼續頭痛醫頭、腳痛治被動充當腳當“救火兵”卻也系不爭事實。

作為“平安中國”建設突出短板的“生產不安全”，在中短期內很難呈現一個根本性的扭轉！這麼説易遭人罵，但卻系大實話。目前可以考慮嘗試的治標之舉包括把“礦長下井”延伸至各類企業的“領導當班”（“礦長下井”實施兩年有餘，煤礦重特大安全事故有所下降與此有關），還可考慮在高危產業和行業內的部分企業設置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從各級安監局領取報酬的企業“安全生產監察專員”等等。如是，可能會增強“嚴防死守”的保險係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