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什麼才是習奧加州莊園會的有價值話題
6月，太平洋兩岸最大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中國和美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相逢：加州莊園峯會。
這種不打領帶的加州莊園峯會向來只存在於美國和他的傳統盟友之間（如英國，加拿大，以色列，日本等）以顯示雙方不同於他國的特殊關係。現在，中國這個與西方無論是政治制度、價值觀還是宗教信仰都完全不同的、號稱未來替代美國的頭號潛力國，居然也躋身其間，實在是耐人尋味。
**更令人感到奇特的是，三個月後，雙方本就要在俄羅斯G20會議上相逢，究竟有什麼特殊原因竟令雙方只爭朝夕，非要打破建交三十多年以來的慣例率先進行“習奧加州莊園峯會”？**在此之前，恐怕沒有人能夠想得到，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第一次訪問美國會是這種方式。
毫無疑問，做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個國家，巨大的共同利益、亟待解決的分歧和國際挑戰是使雙方超常規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他國家那樣所謂源源流長的盟友關係。
可以説，國家之間領導人的訪問和訪問的形式，是各個國家實力和關係的風向標。幾乎就在習奧會的同時，法國總統正在日本訪問。而上一次法國總統訪問日本竟是17年前！與中法之間早已建立的固定的首腦互訪機制相比，日本在法國心目中的地位略見一斑。更令日本尷尬的是，在聯合記者會上，法國總統奧朗德在提到日本人民時竟然口誤成“中國人民”而不知！
然而，中美之間不是盟友，更缺乏足夠的互信。這也是為什麼5月28日中美雙方公佈此次會晤時，外交部部長助理鄭澤光這樣説道：“兩國領導人將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戰略性問題進行廣泛深入溝通，加深相互瞭解，增進戰略互信”。而所謂增進戰略互信，實是雙方缺乏互信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如果縱觀中美兩國建交以來的風風雨雨，恐怕一次“習奧會”是無法達到改變的。
沒有互信的中美兩國，仍然將是衝突不斷。
許多自由派學者在為美國辯護時，總強調美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特別是中國，更負責任，更遵守承諾，更令人信任。但如果回顧一下中美關係，恐怕結論恰恰相反。
中美兩國是在冷戰時為了對抗蘇聯而結盟的。其方式更是驚世駭俗：一個極端反共的尼克松竟然親自到一個同美國一點外交關係都沒有的、號稱共產主義國家的中國訪問。其創意和石破天驚遠超今天的“習奧會”。中美建交後，三個聯合公報成了雙方的外交基石。
然而，冷戰結束後，這三個公報就被美國拋之腦後。美國不僅開始大規模向台灣出售武器，同時一直被美國疏遠的達賴也開始走進並走紅西方社會。1991年4月16日，美國總統布什第一次會見了達賴，成為西方國家第一個會見達賴的國家元首；1994年4月28日，克林頓與副總統戈爾在白宮再次會見達賴，就在當天國會竟然通過《1994-1995財政年度對外關係授權法》，該法案聲稱：“國會認為依據國際法，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主權國家，其真正的代表是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
當然，冷戰結束前後被美國拋棄的國家還有很多，包括南朝鮮和菲律賓的軍政權。甚至重要的國際條約，如美國和蘇聯簽訂的中導條約也不顧俄羅斯的反對而單方面廢除。由此可知，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守信程度。
中國第二次和美國結成同盟色彩的關係是“9•11”之後。
而在“9•11”之前的八個月裏，雙方關係卻陷入了冷戰以來最低谷，甚至劍拔弩張：小布什政府以1992年以來最大的規模向台灣出售武器、在中國和平解放西藏50週年紀念日當天首次在白宮正式會見達賴、中美撞機事件、打破外交模糊明確表示協防颱灣；他還在國會演講時公開聲稱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合作者。
然而，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卻令美國對華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9•11”一個月後，恰在中國舉行亞太經合會議。一向對中國聲言厲色的小布什卻這樣聲稱：如果不是在中國舉行，他將不會參加。2008年，西藏“3•14”事件後，法國曾以不出席開幕式相要挾。而小布什卻攜全家親自出席，且一待就是四天！
美國這種外交變臉在奧巴馬時代可謂達到頂峯。
剛上任第一年，美方不僅公開宣稱放棄價值觀外交，公開否認對中國的遏制，而且積極鼓吹G2，對中國極盡美言之能事：沒有中美合作，世界上什麼事都解決不了。奧巴馬本人更是罕見的打破二十年的慣例，兩次拒見達賴，在當選第一年就低姿態、温和訪華。
孰料“奧”音未落，就立即變臉：先是對台售武，接着會見達賴。連續向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發起挑釁。隨後這個號稱已經放棄價值觀外交的總統又借谷歌撤離向中國發難。文的做完了，就是武的。2011年10月，美國又借國務卿希拉里之口宣佈高調重返亞太。美國60%的海軍力量、本土外60%的空軍力量都部署到亞太。這就是美國美其名曰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與此同時，美國也紛紛插手南海、東海爭端，向中國傳統勢力範圍如緬甸滲透。而最能體現奧巴馬對華政策的是他在2012年訪問澳大利亞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的一段話：“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這恐怕就是“中國發展有罪論”的根源性出處。
顯然，無論是奧巴馬第一年的“軟”還是後三年的“硬”，早已見慣了美國見風使舵般外交的中國並不為所動，可謂軟硬不吃。相反兩國關係的緊張和互信流失更造成國際問題的尖鋭化和動盪。比如朝鮮的挑釁就是看準了中美關係緊張的時機。而周邊國家在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誘導之下，使它們“誤認為”可以憑藉美國的力量制衡中國，因而趁機煽風點火，導致中國周邊地區近三年來頻繁出現圍繞海洋及領土主權問題的爭端。這不僅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地區發展合作的良好勢頭，也使美國經常處於被迫“選邊站”的境地。
本來以美國的小算盤，自己在幕後，以這些國家對中國進行掣肘。但想不到這些國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希望利用美國為自己謀利，反而屢屢要拖美國下水。
這三年較量的結果無非是：美國雖然衰落仍然可以動中國的奶酪，而中國則根本不怕頂不住。用精彩的網絡語言來評述就是：三年交手，只換得美國向中國證明“老子可以修理你”，中國向美國證明“老子頂得住”。目前中美都有點累，於是便有了談的意願了。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二任開始後的奧巴馬，大幅調整了外交班子：由約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國務卿、由雅各布•盧取代蓋特納成為財政部長、由查克•哈格爾繼任帕內塔的國防部長職位，這種調整自然要反應到外交政策上來。現在，美國再出奇招，把過去只限於交情深厚、信任度極高“老朋友”之間的加州莊園會這種禮遇也送給了中國。
看來，美國對華又要變臉了。
然而，美國應該明白，如果不真正改變這種短視、投機性外交心態，僅僅是形式上的換湯不換藥，中美關係仍然無法保持長期穩定，雙方依然不會建立有效的互信。這不僅非中美兩國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決定中美兩國關係的，是永恆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最高的戰略利益。
對美國而言，確保其全球霸主地位，是其最高國家戰略利益。只有如此，才能確保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才能確保美國在全球的種經濟利益：如對世界銀行在人選和投票的壟斷性地位。也只有如此，它源自於西方的價值觀才會成為普世價值，而當經濟危機來臨時，建立在這種價值觀基礎上的制度才不會被否定——至少不會被輕易否定。
更深層來講，對於美國這種由移民構成的國家，只有維持全球第一，才能夠源源不斷的吸引世界各地人才，進而維持國家的存續。畢竟，這種建立在“美國夢”基礎之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和其他國家依靠單一民族共同的傳統和文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比，還是相當脆弱。顯然，美國絕不希望上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時期人才外流蘇聯的一幕重演。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內多次重申：美國絕不做老二！
就中國而言，實現民族再度復興，重返全球中心是其最高國家戰略利益。而且今天的中國距之也就一步之遙：最快十年，至多二十年，中國將重獲失去一百多年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桂冠。這時，中國將從規則的執行者、遵守者成為改造者、制訂者。如同歷史上的英國、美國一樣，中國將獲得與這種地位相關聯的各種巨大收益（比如鑄幣税、國際事務的話語權、文化的軟實力），進一步的發展也將具備更從容的外部條件。
但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面臨着分離主義的挑戰，另外還有兩個權利遠高於聯邦制國家的特區和一個尚未法理統一的台灣。國家統一和牢固的凝聚力形成則相當程度的取決於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當中國取代美國之時，外力固然無法再染指，而中國自己也將具備化解這些問題的條件。
更深層次來講，冷戰結束後，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不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之上，而是績效合法性以及伴隨全球化和激烈國際競爭所伴生的民族主義。同時，西方又一直以自己的成功並把這種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價值觀而挑戰中國製度的合法性。即使西方出現2008年這樣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由於歷史慣性，仍然沒有根本的撼動這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可以説，在中國全面復興之前，西方這種制度壓力將一直存在，而且成為中國製度最主要的威脅。
從歷史的角度年看，沒有永遠的經濟增長，所以在經濟增長放慢之前，中國只有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最發達的國家，才能改變這種過度依賴經濟增長維持國家穩定的模式。也只有如此，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價值觀的代表，才能獲得全球的合法性和認可度。當然，在中國模式內外不再有挑釁者的情況下，中國肯定會探索一條得到全體民眾認可和接受的權力產生程序。而中國也將在經濟成功和儒家文化的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意識形態。
所以，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美國，全球第一併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桂冠，而是決定各自的未來和命運。從這一點上講，中美是零和遊戲，不可能雙贏。
如果不再發生“9•11”等類似突發事件的情況下，從可預見的未來，中美雙方將不會有共同的敵人，雙方缺乏成為盟友的外部條件。相反激烈的競爭將貫穿中國崛起過程的最後一程。從這個角度講，一次“習奧會”也無法化解中美面臨的衝突。
最後從文化的角度講，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傳教和擴張文化，奉行“已所欲，必施於人”。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但冷戰時美蘇互相向外輸出價值觀的做法並沒有改變。中國做為一種原創文明，自成一體，有着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和積澱，是根本不可能對之接受的。
但這並不是説此次習奧加州莊園峯會就沒有多大意義。至少可以管控危機和衝突。只要雙方擺明立場和劃定底線，減少誤判，中美關係仍然可以保持階段性穩定。而且中美表面的親近和特殊，也有助於打消東亞和東南亞各國不切實際的幻想。朝鮮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爭邊緣政策——説來也“巧”，就在習奧會的前一天，一直挑釁的朝鮮竟然向韓國發出和談的邀請，恢復對話。
當然這種動態穩定還是相當脆弱，只要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奧巴馬政府已經出售兩次），會見達賴（奧巴馬已經會見兩次），在東亞和東南亞衝突表明立場，或者在經濟議題美國採取單方面行動，如宣佈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中美仍然會再度緊張。不過，真正令中美關係動盪，根源還是在於雙方零和的最高戰略利益。而上述任何一個議題都會成為雙方衝突的導火索。所以，事實上，這次莊園會晤，美國不可能在中國關注的核心問題上退讓，冷戰時不會見達賴，減少向台灣出售武器這樣的事情美國也做不到。美國隨時都可以拿出來製造外交風波。
此次特殊的習奧加州莊園峯會，外界有不少解讀認為是雙方交底和攤牌。交底有可能，比如對朝鮮問題，中國的底線何在，貿易爭端，中國能接受的條件為何，甚至釣魚島衝突，中國會走多遠。但攤牌顯然還是過早。畢竟，從大勢來看，時間在中國一邊，越晚攤牌，對中國越有利。2001年，中國的GDP不過是美國的八分之一，十年過去，就已經是二分之一了。再過十年恐怕至少也是不相伯仲。
從美國的角度講，越早攤牌自然越有利。但美國角度的攤牌恐怕是要指如何和中國分享世界。也就是美國如何承認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如何部分讓渡它壟斷的全球資源和利益。不管美國是何種形式的攤牌，中國都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兩點：一是不為所動，繼續韜光養晦，再度爭取十年的發展機遇。二是以中國目前的實力，美國唯一可做的就是拖延、遲滯中國的崛起，而不可能阻止。相應的，美國主要依靠的恐怕還是它的軟實力：價值觀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所以，在這裏有必要打破西方刻意籠罩其上的光環。
從本質上講，西方的制度並沒有多少獨特之處。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提出，民主不過是在幾個精英集團進行選擇的制度安排而已。確實，縱觀歷史，不管什麼制度，最終都是要產生治理國家的精英。人類歷史上，不管出現了多少種制度，在精英的產生方式上只有兩種：一是精英選擇精英，一是大眾選擇精英。
在西方實現普選之前，包括古希臘民主、羅馬的共和、歐洲和中國的封建王權、西方的有限選舉，都屬於精英選擇精英。西方實現普選之後，才創造了一種新的精英產生形式：即大眾選擇精英。這個模式從產生到現在還不到一個世紀，美國還不到一個世紀。這個模式是否有效，還有待歷史的檢驗。但此次西方經濟危機，應該算是對它的一個重大考驗。不過熊彼特的一個觀點還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些民主理論不經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對投票內容的專業認識便以為多數的意見優於少數的意見”。這樣的民主學説僅僅是空想，與事實完全脱節。
從根本上説，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就在於精英產生的方式不同，而絕非西方宣傳的民主和專制的區別。要知道，西方改變精英的產生方式不過半個世紀，而且已經弊端叢生。很突出的一點，它不僅給追求利潤、貪婪壓倒恐懼的資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創造了條件，也被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福利的民眾所綁架。
西方今天在談到民主制度時，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臘。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古希臘的民主不過是歷史發展的常態而已——而且是人類處於低級發展階段的常態。就如同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一樣。
古希臘民主產生於奴隸社會階段。在這個階段，許多文明都是採用選舉的方式產生領袖。這在中國歷史上也不鮮見。北宋時期的契丹王朝，它在奴隸社會階段，各部落每三年選舉產生可汗。後來在耶律阿保機的帶領下，實現了從遊牧社會到穩定封建王朝的過渡，確立了皇權世襲制。可以説，從奴隸社會的民主選舉到封建社會的皇權世襲是人類的進展而不是倒退，就如同從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到私有財產的產生和佔有一樣，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也是為什麼印度的民主制度雖然是它的前殖民者英國留下的，但它自己卻聲稱源自古印度。
古希臘民主之所以今天擁有如此光輝的形象，和西方現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關。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蘇聯模式盛行的時期也曾被披上耀眼的光環。客觀而言，古希臘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樣，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但絕沒有西方有意拔高後的歷史地位。
回到本文的主題。從人類歷史上看，唯一一次霸權和平移交是從英國到美國。如果以史為鑑，在中國崛起必定成為事實的前景下，考驗美國的課題就是：美國可否效仿當年的英國，中國是否能成為當年的美國？假如這是所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是習奧加州莊園峯會的焦點，或許它的意義還需要被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