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置爭議”的昨天和今天-胡新民
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回答與會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堅持擱置爭議、將釣魚島問題留給後人解決的立場，是無需置疑的。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言一出，立即遭日本和中國國內輿論雙面夾攻。日本官方反駁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根本“不存在應該擱置的問題”；中國輿論則批評擱置爭議是軟弱的表現，是在對日本做出讓步。
筆者以為，戚建國的此番言論並無不妥。一來宣示了中國在日益強大之時，並沒有動不動就付諸武力去解決國際爭端，講究的還是和平崛起；二來説明，中日之間釣魚島的問題，儘管中國有足夠的歷史和法理依據證明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但是仍然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尋求談判解決之道，以利於中日乃至亞洲和全世界的福祉。而且這是中國的一貫立場。因為多年來日本一直堅持“不存在應該擱置的問題”，因而也就無法談判。
但是，到底中日間到底有沒有“擱置爭議”一説呢？
首先要説明的是確實沒有文字記載，有點象大陸與台灣的“九二共識”。但是，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答案又是肯定的。順便提一下，日本官方歷來有個“特別動作”，就是對自己利害關係特別大的問題上，往往只作口頭表示，而拒絕書面文件，例如關於過去的侵略，最多也就是村山富市講話，河野洋平講話等。當年江澤民訪日，日本一位著名的學者森島通夫就指出：“日本的所謂‘道歉’只是口頭上的，想將過去一筆勾銷，不再認賬。中國方面要求入書面，日本不同意”。
因此，關於“擱置爭議”沒有書面記載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日本元老或者他們的親屬證明有“擱置爭議”一事，但又拿不出書證。例如，日本前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堅持日中曾就擱置釣魚島問題達成過共識的主張。最有代表性的還是日本前首相之女田中真紀子，她認為聽説過“擱置爭議”但她是執政黨黨員，要與政府保持一致！（當時是民主黨執政，可見他們的黨性還是相當強的）。正因為鄧小平那一代中日雙方領導人的智慧和默契，才使得中日恢復邦交後有了那麼一段蜜月期。
下面就來簡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兩國政府簽署的一份聯合聲明。關於中日二戰後的關係，有個關鍵條款：“（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就是關於日本領土的問題，簡單地説，日本二戰後的領土不包括琉球，所以釣魚島就更不在內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雙方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交流發展很快。在此背景下，兩國要求儘早展開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呼聲日益高漲。從1975年1月至1978年7月，經歷多輪艱苦談判後，雙方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互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證書”，互換了批准書的正本，《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此生效。
如此之久的艱苦談判，釣魚島問題肯定也在其中。1978年10月25日下午，鄧小平出席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在回答有關釣魚島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放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鄧小平在講完這段話後，當場就博得了在場的四百多名日本記者個外國駐日本記者的掌聲一片。有人評論，這相當於對剛剛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第一條第一款中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的實例解釋和説明，具有官方文獻和公告的性質。
在這樣的正式莊嚴場合，一個國家領導人代表雙方發表的見解，絕對不可能是一時信口開河，而且此後多年，日本官方也從來沒有提出過異議，釣魚島也是風平浪靜。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雙方會同意“擱置爭議”呢？這個問題除了當時的國際形勢變化外，主要還是一箇中日雙方顧全大局合作共贏的問題。
當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急需國外資金技術，“發展才是硬道理”，別的問題暫時讓道。而日本呢，正是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期，在與美國的貿易中，摩擦頻發，例如在美國出現了日本汽車被示威者用大錘砸壞的“動人”場面。這使得日本迫切需要大力開發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不過確實中日這兩個一衣帶水的鄰邦互補性太強了。在這裏很有必要提一下日本老一輩領導人，他們之中有不少對中國還是懷有感情的，眼光也看得遠一些。
例如1974-1976年的首相三木武夫的話就很有代表性，他説：“日中對立破壞了亞洲，日中友好將建設新的亞洲。歷史證明着這一點。日中雙方當然各有各的立場。但僅僅強調立場的不同，不能解決問題。只有超越不同的立場來尋求共同的利益，使邦交正常化，並築起友好和合作的道路，才是在政治上應負的責任。”（見《三木武夫及其政見》）。
中國方面深知“擱置爭議”是完全有利於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國的經濟建發展太需要外部的支持。因此，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在回答中日關係問題時，鄧小平就指出：中日雙方在經濟方面合作的餘地很大。我們要向日本學習的地方很多，也會藉助於日本的科學技術甚至於資金。我們之間已經簽訂了一個長期貿易協議，但只有這一個還不夠，那是兩百億美元，還要加一倍至兩倍。等到我們發展起來了，道路就更寬廣。歐洲的朋友問我：你們和日本搞得這麼多，是不是我們就沒有事做了？我告訴他們：不要擔心。需要他們同日本競賽一下。
鄧小平開完記者招待會後，又參加了招待旅日華僑代表的茶會，再一次強調了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發展友好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對於我們爭取一個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實現四個現代化，很重要。回顧往事，我們中國的國力有今天的強盛，確實應該感謝中日老一輩政治家、領導人當年高瞻遠矚的“擱置爭議”。
但是，隨着中日蜜月期的流逝，和日本老一代政治家的逝去，中日的摩擦逐漸增多。特別是1990年代日本經濟開衰退時，極端民族主義就出來作祟了。這當然也與二戰後美國為了一己私利的縱容分不開的。原本圍繞釣魚島兩國間只有點小交涉，發展到1996年日本官方否認“擱置爭議”。也正是這個1996年，日本成立了一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委員會”，開始全面修改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歷史。在此前後，“中國威脅論”也是在日本“首發”。1996年9月11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徐敦信就有關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列嶼修建燈塔向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林貞行提出照會，指出：“中日雙方在這一問題上曾經達成共識。同意將這一問題暫時擱置，留待以後解決。但近來在日本有關當局的放任和縱容下，一些團體卻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議。”對此，林貞行卻針鋒相對地回應：“尖閣列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日本從未同意將領土問題擱置處理。”不久，當時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強調了中日“擱置爭議”共識的事實，但日本方面仍然毫不含糊地否認。
進入21世紀後，日本經濟一直不見起色，而中國經濟世界則一路高歌猛進。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日本對中國的優越感受到了極大的挫折，日本人感到了危機。“回顧我國曆史，在國家危機之時，尊皇精神和愛國心就會興起，超越危機。現在日本的危機狀況，通過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日本傳統精神的復興，必然能夠度過。”（日本學者四富正貴語）。因此，在推動經濟增長乏術的背景下，一些日本政客熱衷於以中國為靶子，人為製造外來威脅和國民危機感，成為這股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推手。而普通日本民眾，特別是年青一代，接受了很多扭曲歷史教育，接受的中國的印象大多來自於他們崇拜的西方的“轉口貨”，接受的宣傳來自於日本主流媒體的“輿論一律”，等等。這一切使得日本全社會右傾化嚴重。因此，2012年中日的釣魚島爭端的激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事情發展到今天，責任無疑當然在日本方面。但時，無論如何，中日是鄰居，要能解決問題才是正道。筆者以為，現在堅持“擱置爭議”仍然是上策。今天的“擱置爭議”就是盡一切力量，當然重中之重是自身實力，創造條件坐下來談怎樣才能少些互相消耗，多些利人利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裏不必過分倚重“據理力爭”，更重要的是用好自己的實力。有位政治家一針見血地指出：所有領土爭端與衝突問題都在於誰更能展示力量，雙方所掌握的歷史和法律依據同解決問題毫無關係。
顯然，中國的打破釣魚島由日方“實際控制”方面已經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局。中國今後還可以繼續豐富在釣魚島海域的主權宣示行動，直至開展經濟活動。只要中國國力繼續強大，我們就完全可以使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不斷朝最小化的方向萎縮。日本人實際也認識到，中國經濟飛速增長，雖然質量有待提高，但是隻要保持穩定，綜合國力超過日本是自然而然的。在當前兩國實力勢均力敵的情況下，解決領土爭端，談判肯定是上策，也有可能。而只有對“擱置爭議”有了共識，談判才有基礎。何況大國之間通過戰爭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日通過一場全面戰爭來解決釣魚島糾紛，完全是不可思議的。萬一出現擦槍走火，筆者以為，那將是一次“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談判的新機會，而絕不是兩國大戰的信號彈。
鄧小平當年提出中日對釣魚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就是不讓釣魚島絆住中日的合作與發展。但近年來日本右翼率先發難釣魚島，日本政府也無力管束，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把問題擺上了桌面，也為中國製造了機遇。現在看來，整個釣魚島地區的控制形勢，實際朝着對中方有利的方向轉變不是虛言。
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曾預言：“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靠攏中國”，日本友人若有前輩的遠見，還是擱置爭議，互相幫助，共同努力，為亞洲的復興做貢獻，不要被西方列強“分而治之”給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