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利亞：陰影中的美俄歐三國演義-王丁楠
敍利亞是內戰，圍繞的問題是阿薩德政權的去留；敍利亞也是“外戰”，美國、歐洲、俄羅斯……當今世界的三大政治軍事集團雲集於此，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代理人。正是衝突背後的大國為了追求本國利益，讓敍利亞成為一場“混戰”並拉鋸至今；他們又為左右敍利亞的命運投下了哪些籌碼？
俄羅斯三管齊下，保持政策穩定
俄羅斯和美國是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共同發起者。俄羅斯在敍利亞問題上的立場和策略一直是明確、穩定的。
如果説莫斯科承認“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有一些“民主”成分的話，其政界和學界在敍利亞衝突伊始就認定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宗教戰爭。俄羅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iy Primakov）曾指出，敍利亞危機與民眾上街反對獨裁者無關，內戰只會加速宗教極端勢力在中東、中亞和高加索地區蔓延。2012年12月，俄外長拉夫羅夫在俄羅斯——歐盟峯會上不客氣地説：“西方把阿拉伯革命和民主浪潮混為一談，是嬰兒般的幼稚解讀（baby talk）”。
俄羅斯承認敍利亞政府搞集權專制，但在莫斯科看來，阿拉伯國家中比阿薩德更惡劣的統治者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敍政府是阿拉伯世界如今為數不多的世俗政權，一旦極端伊斯蘭勢力在敍利亞上台，所帶來的教派衝突、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輸出將是作為近鄰的俄羅斯無法承受的。此外，國內宗教復興和車臣戰爭的慘痛經歷也強化了俄國內部對敍利亞危機的類似解讀。
除遏制極端勢力外，俄羅斯支持敍利亞政府的另一個原因是維護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冷戰結束後發生的絕大多數武裝衝突來自一國內部而非國家之間。人權高於主權、主權界限模糊化的説法和人道主義干涉理論由此在西方應運而生。俄羅斯則以抵抗新思潮衝擊、維護國際體系穩定為己任，強調：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主權不容侵犯，不干涉內政是國家間交往的準則，國內、國際戰爭不得混為一談，國際社會對他國使用武力必須經過安理會授權。
在目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亞戰爭後，俄羅斯對北約軍事幹涉、設置禁飛區的行動十分敏感。莫斯科確信，西方正在重演故技，以人道主義干涉為由，從外部推動敍利亞和伊朗政權更迭。此舉不僅關係到俄羅斯周邊的政治格局，也將對俄政權穩定構成威脅。為此，外長拉夫羅夫明確提出：俄羅斯不會推動他國政權更迭，國內革命也不是安理會該管的事。此前有一些學者提出，當前俄美兩國在解決敍利亞問題上的分歧是“技術性”的，即美國要求阿薩德先下台，然後再組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過渡政府；而俄羅斯主張雙方先談判，組成聯合政府，隨後阿薩德在任期結束時下台。表面上看，俄美似乎在“程序”上爭來爭去，但問題的實質是俄羅斯與西方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關係準則上的角逐。
除抗擊宗教極端勢力和維護國際體系穩定之外，俄羅斯在敍利亞的實質利益其實很有限。按照俄羅斯問題專家Dmitri Trenin的説法，從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蘇聯曾對敍利亞提供全方位支持，與敍政府保持密切的半結盟狀態。但冷戰結束後，俄羅斯退出了中東地緣政治角逐，俄敍之間的武器買賣基於商業而非戰略關係，且敍政府購買俄國武器的同時，俄方須免除前者債務，因此俄羅斯從中獲利不大。此外，位於敍利亞地中海沿岸的塔爾圖斯（Tartus）港雖有俄國駐軍，卻和外界所謂的“地中海海軍基地”相差甚遠，其象徵意義多於實質。
基於上述利益考量，俄羅斯在敍利亞問題上的政策有三：首先是在安理會否決對敍政府不利的決議，減輕美國、歐盟、土耳其和海灣國家對阿薩德政權的壓力。其次，向敍利亞政府提供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第三，尋求敍利亞危機政治解決，例如俄方曾説服阿薩德政權接受阿拉伯聯盟的和平倡議和安南的六點建議，接納聯合國觀察團，派出專員與反對派談判等。在俄羅斯看來，西方敦促阿薩德下台沒有任何意義：阿薩德即便退出政治舞台，敍政府軍依然會和反對派武裝繼續戰鬥，二者不過在戰場上調換了位置，敍利亞仍將陷入內戰和殺戮。
在敍利亞局勢發生一系列新變化的背景下，俄羅斯延續、發展了上述三條政策。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否決了聯合國大會對敍政府的譴責決議，及時“打掉”美歐代表起草給安理會的涉敍草案。莫斯科於今年5月初提議舉行第二次日內瓦和談，得到了美國和敍政府的響應和支持。與此同時，俄羅斯進一步拓展雙邊武器貿易，同意賣給敍政府至少10架米格-29戰機。來自俄軍工部門的消息稱，俄方已經向敍政府軍交付S300防空導彈系統（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空系統之一），但如果敍利亞遭遇外敵入侵、或西方有封鎖敍領空的打算，手中也有較完備的應對之法。
與美歐的預測相反，2011年3月敍利亞“革命”剛剛爆發時，俄方就估計阿薩德不會在短時間內下台。兩年多來，儘管承擔着較高的風險和代價，俄羅斯在敍利亞問題上基本保持了政策的連貫性和可預測性。
美國在敍利亞陷入難局
和俄羅斯明確連貫的政策表態相比，美國目前正在通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敍利亞局勢，努力消除原有政策中的矛盾和不確定因素。
阿拉伯“革命”爆發後，美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阿拉伯各國的示威行動有的給予支持，有的堅決反對，有的表示默許，而其中尤以敍利亞問題最難解決。敍利亞地處中東的心臟地帶，三千多年來一直是本地區的文明“樞紐”。與利比亞相比，敍利亞人口密集（約2200萬人），資源稀缺，敍政府軍的力量遠遠強於卡扎菲部隊。與埃及相比，敍反對派缺乏在體制內表達訴求的經驗，且在內戰的“洗禮”中日漸極端化。在敍國內，遜尼派與什葉派、阿拉伯和庫爾德人、穆斯林與基督徒矛盾不斷，一觸即發。有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美國政府現在在中東的一切部署都和敍利亞問題相關，華盛頓必須搶在敍利亞伊斯蘭革命不可逆轉之前結束雙方的衝突。
造成美國決策兩難的主要原因是宗教極端分子對敍反對派武裝的滲透。在這樣的局面下，如果美國介入敍利亞戰事，加大對反對派的援助，便極有可能間接支持遜尼派恐怖組織，並加速什葉派激進團體的興起；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國袖手旁觀，任憑敍利亞內戰發展下去，恐怖組織和極端勢力將在中東的核心地帶站穩腳跟，帶來難以消除的安全隱患。
兩年前敍利亞衝突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即接受了敍反對派對“革命”行動的解讀，即推翻獨裁者，實現自由和民主，踐行阿拉伯革命精神。然而隨着戰事的展開，敍利亞的實際情況遠比國際社會預想的要複雜、悲觀得多。政府軍和反對派究竟誰殺害了更多平民，誰使用了化學武器，誰犯下更多戰爭罪行，這些問題至今撲朔迷離。有學者估計，反對派武裝中真正與美國志同道合的不足10%，其他團體則站在西方價值觀的對立面。
如今，美國學界和民眾對敍利亞革命的熱情逐漸冷卻下來，反思和檢討正在增加。今年5月，反對派將領剖屍吃人的視頻被公佈後，美國人在社交媒體上責問政府：怎麼能把納税人的錢花在這些人身上？！當Nicole Mansfield到敍利亞參加聖戰戰死的消息傳到美國，民眾幾乎無一例外地譴責她是恐怖分子。中東和平基金會（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總幹事Geoffrey Aronson指出：美國政府在革命一開始就把敍利亞反對派捧得很高，然而西方對他們的讚揚和期許遠遠超過了這些人自身可以達到的能力。事實證明，反對派既無力整合其內部組織，也無法動員敍利亞民眾。美國的敍利亞政策建立在對反對派的幻想和誤判上：你可以自欺欺人地指着西紅柿説，這是一個蘋果。但當你最終品嚐它時卻不得不承認，這個“蘋果”的味道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樣。
在這樣的觀望和反思中，美國加大了同敍境內反對派武裝的接觸，試圖將極端勢力從中分離出去。同時，今年5月俄美外長會晤後，兩國決定籌備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美國前駐阿富汗、伊拉克和敍利亞大使Ryan Crocker表示：雖然日內瓦和談的前景充滿未知，但做事總比不做強，即使對話失敗，我們也可以從中瞭解什麼方案是行不通的。
外界猜測，美國對第二次日內瓦和談不抱期望，但鑑於自身在敍利亞問題陷入兩難，不妨給俄羅斯一個機會，通過此次對話進一步摸清各方立場；如果美俄合作失敗，美國更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奪回解決危機的主動權。然而一旦第二次日內瓦和談破裂，美國將如何部署下一步行動？有國務院官員向記者透露，目前我們還想不到那麼遠。
如今，敍利亞政府已同意派代表參加日內瓦和談，而敍全國聯盟卻於5月30日宣佈拒絕參會，並表示和談的條件是阿薩德下台，政府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停止軍事行動。從目前形勢來看，敍利亞政府是不可能接受這些要求的，因為政府軍一旦放下武器，反對派武裝會立即藉機擴充地盤，進而以此與政府討價還價。
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全國聯盟的分裂態勢和拒絕和談的表態本身已經令反對派在外交上率先失利。現在，敍利亞政府可以自行選擇同反對派中某些成員談判，並孤立其他派別。敍外長瓦利德•莫阿萊姆（Walid Muallem）5月29日的講話已向外界暗示，談判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敍利亞政府將理清形勢，決定什麼樣的反對派團體可以被納入此次對話進程。對於那些手上沾滿鮮血的反對派，是沒有必要與他們對話的。那些製造恐怖和暴力的人不可能提出和平解決危機的方案。” 莫阿萊姆甚至説，阿薩德總統在本屆任滿後還有可能參加2014年競選，這要“由局勢和民眾意願決定”。
敍全國聯盟的“拒談”立場再次給美國製造難題。在俄美先行磋商中，美國承諾將説服反對派組成統一的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要求阿薩德下台的立場沒有改變；最好的結果是反對派參與對話，阿薩德在談判中同意下台，從而開啓敍利亞政治過渡進程；但説服反對派參加日內瓦會議任重道遠，美方擔心同敍政府談判會加劇反對派的分裂。此外，另有國務院官員透露，敍反對派拒絕參與日內瓦對話，指望美國軍事幹涉幫助實現敍利亞政權更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敍利亞政府軍把沙林毒氣彈打到特拉維夫，我們才有可能出手”。
歐盟解除武器禁運為英法鬆綁
在向敍反對派提供作戰武器方面，美國的態度比較謹慎，而英法的立場則更為積極。5月27日，歐盟成員國外長商討延長對敍利亞武器禁運問題，英法兩國主張解禁。由於歐盟外交政策須由成員國一致同意決定，會議只得宣佈現有禁令於5月31日終止。這標誌着歐盟國家，特別是英法兩國，將有權單獨對敍反對派提供武器。這樣的決定順應了一部分歐洲民眾的意願，將為敍利亞反對派在即將到來的日內瓦會議中增加談判籌碼。（但另有來自俄國駐法外交官的消息稱，歐盟成員國其實早在外長會議前就間接背棄了武器禁運令：今年年初以來，利比亞從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政府購買武器，並通過土耳其將其運到敍利亞反對派手中。）
儘管歐盟為英法“鬆綁”，但兩國向反對派直接輸出武器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英法外長均表示，目前還沒有武裝反對派的計劃。由於是向交戰地區輸出武器，兩國政府需要解決包括獲得出口許可在內的一些國內法律問題。在本國軍隊尚未完全撤出阿富汗時，民眾對軍事幹預敍利亞的熱情有限。歐洲的近鄰土耳其因為全力支持敍反對派，實行土敍邊界“模糊化”，引得國內民眾怨聲載道，為英法政界敲響了警鐘。
除此之外，敍利亞問題的複雜性和戰後維穩方案缺失使英法政府對直接向反對派提供作戰武器心存顧慮：鑑於反對派組織鬆散，到底該向什麼派別提供武器裝備？怎樣防止它們落入極端勢力手中，進而成為對抗西方的工具？如何避免武器外流到周邊國家，威脅包括以色列在內的西方盟友的國土安全？戰爭結束後，這批裝備將如何收繳？上述問題如不能得到妥善應對，武器輸出的可行性將大打折扣。
儘管英國外交大臣黑格在歐盟外長會議後表示，解除武器禁運的決定向阿薩德傳遞了非常強硬的信息，一些歐洲學者卻認為，此次會議非但沒有對敍利亞政府施加壓力，反而向阿薩德政權傳遞了另一個信號——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反對輸出武器、反對軍事幹涉敍利亞危機——這無疑給政府軍吃了一顆定心丸。出於對中東地區和平局面的考慮，瑞典、奧地利和捷克在歐盟外長會議上強烈反對解除禁運。還有一些小國擔心此舉會給已經走下坡路的俄歐關係雪上加霜。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對此事評論説，歐盟成員國武裝反對派一旦成為事實，無疑將導致敍利亞內戰升級，進一步催生軍事割據和暴力犯罪，加劇黎巴嫩、伊拉克等國的教派衝突；而反對派一旦獲得更多武器裝備，會對戰場形勢產生樂觀估計，通過和談解決敍利亞危機將遙遙無期。
敍利亞反對派的策略之一便是以人道主義危機和不對等戰爭為由，推動美歐和土耳其軍事幹涉，幫助其剷除阿薩德勢力。雖然解除武器禁運的決定在短時間內對敍反對派武裝幫助不大，但它畢竟使英法鬆開了手腳，增加了歐盟內部兩個主要軍事強國對敍利亞決策的自主權。蘭德公司軍事專家Christopher Chivvis指出，英法在敍利亞問題上已達成廣泛共識，如果敍內戰持續波及土耳其、黎巴嫩，或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作戰，英法軍隊很有可能迅速出動，把類似利比亞和馬裏的軍事行動搬上敍利亞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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