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升級我們的教育改革思維
**【編者按】：**又一次高考落下帷幕，高考年年相似，但是關於高教改革的話題則需要新思路。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中國科教體系的特點，總結自身的成功與不足，高教改革又應該往何處去，還有哪些誤區亟待破解？觀察者網特整理擁有中美兩國教育背景、研究領域橫跨文理領域的陳平教授關於教育的獨到見解，為各位讀者提供參考。
美國才有好學校？
**觀察者網：**陳老師，現在正值高考期間，而今年關於高考的一個關注度極高的新聞稱，今年有近百萬的高考學生棄考，而其中有近五分之一，也就是20萬學生是選擇了去美國上大學；由此也再一次引發了關於“中國教育不如美國”的討論，不知道您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陳平：**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教育培訓機構，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誤區，以為美國它的軍事科技先進、可以到處發動戰爭，就代表他的制度先進、教育先進、甚至它的社會科學先進，這是完全錯誤的。
不可否認，美國的軍工技術非常發達，但是它已經在科學、社會科學、教育制度等其他各個方面失去了領先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以我在美國三十年的經驗我覺得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遠不如中國，而且這也是它的社會問題非常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像你剛才所説，現在中國有錢人都把小孩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其實我認為這是非常諷刺的。這些當代中國的成功人士，絕大多數都是在“戰場大學”和“泥土大學”摸爬滾打出來的，卻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了牛津哈佛；其實這樣培養出的下一代既不懂中國經驗、也沒有生存能力；倒是學會了西方的貴族排場、外表光鮮，但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國有些官員認為，美國的科技創新來自它先進的教育體系；我認為這與實際的因果關係恰好相反，**美國大學的創新能力，是依靠着“贈地法案”下建立起的鉅額土地贈與基金而支撐起來的，與教育體系、教育理念的先進毫無關係。**必須承認，美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發達的大學研究院體系，但也正是因為有了美鈔作為後盾，美國大學才有能力在全世界買人才，吸引技術移民填補美國本土人才的空缺、為美國的創新能力“輸血”。因此，哪怕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是完全失敗的，也依舊無法動搖美國大學在全世界的優越地位。
但是，中國現在有能力在全世界“購買”人才嗎？中國的教育不是無米之炊而是少米之炊。以中國目前的財力，大學可以請來學者做短期訪問，在中央也只能通過“千人計劃”進行極小規模的高端人才引進，要知道這樣的引進水平，對於在校生規模數千萬的中國大學而言，顯然是影響力有限的。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要學習美國的經驗，就是把國資委那些國有企業、國有土地，劃三分之一給大學基金，中國馬上就變成世界上最有創新的國家了，而不是土地私有化、把國企私有化，或者把它們投到養老基金裏面去，那就會變得跟西方國家一樣了，富了老人、年輕人都沒有就業了。
在我的設想中，最理想的青少年教育過程是這樣的：童年在鄉村度過，讀城市裏的中學，再到歐洲或者國內接受本科教育，最後去美國的研究生院。現在過早讓孩子去西方接受小學、中學，甚至本科教育，其實並不利於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當然，中國的教育確實也面臨許多問題，需要改革。我認為，其中一個在短期內就十分可行的方式，就是應該貫徹錢學森的主張，在學校實行末位淘汰制，中學、大學應該搞多樣化的比賽，使每個學生都能培養出自己的特色。與中國不同，美國越好的學校淘汰率越高，考試這種方法只用來檢驗涉基本的能力，德國人在中學就開始殘酷的分流；我們也應該養成這個習慣，以此推動學生的分流，並且也可以打破“唯學習成績決定未來出路”的傳統觀念，讓每個學生都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在西方，哈佛的學生能夠當高管、中管、技術工人，但很難成為企業家、創業者本身，好的企業家更需要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精神。
因此，中國的教育改革不應該只讓教育家和教師來講教育應該怎麼樣，而應該廣泛地聘用來自社會方面的顧問團，特別是企業家、成功人士。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中國也曾有過蔡元培、中國科技大學等等非常成功的教育改革經驗，但是都沒能夠得到有效的總結、推廣。
**觀察者網：**陳老師，您能否談一談，您現在都會選擇什麼樣的學生、您教的學生都怎麼樣？
**陳平：**現在學生選擇老師也是一個自選的機制，跟着我的學生他都是雄心勃勃的，否則是不敢來的。當然，有的老師學生比我更多，因為這些老師的願意寫推薦信、考試容易過；這對學生來説，他們出國留學方便、找工容易。因此，我和這些老師稱得上是各有各的市場。現在的學生多樣化、也更加聰明瞭，不僅僅是富二代、普通的工人家庭裏現在也培養出的是“精神貴族”，一門心思想找一個掙錢又多又輕鬆的辦法，自然就會有人託關係去找那些老師。當然，也還有些年輕人就是想幹點出點像樣的大事出來，我自然會選擇這樣的學生。
而且我在北大時也發現，我的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來自北上廣的；那些優秀的學生要麼來自小城市、要麼來自農村，他們所來自的最大的城市也就是南京、昆明、重慶。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如果有遠見的，必須離開北京上海走到外面去。
但是，也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大學中這些並非來自大城市的學生越來越少了。我個人認為，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為了解決教育經費不足，走上了一條所謂教育產業化的道路，實際上是變相收費、賣文憑。這樣一來，來自大城市的、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自然就提高了；導致像北京大學這樣的中國名牌大學，工人階級的子弟所佔的比例之底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一部分學生少，他們才更顯得敢於攻堅、敢於挑戰困難項目。在這一點上，全世界的規律都是一致的：富而驕、驕而墮；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則思變——美國的衰落，不也正是在他們富起來之後嗎？我80年代去美國的時候，當年的帶領美國取得二戰勝利和世界霸主地位的“戰爭一代”退休了，可年輕人不願幹活。**我還在美國學物理時，起初這一領域裏的主導者是美國人，可現在本土成長起來的美國物理學家已經很少了，大多都是來自第三世界和東歐國家。這其中有不少中國人，並且也以來自小地方的為主。**所以，現在我們把喊“貧富差距、區域差距”當作一句政治正確的口號，但是我認為客觀上中國的區域差距其實是優勢不是劣勢，試想一下，如果中國也全部都像歐洲那樣均等化、懶散化之後，我們的年輕人哪裏還有希望呢？
中國創新體系的差距
**觀察者網：**陳老師，既然您認為中國的教育體系並沒有媒體輿論所通常認為的那麼糟糕、美國教育也沒有大家想象中那麼先進；那麼中國的創新體系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究竟差在那些地方？中國是否有辦法打造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科學教育體系呢？
**陳平：**中國創新體系的優點和弱點都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雙軌制。一方面，在兩彈一星的國防工程中，中國有幸有錢學森、錢三強這樣世界水平的科學家帶頭，打造了一支堅強的基礎科學隊伍。但是在航空、汽車和電子領域，當年主管留蘇的部門採取急功近利的趕超路線，把剛剛完成基礎教育的留學生提前召回國，以致這些領域缺乏學術帶頭人，只有模仿能力，缺乏創新能力，至今沒有建立起世界級的研發體系。
即使是和前蘇聯相比，中國目前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處在趕超階段，科教投資的重點，還是重硬件輕軟件，重數量輕人才。中國如不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把科學教育立國作為強國強軍的基礎，就沒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和先進科技國家比較，中國建立科技創新體系的差距在哪裏？依我個人的實地觀察，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中國的重點大學規模數量雖然很大，但依然是傳統教學型的大學，不是研究型大學。除了少數個人和領域，基本上缺少國際領先的科學家，所以教學和科研還在模仿、追趕國外二十年前的成果，對近十年間新發展的科學技術走向，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
第二，中國的產業和高校研究相分離，使學校不能為企業培養創新研究的將才。中國的重點大學辦成留美預備班，為西方培養後備軍而非為中國培養領軍人才。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工業部體制強調產業政策，忽視經濟效益，改革開放時代的國資委強調經濟效益，卻忽視產業政策，兩種體制都無法鼓勵跨學科的研究。
第三，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分灶吃飯層層包乾的財政體制，鼓勵了地方發展的積極性，但是削弱了整體佈局的調控能力，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嚴重製約了中國科教體系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國內目前嚴重的腐敗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科學管理落後的問題。
這三個因素導致中國難以建立獨立自主的科技創新體系和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的企業界在引進國外技術時，總是模仿即將淘汰的主流技術，缺乏技術變革的前瞻性。
值得鼓舞的是，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走了一條集中採購西方各國的技術，並加以整合創新，最後超越了西方和日本的現有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成功道路。中國未來的產業政策，要注意總結高鐵的成功經驗。
中國正值科教體系升級的好時機
**觀察者網：**陳老師，我注意到您提到了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作為科教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成功典範；但是我們也知道，中國能夠最終成功彙集各發達國家的先進高鐵技術，某種程度上也是受益於金融危機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放鬆對高端技術的管控。那麼，這是否意味着金融危機其實為中國科教體系的發展帶來了歷史機會呢？
**陳平：**的確如此。西方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給中國科教體系的升級帶來難得的機遇。目前，中國每年培養的研究生和出國的留學生在規模上已經世界領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數量和設備也有很大發展。但是，中國目前科教體系升級的主要障礙是結構性的，沒有中央主導的頂層設計和結構調整，單靠各大學發揮地區的積極性，無法和美歐一流大學在全球競爭一流人才。中國政府的領導層必須高瞻遠矚，有大戰略和大動作才行。
依據我對世界頂尖大學的觀察，給中國的決策者提幾條建議，拋磚引玉：
一，建立科教獨立創新的保障體制。建議中央重新制定中長期（15-20年）的科學發展規劃。
**中國的農業大躍進是失敗的，但是科學大躍進是成功的。**中國所有的高科技包括兩彈一星，都從1950年代起步，起點是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1956-1967）。新的科技規劃不僅要規劃重點發展的學科和研究課題，而且要改變不合理的科教佈局。
歐美的科學中心，如英國的劍橋大學、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都建於鄉村環繞的中小城市而非大城市。小城市地價便宜，環境優美，沒有喧囂市場和動盪社會的干擾，教員和學生才能專心做學問。吸引世界各國優秀人才的主要因素，是世界領先的學術導師和安靜的教學生活環境，不是什麼物質刺激和鉅額獎金。
**而中國的主要大學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房地產價格的高漲幾乎阻斷吸收年輕學者的渠道。有限的科研經費主要用來蓋樓和改善硬件，無力投資人才。**大城市商業和社會活動繁多，大大影響學術空氣。內地省份和二三線城市的新建大學，校舍優美但是缺乏人才。
這樣結構性的不平衡局面急需改變。
目前發達國家和中國都面臨老齡化的問題，西方延遲退休年齡，而中國目前的退休年齡還是50-60歲。大量中老齡人才在大城市退休接受空氣污染增加醫療成本，對人才是極大的浪費。中國可以學習日本鼓勵一流大學的老齡教授移居二三線大學發揮餘熱。
目前美國和西歐的福利系統，都沒有統一的流動機制。中國要勉強建成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必然加劇內地人才向沿海移動，加大地區的人才差距，惡化沿海的房地產泡沫和產業轉移。不如率先試行全國科技教育人才的統一社保，改善科技教育醫療重點設施的綜合佈局，鼓勵人才的雙向流動：即內地年輕人才有機會到沿海一流大學學習和進修，沿海一流大學的中老齡人才到內地休養和執教。
第二，改變學校和學者的評價機制。
如何選拔學科帶頭人，決定科研追求的是短期還是長期目標。美國流行商業化的量化管理，基於SCI文獻指標上的論文篇數給大學和學者排名，基金資助多數是短平快的2-3年的短期項目，結果鼓勵學術追逐時尚而非原創研究。
德國選任研究所的所長則重視圈外專家的評估，學者評級不計較論文數量，而是重點評價3篇原創性的貢獻，每屆所長有7年的任期，遠遠大於美國和中國科技項目的年限，以保持德國科學的原創性和技術領先，突破美國學術規範的話語權。
中國兩彈一星的超越發展，也是在科技攻關中選拔人才，而不是憑國外發表論文的數量或排名。
目前社科領域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研究中國經驗的論文無法在國內外的主流期刊上發表，套用西方理論誤解中國發展的文章在中國主流學刊和媒體上大行其道。造成這種不合理局面的重要原因，是過去盲目引進的美國科技評價體系。把科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自願奉送給美國主導的學術規範。要改變這種情況，中國必須發展多軌的評價體系，避免一刀切。重大項目的攻關，國情的原創研究和國際刊物的發表，各有自主的成長空間。
第三，改革目前大學依賴財政撥款和自營創收的資助體制，建立類似美國土地贈與大學和免税的大學研究基金。
目前即使中國一流的重點大學，財政撥款不夠大學運營費用的三分之一，逼得院系主任辦種種營利性的學習班，把高等大學辦成西方主流理論的批發站，而非挑戰西方理論的原創基地。我認為中國大學靠財政撥款維持運作之外，對長期性的戰略研究，必須另外謀劃經費來源。
建議把國資委控股的國有企業高達16萬億的國有資產，實行三三制管理。不搞國企產權的私有化，但是可以試行戰略國企產權的社會化，為國強民安奠定資產基礎。建議國企分紅的三分之一用於基礎建設，三分之一用於社會保障，三分之一用於設立大學研究基金。基金會的構成與大學的研究領域和相應產業的發展方向相關聯。跨學科重點大學的資產管理可以超越目前的地方行政體系。
可以預計，中國在20年之內，可以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教和產業集團軍，從而佔領國際勞動分工的制高點，改變中國高科技人才給西方廉價打工的局面。
如果我們能認清國際形勢和國內差距，從國際勞動分工的大局着眼，制定中國的自主發展戰略和科教結構調整對策，則中國在20-30年內，有希望佔領世界創新的制高點，重現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並引領後美國世界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