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大勢變化 不可阻擋-張維為

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近日在加州山莊舉行了別開生面的中美高峯會。這使我想起來28年前中美之間舉行的另一場高峯會。那是1985年7月下旬的事情：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美國，隨行的還有李鵬副總理和姬鵬飛國務委員等。我隨團出訪，擔任李鵬副總理的英文翻譯，參加了這次很有意義的外交活動。比較28年前後的中美高峯會晤，真是感觸良多。

圖中最右側為本文作者張維為，在這次出訪中擔任李鵬（圖中左二）翻譯，左一為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圖片由張維為教授提供）

李先念是一位曾為新中國建立浴血奮戰、立下卓著功勳的戰將，也是新中國建設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從1954年開始，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長達26年。1982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當選為國家主席。出訪美國時已76歲高齡。在我的印象中，李先念既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家，也是一個不乏幽默的長者。記得出發前一個星期，全體出訪人員參加了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預備會，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吳明廉向大家彙報出訪的準備情況，他提到白宮歡迎晚宴正廳限定參加人數，中方為14人，李先念笑着説：“那你們去吧，我就不去了。”當吳明廉介紹出席白宮歡迎宴會要着民族服裝，請大家穿深色中山裝，李先念開玩笑地問道：“美國不是最講自由嗎？怎麼還要統一着裝？”。玩笑歸玩笑，整個訪問的準備工作有板有眼，有條不紊，訪問也進行得很順利。

比較28年前後的兩次中美首腦會晤，最大的差別首先是形式。李先念主席的訪問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美。美國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詹姆斯·利利在訪問前對記者吹風：“此行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美，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 1985年7月21日上午10點，美國總統里根在白宮南草坪為李先念主席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樂隊高奏中美兩國國歌，鳴禮炮21響，李先念主席和里根總統分別致辭。里根10天前剛做了結腸腫瘤切除手術，就來主持這個儀式，對中方客人彬彬有禮，熱情友好，致辭時還兩次使用了中文，一次是説“歡迎”，還一次是説“互敬互惠”。 李先念答辭也很得體：“總統先生，看到您迅速恢復健康，我感到十分高興。你現在親自接待我，使我深為感動”。

國事訪問有光鮮亮麗的一面，如隆重的歡迎儀式，盛裝的歡迎晚宴等，而我們當時也確實十分很看重這些禮儀和形式。一個剛剛走出文革內亂，現代化事業還處於起步階段的大國，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足夠尊重和平等待遇。今天我們仍然看重這些禮儀和形式，但我們已可以隨時放下這一切，我們更自信了，我們可以不需要這些東西來證明自己已經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我們已經很樂意與其他國家領導人進行更為隨意，更為務實的非正式會晤。

正式的國事訪問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各種禮賓的繁文縟節經常會佔用雙方過多的時間和精力。28年前的訪問中，雙方考慮到里根總統剛剛動過手術，只為他安排了三場活動，一是歡迎儀式，二是正式會晤，三是歡迎晚宴。細數一下，雙方首腦交談的時間並不多。歡迎儀式上，雙方領導人只做了最簡單的交談，然後就是照本宣科的致辭。隨後的正式會談只有一個半小時，翻譯又去掉了一半時間。

歡迎晚宴的安排，按照美方當時的禮儀，里根總統與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坐在一起，李先念主席與里根總統的夫人南希坐在一起。我着實感到他們之間的共同話題似乎不多。我陪李鵬副總理和喬治·布什副總統坐在第二桌，望着兩位國家元首和夫人的第一桌，發現他們確實沒有太多的交談。倒是沒有夫人在場的李鵬和布什坐在一起，交談甚歡。布什展示了自己對中國的喜愛，帶着自己在中國購買的“上海牌”手錶和中國生產的領帶，除了交談外交和戰略的大話題外，他們主要聊的是周恩來。布什説，他對基辛格很有意見，因為在北京擔任中美聯絡處主任的時候，基辛格會晤周恩來總理時從來不讓他參加，未能見到周恩來是他一生的遺憾。

會晤形式的變化也反映了兩次訪問的定位差異。28年前出訪的定位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美國”，目的是“增進相互瞭解，促進兩國關係，加強人民友誼，維護世界和平”，而這次習奧會晤則被定位在“戰略性和歷史性的會晤”。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第一次會晤就提出了三大問題：“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中美關係？中美應該進行什麼樣的合作來實現共贏？中美應該怎樣攜手合作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不僅是我們兩國人民關注的事，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事。我們雙方應該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從人類發展進步着眼，創新思維，積極行動，共同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在會晤中強調“中美兩國一定要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大國之間必然對抗衝突’的新路來。要走這樣的一條道路，雙方應該努力建設新型大國關係，互相尊重、合作共贏，以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這也是國際上的重要關注，因為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就是世界穩定的壓艙石，是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確實，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和深度，雙方已經不再滿足於國家元首之間一般性的友好訪問和交換意見，而是需要更為深度的交流，就各自關心的問題進行開誠佈公的深入探討，並對中美關係及其對世界的影響進行一些長線的思考。無疑，不拘形式的非正式會晤更加適合這種深度會晤。習奧會選擇在一個風景如畫的莊園進行，遠離兩國首都，超脱外交禮儀，不打領帶，有散步，有談話，有茶敍，有便宴，雙方無拘無束地交談。雖然有某些預設的議程，但雙方都可以隨時提出自己想提的問題。即便出現了分歧，甚至觀點上的對立，這種非正式的氛圍和宜人的山莊景色也有助於緩和氣氛，促進雙方的溝通。

28年前李先念訪問美國時，美方也特意安排了一些非正式的活動，但規模和時間都非常有限。布什副總統在李先念主席抵達華盛頓的當天下午就邀請中方代表團主要成員去他的住所Observatory Circle喝茶，我記得那天布什住所的大花園裏還有一些燒烤，但中方人員大多還是穿着正裝，打着領帶，時間也只有一個多小時。但即使這樣，雙方還是談論了一些隨意的話題，雙方詢問了對方的家庭和孩子。雙方也談論了一些敏感的話題。李先念、李鵬和布什那天聊得最多的是中蘇關係和戈爾巴喬夫，這也是當時美方最關心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美蘇大三角的關係中，中國雖然實力最弱，但也是美、蘇最希望拉攏的對象，只要中國加入一方，美蘇雙方的實力天平就會發生重大傾斜。

中國當時已經調整了外交政策，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轉為“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而且李鵬剛剛去過莫斯科，參加了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的葬禮（1985年3月11日），會晤過剛剛接任蘇共總書記職務的戈爾巴喬夫，這也是中國領導人時隔20年後首次與蘇聯領導人會晤。布什副總統當時也在莫斯科參加葬禮，曾通過外交途徑希望與李鵬在莫斯科會晤，但李表示沒有時間，這其實也是一種外交姿態。4個月過去了，布什在自己的家中直接詢問李鵬對戈爾巴喬夫的印象，李鵬説，我告訴戈爾巴喬夫，中蘇應該成為好朋友、好鄰居，但不能成為盟友。李還補充説，戈爾巴喬夫人年輕，做事似乎更為現實和靈活，但他能否鞏固權力，能否執行正確的政策，還要觀察。

這次雙方為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安排了非正式會晤，使雙方不僅可以瞭解對方對重大問題的思考，也可以瞭解對方的個性、特點、愛好、家庭等，甚至結下一定的個人和家庭之間的友誼，這對於國家關係的改善也是益處良多。習近平與奧巴馬在散步的時候聊起了健身。習近平説自己每天都散步和游泳，每天遊一千米。奧巴馬談自己喜歡打籃球。習近平告訴奧巴馬自己年輕時在農村插隊，並談到這段經歷對自己認識中國的意義。奧巴馬也談起自己年輕時在夏威夷的時光，及其它對自己認識美國的意義。奧巴馬伕人米歇爾沒有出席這次習奧會，頗令人失望，但奧巴馬總統為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舉行了晚宴，並向彭麗媛親自轉達了夫人米歇爾對她的問候，還轉交了米歇爾致彭麗媛的親筆歡迎信，這也算是對這個遺憾的某種彌補。米歇爾在信中祝願彭麗媛訪美愉快，並期待不久的將來攜女兒訪華，這又使許多人，特別是中外媒體和雙方夫人的無數粉絲開始期待中美首腦的下一次會晤。第一夫人外交，只要做得好，可為一個國家產生難以估量的正能量。

當然，會晤形式的改變也好，訪問定位的差異也好，這一切的背後是28年間中美雙方實力發生了此長彼消的巨大變化。中國迅速崛起，令美國震驚，令整個世界震撼。我們自己很多人都沒有估計到中國崛起會給世界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影響。1985年我們訪美的時候，中國經濟規模連美國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8年前，中美一年的貿易額只有60億美元（1984年），今天中國一天的貿易額就超過100億美元。世界上多數權威研究機構都預測：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的話，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奧巴馬任期內就超過美國，如果按照官方匯率計算的話，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習近平任期內超過美國，這將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事件。

28年前，里根總統在歡迎李先念主席的致辭中説，“中國近年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美國作為朋友，感到高興”。今天奧巴馬總統歡迎習近平主席時説：“我們非常歡迎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繼續和平崛起。我們認為，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繁榮的中國不僅對中國有利，也對全世界、對美國都有利”。

28年前講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8年後講的是“一個世界強國繼續和平崛起”，這種措辭的變化折射出的是中國實力的滄桑鉅變。

28年前的訪問中，考慮到李先念主席年事已高，他的活動安排相對較輕，但美方已經預測到李鵬可能出任中國總理，所以給予李鵬非常特殊的禮遇，為他安排了專機和長達四天的單獨行程。對李鵬來説，此行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考察和借鑑美國現代化建設方面的經驗，李鵬同時也利用這個機會鼓勵美國擴大對華投資和轉讓技術。在四天內我們先後考察了布萊特烏德核電站、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福特汽車公司、密西西比河航運系統、胡佛大壩、蘭德中心、硅谷、斯坦福大學及其在硅谷的產學研機構等，李鵬一路走來，不停地提問題，不停地記筆記。這種認真的學習精神，令很多美國人感嘆不已。

回顧過去這些年，中國學習和借鑑了美國和西方的許多有益經驗，全面地改進了我們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更為寶貴的是我們沒有失去自我，李鵬在訪問的一路上也告訴那些質疑中國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國堅持的是“中國式社會主義”，並在這個基礎上，學習和借鑑美國乃至其他國家一切值得借鑑的東西。

28年飛逝而去，真是彈指一揮間，但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個例子讓我感觸尤深。

28年前，我們抵達芝加哥，一切都讓我們感到新鮮，從高速公路到超級商場到摩天大樓，對我們都是很開眼的東西。李鵬見了芝加哥企業界的人士，見了芝加哥市長和伊利諾伊州州長，希望美方多來中國投資。但28年後的今天，情況完全變了，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美國多數的州和城市都深陷債務之中，芝加哥市和伊利諾伊州也不例外。今天美國各個州的州長和市長几乎都在找機會往中國跑，希望中國去他們那裏投資。

芝加哥市市長理查德·戴利在自己任期內已5次訪華，2010年他專程造訪了中國五個城市，推廣“芝加哥—中國友誼項目”。他反覆強調芝加哥在地理上和經貿領域都“位於美國心臟地帶”，並承諾把芝加哥打造成“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城市。他力推中國企業家到芝加哥投資，特別是投資總部營運、基礎設施、機場合作、可再生能源、風力發電業務、辦公和物流配送中心等領域。他還親自體驗了北京至天津的高鐵，希望中國能夠幫助芝加哥建設高鐵。戴利市長還在芝加哥推廣漢語教育，強調“任何一個全球未來領袖，都必須學中文，從而瞭解中國。芝加哥要一直保持國際城市地位，更要如此。”在這次習奧會晤中，奧巴馬也對習近平説，美國鼓勵中國企業來美國投資。

另一個例子是技術轉讓。

28年前，李鵬在會晤布什之前，與我打招呼。李鵬心很細，説會晤中可能會涉及一些技術詞彙，讓我事先準備一下。他説他會提及美國放寬對中國技術轉讓的問題。當時電腦對大家還是個很新鮮的東西，李鵬給我簡單解釋了cpu和64k等概念。與布什會晤時，李鵬就提到了美國的電腦技術發展很快，遠遠領先中國，但對諸如64k電腦這樣的技術轉讓還設限制，有點説不過去。布什沒有直接回應，只是表示這些問題可以由雙方有關部門去商談。

實際上，在西方國家中，美國對中國技術轉讓限制是最嚴的。這次奧巴馬對習近平説，美國將採取措施放寬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他的話要真正兑現，恐怕不易。好在中國人很聰明，很努力，也很爭氣，過去的28年裏，中國在電腦電訊等許多領域內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中國的聯想公司已經收購了IBM，變成了世界最大的個人電腦公司；中國的華為公司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訊基礎設施製造商；中國自己研發的4G通訊技術標準也為世界所接受。中國在火電、水電、核電、特高壓電網、地鐵、高鐵、造船、裝備製造、預警飛機、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許多領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雖然我們在不少領域內與美國還有差距，但總體上，中國追趕的速度很快。

現在世界正面臨着一場新的技術革命，與前兩次技術革命相比，中國今天的準備比前兩次革命時充分得多，很多領域內中國已與西方大國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即使在技術上暫時落後的領域內，中國也擁有多數國家難以比擬的資金積累和市場規模。

與28年前中美首腦會晤相比，這次習奧會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國領導人展現出的那種自信和中國政治話語的崛起。坦率地説，多年來，在中美關係中，總體上看，美國處於主動，中國處於被動，美國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國被動應付的情況較多。這次會晤扭轉了這種趨勢。

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曾這樣寫過：隨着中國的崛起，“我們需要新的大國意識，大國需要大智慧、大戰略、大擔當；需要自己的話語權；需要理性從容的國民心態；需要拒絕沙文主義；需要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我覺得這次訪問展現了這樣一種從容自信。

與過去不同，我們今天已經有了明確的大國意識，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強勢話語，並以此來影響美國人的世界觀，力爭重塑整個國際社會對於大國關係的期待。這次訪問表明我們的這種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們從戰略高度和人類未來的視角來探討中美雙方關心的所有問題。我們的領導人不卑不亢、理性從容、侃侃而談。相比之下，美方這次似乎未能展現多少新的思維和話語，而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先是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的三大問題，然後建議“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從人類發展進步着眼，創新思維，積極行動，共同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指出“中美兩國一定要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大國之間必然對抗衝突’的新路來。

習近平提出了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前無古人、後啓來者”的事業，雙方需要“大處着眼、登高望遠，小處着手、積微成著”。在談到經濟問題時，習近平也是從雙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視角切入，指出：“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已形成結構高度互補、利益深度交融的經濟關係。中美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國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該增強機遇意識、共贏意識、創新意識，深化和拓展雙邊經濟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匯合點和合作增長點”，他提請美方“採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注意“本國經濟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哲學性、戰略性、建設性的論述，展現了中國認知、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簡而言之，從首腦會晤形式的變化到中國實力的崛起和中國話語的崛起，這就是28年前後兩場高峯會差異帶給我的最深感受。

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已經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我們在釣魚島問題上，在南海問題上，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取得了主動權；我們把中俄關系界定為“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我們的海軍艦艇最近也“造訪”了美國的專屬經濟區；我們的領導人接連走訪了亞非拉和歐洲，然後又訪問了美國的三個近鄰，並在哥斯達黎加會晤了8位加勒比國家的領導人，這真有點像美國總統先到老撾訪問，並約見五、六位東盟國家的領導人，然後再抵達中國與中國領導人會晤，而且這一切做的自然、大器、有理有節，給人感覺一種久違的“爽”。

這是高手在出牌，一個大國就應該這樣自信，就應該這樣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現自己的力量、擔當、分寸和節奏，一個大國領導人就應該不時地約約其他大國的領導人，除了談雙邊關係外，一起喝喝茶，散散步，談談哲學、理念、戰略和未來，談笑中亦給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指點一下迷津，讓他們適時反思一下自己的種種問題。中國這種戰略和外交的調整，中國這種話語的崛起，絕大多數中國人感到高興，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感到高興，全世界中國的朋友都感到高興。

今天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把中國看成是大國，遺憾的是我們國內還有不少“大國小民”，到今天還覺得“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真是讓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國崛起已經勢不可擋，只要我們繼續沿着中國探索出來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鑑西方乃至一切其它文明的長處，同時也保持清醒的頭腦，絕不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中國就一定能在邁向世界第一的過程中，為人類，為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