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耳其之春看伊斯蘭現代化之路-宋魯鄭

**引言：**2008年西方百年一遇的金融、經濟危機席捲全球，危機波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些國家均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示威浪潮或者騷亂，甚至西方有“和平綠洲”之稱的北歐、伊斯蘭社會唯一一個民主國家土耳其都未能倖免。許多西方媒體和本人都用“之春”來稱呼和定義這一場場民眾運動，但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副秘書長殷罡先生則否定土耳其是阿拉伯之春，因為它是民主國家。雖然殷罡先生僅以土耳其為例，但根據其邏輯，加拿大、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眾運動都不屬於“之春”行列。於是本文從土耳其危機和伊斯蘭社會現代化道路談起，併兼與殷罡商榷。

“之春”一詞的由來和演進

冷戰時，全球呈現兩元對峙：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同盟。每當蘇聯陣營出現某個國家因為經濟困難引發民眾不滿進而意圖改革甚至要以另一個陣營為榜樣時，西方一律冠以“春天”的美譽。比如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之春”。

不過説來奇特，當西方陣營出現共產黨力量崛起而被西方大國鎮壓或者參與鎮壓時，蘇聯陣營則往往視而不見，更別説也發明一個詞語來攻擊西方。比如希臘共產黨在幾乎控制全國時，二戰中已經精疲力竭的英國仍然派兵將革命烈火撲滅。再比如印尼九三零事件後，親蘇親共的蘇加諾政權被推翻，共產黨人以及同情者被殘酷鎮壓，導致五十萬人——主要是平民——喪生。除了美國積極捲入，還有澳大利亞。據澳大利亞《悉尼晨報》稱，澳知道實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軍隊的血腥政變“（哪個時候西方大概還不知道什麼是人權，也不知道搞人權外交吧）。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保羅•基廷説，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後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至於西方另一個大國英國，一方面堅決否決參與，另一方面又絕不解密相關文檔。

冷戰後，西方更是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此時“之春”一詞也開始指雖然是民主制度但政權並不親西方的國家出現的大規模民眾抗議行動，突出的有烏克蘭、吉爾吉斯、格魯吉亞等國，當然也包括中東民主成份最大的伊朗。

2008年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之後，大規模的民眾示威活動席捲所有被經濟危機重創的國家：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加拿大的魁北克之春、倫敦騷亂、瑞典騷亂、南歐的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更是發生長期的抗議和示威運動。2011年，這場風暴終於摧毀了中東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

**在這場風暴中，“之春”一詞再次發生變化，西方媒體已經把凡是由於經濟危機引發的衝突都歸之於“之春”。**這就是為什麼針對加拿大學生運動的報道中，均使用“魁北克之春”一詞。

確實，今天的世界，不管制度為何，只要是經濟出了問題，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必然會釀成社會危機，都導致執政黨下台——不管是使用暴力還是選票。所以，“之春”的含義發生演變實屬正常。這也是為什麼，最新的土耳其發生大規模民眾反示威之後，德國《明星》週刊認為，土耳其的抗議場景與北非“革命”沒有根本區別，土耳其自己的媒體也聲稱“土耳其之春”來了。

既然，創造了這個詞的西方都已經改變了它的含義和使用範圍，中國的學者是不是也應該與時俱進呢？如果現在還在糾結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民主國家就不是“之春”，哪麼發生在印度的強姦案是不是也應該換個詞來表述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副秘書長殷罡先生以土耳其是民主國家而否定是阿拉伯之春，是不符合當今事實的。他採納的仍然是冷戰時“之春”的定義，而不是二十一世紀的西方全新標準。

伊斯蘭國家“之春”的深層根源

“土耳其之春”是由政府推出格茲公園（Gezi Park）改建計劃，將砍伐600多株樹木引發的。從歷史上看，任何一起重大事件的起因都很微小。突尼斯是因為一名女城管毆打一名無證小販，這在保守的伊斯蘭社會被認為是恥辱。於是小販自焚，點燃了阿拉伯之春的怒火。假如是一名男性城管，這場怒火還不知道要等到何時。只是把土耳其和突尼斯兩相對比，還是感覺土耳其之春更為無厘頭——一個公園的改選，600多棵樹的花花草草環保事件就能引發漫延全國的危機，我們只能説，土耳其的危機遠勝於當年的突尼斯。

表面上看，土耳其之春的深層原因也是經濟。2013年1月和2月土耳其財政赤字突破百億美元，達到了驚人的109.4億美元。土耳其國家統計局則公佈數據稱今年2月土耳其失業率10.5%，失業人口共計288.4萬。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五人死於衝突，五千多示威者受傷，兩千多人被捕。事件最新進展是，埃爾多安已經對示威者下了最後通牒，全球都在注目即將發生什麼。如果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比起來，他們的共性都指責政客利用社交網絡工具煽動騷亂——埃爾多安聲稱“社交媒體是社會最壞的威脅“，強調外部勢力染指內政，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埃爾多安似乎更為強硬：警方濫用暴力，大肆抓捕，而且強行清場。或者他認為自己是民選領導人，合法性強大，所以才敢放手鎮壓。而無須如同穆巴拉克一樣退讓、妥協，直至最後交出權力。

其實如果從2008年以來的世界來看，民主國家面對民眾的抗議——不管是和平還是暴力手段，均強硬以對，絕不退讓。倒是西方眼裏的專制國家，一直在退讓，直至下台：或逃亡、或和平下台、或妥協之下和平交出權力。

不管是號稱伊斯蘭世界唯一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土耳其還是傳統威權的中東諸國，都以大規模的民眾抗議迎來了“春天”，其共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還不僅僅是經濟因素，而是依然未能解決的伊斯蘭教與世俗民主的衝突。

美國學者享廷頓曾指出，伊斯蘭和儒家社會不適合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現實中，一直未能找到走向現代化道路的伊斯蘭社會，在內外壓力下，仍然不得不選擇了西方開出的政治藥方。

西方從愚昧的中世紀走向復興，進而崛起，很重要的一點是進行了宗教改革，實行政教分離。這是任何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中國沒有西方意義的宗教信仰，只要打破自我封閉和盲目自大，走向現代化的難度要遠小於哪些有着宗教傳統的國家。

中東國家在二戰後，都建立了各種威權政府，並在逐步世俗化的基礎上進行了現代化的嘗試。但是這種不從宗教本身改革，只是使用世俗力量強制開始的世俗化和現代化顯然無法和伊斯蘭教數千年形成的影響力抗衡。再加上這種威權政府大多和美國為友——而民眾由於西方對以色列的偏袒、干預阿拉伯社會內部事務，而仇視西方，進而仇視執政當局。同時自身又腐化甚至無能，在西方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民眾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終於導致了威權政府的垮台。

十分弔詭的是，伊斯蘭民眾借西方民主之殼取得推翻威權政府的正當性，又在之後再度藉助民主的手段把伊斯蘭政黨推上權力的高峯，從而走向全面告別威權時代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再伊斯蘭化。這包括婦女的權益嚴重受損，各種違反現代市場經濟的政策出籠。比如不要利息的銀行。司法上，則開始設立以伊斯蘭教義為基準的宗教法庭。應該説，從趨勢上看，擺脱了威權的中東各國，正在進入伊斯蘭傳統迴歸的快車道。經歷了阿拉伯之春的中東，正離現代社會愈行愈遠。

土耳其：現代化的道路依舊漫長

相對而言，土耳其是一個例外。在民族英雄、強勢的威權領導人、以開明專制著稱的凱末爾帶領下，在成功實行世俗化的同時，建立了整個伊斯蘭社會唯一一個標準的西方民主制度。

然而，在凱末爾去世後，這種世俗的、來自西方的民主制度屢經伊斯蘭力量的挑戰和考驗。

1946年，土耳其第一次實行多黨選舉。1950年新興的民主黨獲勝，第一次實行了政黨輪替。民主黨上台後，放寬了宗教限制，伊斯蘭開始再度復興。民主黨雖然以“民主”命名，而且也是通過民主選舉獲得最後權力，但執政後卻開始鎮壓反對黨，在經濟惡化的背景下引發全國性抗議，最終於1960年被軍事政變推翻。總統、總理、內閣和民主黨議員全部被捕，所有政黨活動被禁止。隨後制訂了世俗化為特徵的新憲法，軍方也重新還政於文人政府。但由於無一黨佔絕對多數，只能組成聯合政府，國家長期無法穩定。1971年軍人再次干政，要求結束無政府狀態，建立超黨派政府。儘管如此，在整個七十年代，土耳其仍然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尖鋭的黨派鬥爭和內閣頻步更換使政局陷於癱瘓。但在這個二十年，伊斯蘭政黨卻異軍突起，日益興盛。1980年，已經處於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土耳其——不同立場的政黨政治衝突演變成恐怖戰和城市游擊戰，4000多人喪生。此時發生了伊斯蘭政黨攻擊凱末爾主義的事件，成為再一次軍事政變的導火索。

軍事政變發生後，議會、憲法和所有的政黨都被取消，軍事法庭審判了587人，檢察官要求對220人判處死刑。再度制訂新憲法後，軍人再次還政於文人政府。

這一次軍事政變對土耳其最大的影響就是伊斯蘭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蘭復興的進一步發展。為了維護政府和社會穩定，軍方將伊斯蘭價值看成是對付七十年代末出現的極端主義的良方。八十年代的總統和總理都前未所有展示其伊斯蘭形象。總理的講話充滿了《古蘭經》的引言，訪問沙特時到麥加朝聖，照片刊登在土耳其報紙的頭版。後來伊斯蘭色彩濃厚、主張政教合一的繁榮黨迅速崛起併成為執政黨，並加快了土耳其伊斯蘭化。最終再度引發軍方不滿，導致繁榮黨領導人辭職、被審判，繁榮黨也被解散。

需要一提的是，今天的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就是當年繁榮黨的一員，在繁榮黨解散後，埃爾多安與其他繁榮黨成員一同轉入新成立的土耳其美德黨，並任伊斯坦布爾黨部主席。後因他公開朗誦一首帶有宗教涵義的詩歌而入獄（詩歌內容：宣禮塔是我們的劍，穹頂是我們的頭盔，清真寺是我們的兵營，信徒們是我們的士兵。在他被警察拖走時，他還在高喊詩還沒有頌完），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以“發表煽動宗教仇恨言論”為由，判處埃爾多安10個月監禁，剝奪其政治權利五年。2001年美德黨被取締後，他又創建正義與發展黨。並於2003年任總理。

縱觀凱末爾以來的土耳其，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權威主義：依靠權威主義推行世俗化、現代化，依靠權威主義捍衞世俗化的成果。一旦世俗主義受到威脅，軍方立即進行干預。和西方民主國家不同，在土耳其，軍人干政形式的威權主義成為對抗伊斯主義、捍衞世俗化和民主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説，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軍隊扮演着調和、裁判的力量，可稱“軍事民主體制”。

出身於主張政教合一的繁榮黨的埃爾多安擔任總理後，顯然接受了歷史教訓。他先是於2010年公投修憲，限制軍隊的權力，由文人掌管軍隊。進而於2012年，以莫須有的政變傳言，一舉解除了十多位軍人的領導職務。而在此之前，他和軍方的關係已經高度緊張。實際上，在他任職期間，一直對軍方進行着清洗。

現在的埃爾多安，由於經濟發展的因素，已經三度連任，成為土耳其最強勢的政治人物。雖然他時時打着世俗化的旗號，但正如美國《時代》週刊所評價的：他表面上是個世俗派，骨子裏是個伊斯蘭保守派。他主張婦女在公共場合不要蒙面紗，但他的妻子不論什麼時候都會用頭巾嚴嚴實實地裹住自己的頭髮。在反對派眼中，埃爾多安是一個狂熱的宗教主義者。他不抽煙､不喝酒，每個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禱告。這一次衝突發生之前，土耳其政府先是禁止空姐抹口紅，隨後又頒佈“限酒令”，引發世俗派強烈不滿，被視為“伊斯蘭思潮的迴歸”。而他在任上更是強勢增建清真寺，努力的彰顯往日的伊斯蘭文化遺產，所以才有媒體將他比喻成為“當今的奧斯曼蘇丹”。

**因此，這一次的大規模衝突和民眾示威，既有經濟下滑的因素，但更根本的還是土耳其進入現代社會一來，世俗派與伊斯蘭派的衝突。**這些抗議者，是世俗主義者，而不是殷罡先生所稱的：眼下的示威活動是有人借題發揮。這也是為什麼一位示威者這樣面對法新社：“政府想把土耳其變成伊斯蘭國家，想全面實施他們的想法，卻偽裝是尊重民主。”

從目前來看，伊斯蘭主義已經開始在土耳其佔了上風。自凱末爾時代開始的世俗主義日漸衰微。這一次恐怕是世俗主義者最後的吶喊和努力，是與伊斯蘭主義最後的一搏。總理埃爾多安對此心知肚明：雙方鬥爭的焦點根本不是公園，根本不是600多棵樹，而是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也是為什麼事件發生以來，他態度極為強硬：6月11日在表示要和示威者對話的同時，卻下令警察強行清場。更把事件上升到“阻止土耳其崛起”的高度，並信誓旦旦地宣稱，除了真主誰也無法阻止。

土耳其之春的結局不過有二：一是以暴力收場。而不是殷罡先生所稱的“埃爾多安政府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某個時刻叫停‘強拆’計劃，將其交由伊斯坦布爾地方政府通過辯論或其他方式，民主決定加濟公園的命運，以化解當前危機。”二是在亂局中，軍人再一次和歷史上一樣，發動軍事政變，再次扮演土耳其民主監護者的作用。只是在其實力大損、軍事政變合法性極低的情況下，概率很小。

土耳其之春將可能以暴力收場的原因還在於，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特點是對抗，拒絕妥協被視為優點。正如土耳其媒體所評論的：當埃爾多安表示他“一步也不會後退”時，他得到了數百萬忠實支持者的喝彩，他們喜歡埃爾多安的正是這點。其實這場衝突本不必然發生。事件之初，伊斯坦布爾的法院裁定暫緩有爭議的公園改建工程，如果行政尊重司法，也不致於釀成全國性危機。看來民眾從要環保轉變成反獨裁、要總理下台也是有道理的。

土耳其之春結束之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伊斯蘭化將全面發展。已經三度擔任總理的埃爾多安，在修改憲法之後，將會在明年競選擁有實權的總統，並能連任一次。在他的主導下，土耳其走向何方，不難判斷。只是這樣的土耳其是否還有可能實現奧斯曼帝國以來就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呢？伊斯蘭社會的現代化之路依然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