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騷亂：後現代與奧斯曼的雙重陰影-康傑

6月12日，伊斯坦布爾防暴警察開始使用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全面驅散塔克西姆廣場上的抗議人羣。抗議者撤至廣場旁的蓋齊公園（Gezi Park），準備繼續對峙。與此同時，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繼續發佈措辭強硬的聲明，稱抗議活動是反政府陰謀的一部分，將驅散和逮捕“滋事者”，呼籲人們撤出廣場和公園。

這場兩週以來席捲土耳其主要城市的市民抗議浪潮肇始於伊斯坦布爾市中心的城市改建項目，當局將拆除城市中“僅存的”有茂盛綠蔭環繞的休閒勝地蓋齊公園，改建購物中心。這堪稱2007年土耳其軍方的政變威脅以來，埃爾多安當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

理解這場抗議運動的性質與影響，一方面當然要看是要看誰在抗議，抗議什麼，另一方面要把這個節點放在現代土耳其的歷史中觀察。

抗議者羣體的構成五花八門，有藝術家、大學生、環保羣體、球迷組織和左翼工會團體，也有庫爾德人、同性戀者和女性主義團體。其聲討的對象既針對埃爾多安的獨裁作風、當局對媒體自由的侵蝕，也包括政府新近頒佈的禁酒令和“禁吻令”。既有強烈要求埃爾多安下台的激進主張，也有要求停止暴力、改善公民自由權利的温和訴求。與“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類似，抗議呈現高度的去中心化。

正義與發展黨（AKP）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雖然同屬温和保守的伊斯蘭政黨（前者的伊斯蘭主義色彩還要更隱蔽一些），但埃爾多安與埃及總統穆爾西所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局勢。

埃爾多安的底氣，無疑來自其執政十年來的卓越政績和穩固的政治地位。經濟方面，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國內改革使土耳其經濟在2007年至2011年間保持了強勁增長，平均增速達到3.5%，其中2010年和2011年連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同時，得益於其廣泛的社會基礎，2002、2007和2011年三次大選中，正義與發展黨均獲得三分之二的議會絕對多數。這兩點與經濟凋敝、失業率高企、不得民心的阿拉伯世俗政權截然不同。

更為重要的是，2011年8月，憑藉一系列半真半假的政變指控，埃爾多安對軍方高層進行了全面清洗和換血，重創了軍方這一最大的世俗主義堡壘和宿敵。大批現役或退役軍官被逮捕，土耳其軍方總參謀長和三個軍種總司令史無前例地聯合辭職，被埃爾多安擬定的人選取代。這與仍不得不看軍方眼色，與之明爭暗鬥的埃及總統穆爾西完全不同。土耳其軍方一貫自視為凌駕於政黨之上的國父繼承者，制衡社會自身藴藏的伊斯蘭化傾向，這種固守傳統的精英集團，往往無法抵擋大眾政治。魏瑪德國的普魯士軍官團無法抵禦納粹代表的社會動員，土耳其軍官團也將如此。擁有長期執政經驗的埃爾多安及其正義與發展黨擁有遠勝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現代大眾政治的操縱經驗，懂得通過操控民眾和傳媒的力量，炒作“文官治軍”這一西方普遍價值，來衝擊組織嚴密的軍方陣營。這一舉措與2010年通過的限制軍方權力的修憲舉措相呼應，世俗派的柱石和凱末爾主義的代表已被嚴重侵蝕和削弱。

在土耳其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中，堅守凱末爾主義“六矢”的傳統世俗派地位日益尷尬，這是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大城市更為西化的城市精英團體和市民階級雖然認同世俗主義，但並不喜歡傳統世俗派的威權與專斷的形象，就像他們不喜歡埃爾多安的威權與專斷一樣；另一方面，資產者和更為傳統和保守的和城鎮居民，則更擁護埃爾多安的穩定統治、恩惠政策和曖昧的伊斯蘭主義政策。正義與發展黨的一個傑出策略，便是在建設高檔購物中心和與全球經濟接軌的同時，復興古蘭經學校和伊斯蘭服飾商店。

正如利哈伊大學教授亨利•巴克萊（Henri Barkley）指出，簡單套用世俗主義對抗伊斯蘭主義的套路來理解當下事態是錯誤的：“抗議並未體現出系統的政治訴求，而更多是代表一種對埃爾多安個人及其政黨日趨專斷的行事風格的不滿。”這次抗議運動與其説是一次“阿拉伯之春”式的根本危機，不如説是一種後現代的、碎片化的、夾雜着民生和環保等“小清新”議題的情緒宣泄；與其説它象徵世俗主義對伊斯蘭政黨的集中挑戰，倒不如説它反而折射出傳統世俗派的衰落。從某種意義上説，土耳其已經淡出了“阿拉伯之春”所代表的20世紀，而屬於倫敦—巴黎騷亂和“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後現代。

展望：“奧斯曼復興主義”的興起？

相比於轟轟烈烈的廣場政治，今年的另外兩件事，似乎更加意味深長。

今年2月，土耳其航空公司（Turkish Airlines）推出了新的制服設計方案，空姐制服從豔麗的紫紅色過膝套裙，改為樣式保守的長裙，配上一頂奧斯曼風格的紅色菲茲帽（fez）——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菲茲帽正是國父凱末爾當年極力廢除的“陋習”之一。

同樣是在2月，土耳其歷史上耗資最巨的電影《征服1453》上映，觀者如潮。影片中的戰爭場面宏大，但西方化的觀眾批評其過於臉譜化，對拜占庭過於歪曲，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過於美化。

這兩個事件，與土耳其媒體上時常出現的“新奧斯曼”（neo-Ottoman）相應，都暗示了土耳其社會對奧斯曼帝國的“思鄉”情懷。而埃爾多安本人強硬的做派和有力的手腕，使得很多土耳其人，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給他冠以“蘇丹埃爾多安”的稱號。

凱末爾的文集中，有三句最讓讀者印象深刻的話。其一，“世界上只有一種文明，那就是歐洲文明”；其二，“真正的求真理之道（tarqas）是科學”；其三，“土耳其就是我的宗教”——上世紀初，凱末爾及其追隨者選擇了一條完全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決裂，通過完全效仿歐洲和建構單一的土耳其民族來尋求自立自強的道路。這種西方化、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正是現代土耳其，尤其是1980年“軍政府憲法”的精神內核。

土耳其經濟的強勁增長、歐洲內部的重重危機與矛盾、中東政治的大變局、以及美國實力相對衰落與“戰略東移”，實際上都為土耳其在該地區的崛起提供了空間，也為一種類似於奧斯曼帝國復興的，由土耳其來承擔整合破碎的地中海西岸地區的再整合，提供了某種潛在可能。事實上，土耳其的主要海外投資方向正是東南歐國家，埃爾多安在敍利亞內戰和其他地區事務上也一直保持着進取姿態。。

某種程度上，與其説埃爾多安及其政黨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霍梅尼式的政治伊斯蘭訴求，不如説其更像是曖昧的“奧斯曼帝國復興主義”的化身。

但是，從長遠來看，當前的亂局，一定程度上也暗示出土耳其國內權力結構的失衡。**埃爾多安及其政黨長期的壓倒性優勢，造成了立國以來一直居於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心的“文官—軍方”和“世俗—伊斯蘭”相互制衡的局面已趨於消失，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平衡沒有建立，必將引發各種矛盾。**現有的亂局已經造成土耳其經濟前景受損。

事實上，敏感者都會看到，埃爾多安與土耳其總統居爾對抗議運動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居爾主張温和應對和妥協，這似乎暴露了總理與總統之間的裂痕，這種裂痕很大程度上源於埃爾多安試圖效仿普京，將現行的議會內閣制變為總統制，以追求長期掌權。

另外，還需注意的是，土耳其軍方已經改變了傳統的通過兵役和教育影響社會的單一途徑，轉而通過創建、資助、支持和動員支持世俗主義的城市社團和智庫，鼓勵其組織大規模集會與示威，使“伊斯蘭問題”成為日常語言和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軍方能否藉此復興其社會影響力？這無疑將為未來土耳其政治增添新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