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待斯諾登們遠不如四十年前-遊天龍
**目前關於斯諾登最新的消息是：他在莫斯科並可能準備前往厄瓜多爾。從斯諾登目前的選擇來看，他去的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説是美國的對立面。在斯諾登行程懸而未決的時刻，我們或許只能在閲讀舊文的同時遙祝年輕的斯諾登：一路順風。以下是美國留美法學博士研究生遊天龍早先為本站撰寫的文章：《**美國對待斯諾登們遠不如四十年前》，以下為文章全文：
上週，華盛頓最震撼的新醜聞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美國民眾乃至全世界的“稜鏡”計劃了。幾天前，泄露該計劃的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在香港通過媒體的幫助從幕後走到前台，從而將該醜聞推向新的高潮。可事態的發展恐怕將遠遠低於斯諾登的預期，這位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徒將會絕望的發現，相比於那些得到國會法院和民眾傾力支持的“泄密界”的前輩們，他在“後911”時代的美國孤立無援。
國會不再是白宮的監督者
在斯諾登身份曝光之後，國會領袖們紛紛譴責：
“他是叛徒！”——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貝納。
“他的行為是叛國！”——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資深參議員尼爾森。
“就算不是叛國，也差不多了，斯諾登要向陪審團解釋這一切！”——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資深參議員昌布里斯。
“他不是英雄，他將美國人民的生命至於危險之中！”——美國國會參議員金。
“他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幹什麼都不成的高中肆業生！”——美國國會參議員科林斯。
……
再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四十多年前，當時的尼克松政府同樣深陷泄密醜聞。曾就職於蘭德公司的埃爾斯伯格同樣冒着巨大的風險，將他從國防部獲得的七千多頁絕密情報泄露給了《紐約時報》等媒體，從而揭露了美國自40年代杜魯門時期開始，歷屆政府蓄意欺瞞美國國會和民眾，並一步步把美國拖向越南戰爭泥沼的驚天醜聞。可那時候的美國國會領袖們顯然比如今這羣沒有脊樑骨的政客要有骨氣的多：
“這是對國會和美國人民難以置信的欺騙！”——美國國會參議員麥戈文，197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這些文件內容讓我極其震驚！”——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斯格特。
“我們國會議員們被這些簡報欺騙和誤導！”——美國國會眾議員麥克羅斯基。
而當時的阿拉斯加州國會參議員格拉維爾為了避免民眾因為法院的禁令無法得悉從報紙上讀到事情的真相，試圖在參議院全院會議上用議事阻撓的手段將全篇“五角大樓文件”宣讀給美國人民。初次嘗試失敗後，他又在自己擔任主席的建築與徵地委員會討論中再次宣讀，一直讀到第二天凌晨1點身體狀況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才被迫停止，成功的將4100頁機密文件“讀”進了人人皆可查閲的公開檔案。為此，他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只幹了兩任參議員就黯然下台。
更讓人吃驚的是，在埃爾斯伯格將這些文件交給媒體之前，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和數位國會參眾議員聯繫，告訴他們自己手上掌握的情報，懇求能得到他們的幫助。而這一年半的時間內，那些國會議員就算不支持他的做法，沒有人將他的所作所為“打小報告”告訴白宮和司法機關，從而將醜聞在萌芽階段扼殺。相反，正是國會議員給了他媒體的聯絡方式，促成了《紐約時報》將醜聞披露。
**同樣是國家深處戰爭泥潭，同樣是被白宮為首的行政機關屢屢欺騙，同樣是耳聞目睹美國憲法被無情踐踏，美國人民隱私和自由被野蠻侵犯，短短四十餘年，國會變換大王旗。**大多數共和黨議員們一向是支持任何捍衞國家安全的政策，而曾在小布什執政時期激烈反對這些舉措的民主黨議員也因為奧巴馬的態度而見風使舵，紛紛稱頌起這麼一個“據説”破獲了無數起恐怖襲擊的監控計劃，且不管尚活在恐襲陰影中的波士頓人民。
法院不再是民權的捍衞者
同樣變了的還有聯邦法院。
當年“五角大樓文件”醜聞爆發之後，惱羞成怒的尼克松政府起訴了包括《紐約時報》報社，該報總裁、主編、編輯、記者在內的近20人。而事後主動投案的泄密者更是被指控多達15項罪名，最高刑期115年。而為了坐實埃爾斯伯格等人的罪名，尼克松內閣的國內事務顧問甚至派聯邦調查局探員擅闖被告的心理醫生辦公室竊取被告的病歷，從而達到阻止被告出庭作證的目的。
在行政機關近乎瘋狂的違法亂紀面前，法院成功的守住了美國社會秩序的底線。審理埃爾斯伯格的法官堅定的排除了這些非法獲得的證據，還了泄密者的清白。而受理《紐約時報》案的最高法院更是以6：3的票數捍衞了美國民眾的知情權，守護了第一修正案中賦予媒體的新聞自由，給試圖矇蔽民眾玩弄輿論的白宮主人們沉重的打擊。
可如今，被稱作“埃爾斯伯格第二”的斯諾登恐怕不會再有埃爾斯伯格的運氣。**且不説眾口一詞要將他繩之以法的國會領袖們，也不説史上動用《間諜法案》嚴懲泄密者次數最多的奧巴馬政府，過去代表了公序與正義的美國聯邦法院們這次也未必會給他一個公道。**自1978年《外國情報監聽法案》頒佈以來，負責受理情報機關申請監聽搜查令的聯邦法院幾乎次次都將國家安全置於民眾隱私，公民自由，和透明執政等基本人權之上。
這個專門處理情報監控申請的“外國情報監聽法院”是國會特設在司法部內部的一個黑箱機構，外人不知道它運作的程序，不知道它處理的案件情節，不知道它下達的判決內容，僅僅從聯邦法院年度報告裏面知道它審理案件的數量。而從這有限的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法院幾乎就是一個橡皮圖章。35年來，數千次情報機關的申請獲得批准，僅僅有11次申請遭到拒絕。
該法院的法官也並非通過總統任命參議院批准這種常規程序產生，而是全部由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任命。可悲劇的是，過去四十多年來的三任首席大法官分別是由尼克松，里根和小布什提名。而這三位總統都是熱衷的國家安全議題的傳統共和黨人，他們提名的首席也都是能在關塔那摩問題上投贊成票的親信。而就在不久前，最高法院就因為原告無法證明自己被監聽而將另一個試圖挑戰《外國情報監聽法案》的案子丟了出去。可當所有證據都是“絕密文件”的時候，沒有人可以證明自己被監聽。
就如今這樣一個墮落的司法現狀，如何能讓人相信斯諾登回來會得到公平的審判呢？
民眾不再是英雄的後盾
斯諾登曾期待他的義舉能激起美國民眾的強烈反應，以期扭轉政府的瘋狂行徑。可惜，他錯了。
最新的民調徹底打破了他古典自由主義的幻想。
在《華盛頓郵報》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中，62%的美國民眾支持“侵犯隱私的調查”而不是捍衞“阻撓調查的隱私”；58%的美國民眾認為政府跟蹤電話記錄的行為“可以接受”。對斯諾登更不利的是，在《時代週刊》民調中顯示，儘管44%的美國民眾認為他做了“一件好事”，可53%的人卻支持他因為泄露國家機密受審。民調同時還揭露了美國民眾犬儒的一面。雖然76%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政府的監控計劃可能比現在所知道的規模還要大，但他們卻不認為斯諾登的揭發行為能改變什麼。
也許這個時候斯諾登才會發現，他的犧牲恐怕毫無價值。
美國人曾經為了反抗暴政揭竿起義，從當時最強大的帝國手中爭得獨立；曾經為了自由和平等走上街頭，抱着“將監獄填滿”的決心，從奴隸主的後代們手中贏得勝利；曾經因為自己的政府欺壓弱國，而將數以億計的賠款用於扶助那個東方大國的教育；曾經屹立在各個人權領域的潮頭，引領着世界的進步和發展；曾經是發達國家中最反政府幹涉，最支持個人自由，最主張小政府，最反對福利社會的一羣人，可如今，這三萬萬民眾站出來支持斯諾登的還不如香港六百萬人口的彈丸小島站出來的多。如今的美國人，讓我看了只能無語嘆息。
不知道餘生都活在恐懼中的斯諾登會不會有那麼一絲後悔？
結束語
埃爾斯伯格在投案後曾説過：“我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我不能繼續和政府合作對美國民眾隱瞞這些信息。我做的一切顯然都對自己不利，但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我這個決定所帶來的一切後果。”同樣的，斯諾登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也説到“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一個美國人”，試圖強調自己美國人身份給自己賦予的社會責任。可如今，“美國人”，這個曾經讓他們為之自豪的身份，還配得上這些英雄們唐吉可德式的壯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