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事件暴露美國情報外包承包商現狀 議員籲禁止
斯諾登事件使美國“稜鏡”等秘密監視項目曝光，震動全球，還暴露出美國情報界的服務外包問題。觀察者網特翻譯NBC關於情報服務問題的深度報道，以饗讀者。
斯諾登事件後，雖然美國民間對秘密監視項目的合法性、合理性爭議不斷，但民眾選出的國會議員們卻一面倒地支持政府的秘密監視項目，並對斯諾登泄密事件極度不滿，責怪國家安全局等情報部門過多地將項目外包，要求它們減少“臨時工”的使用。美專家評論説：“我們僱傭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愛兜售小政府的神話。”
斯諾登爆料“稜鏡”秘密監視項目，躲藏在中國香港，又主動自曝身份，令美國政界和情報界惱羞成怒。而他正是一個情報機構的“臨時工”。確切地説，是情報外包服務商漢密爾頓公司的僱員。
斯諾登事件暴露美國情報業務外包現狀
上週四，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説：“我們或許應該把更多的事情放到內部，讓聯邦政府的僱員來做。他們宣讀過就職誓言，會保護、保衞我們的國家，嚴肅對待這些事情。”
其他國會議員也表示，太多私人公司的僱員擁有接觸敏感信息的權限，應該就此進行聽證會。
普通美國人可能對斯諾登這個人物感到驚奇：他只有29歲，從私人公司領着薪水，卻能接觸政府的機密文件。但這其實一點也不新鮮。
根據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報告，去年有48.3萬像斯諾登那樣的私人承包商員工，擁有高級別安保許可。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人員中的同類人也不過是79.1萬人。在有高級別安保許可的人中，私人承包商佔總人數比重為38%。
另外還有近58.3萬承包商員工有較低級別的安保許可，政府工作人員中則有270萬人。低級別安保許可的擁有者中，承包商也佔到了18%。
可見，能接觸機密的人中，承包商及其員工佔到相當高的比例，因此斯諾登能夠接觸、披露“稜鏡”秘密監視項目，並不令情報界人士感到驚奇。
國家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政府工作人員佩戴藍色徽章，與佩戴綠色徽章的承包商員工一起工作，從事類似的活動，向同一個上司彙報。
由於情報的外包服務活動是機密，因此很難確定到底有多少納税人的錢款流向了承包商，給斯諾登等人支付薪水。作家蒂姆·施洛克（Tim Shorrock）在其著作《僱傭間諜》（Spies for Hire）中説，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一名官員曾在一次情報業界會議上透露，2007年70%的情報開支都流向了私人公司。
據斯諾登爆料，負責“稜鏡”項目的美國國家安全局
為什麼僱傭私人承包商？——迷信小政府神話
專家稱，這一趨勢在20年前就已開始。冷戰結束後，情報界不可避免地開始收縮，政府不可能增加情報人員的名額，但同時，情報界又需要提高自己的實力，尋找先進的技術。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法學教授、政府採購法案的專家斯蒂芬·斯庫納（Steven Schooner）説：“我們僱傭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愛兜售小政府的神話。”
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後，情報外包業務量如火箭般躥升，收集、分析情報及其他業務的需求和預算大幅膨脹。斯諾登所服務的漢密爾頓公司，以及SAIC公司（科學應用國際公司——觀察者網譯註）、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等業界巨頭都分到了“大蛋糕”，但小公司也羣集於此。
綽號“冬青”的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為中央情報局的反恐活動工作了30年。他退休後，以5千美元作本金，開了一家名為Abraxas的情報公司。在9·11事件爆發4年後，該公司已有225名僱員，很多都是政府的退休人員。2010年，他將公司出售，賣得1.24億美元！
在斯諾登曝光“稜鏡”秘密監聽項目前，這些外包業務就已受到質疑。
2008年，國會出台報告稱，僱傭一個私人公司員工的費用，可能比僱傭政府人員貴一倍。但其他人則爭辯説，政府將服務外包後，就不用負擔養老金等開支。
此外，退休的情報人員擁有豐富的經驗，這極為重要，而將情報業務外包可以使他們發揮餘熱。而且利用私人公司，政府可以在緊急時迅速擴充人力，而不用增加將來未必需要的永久僱員。
退休的中情局管理官員查爾斯·法迪斯（Charles Faddis）説：“如果我是政府，我可以僱傭數據庫管理承包商，因為我現在有錢。如果我在幾年內沒有錢了，我可以簡單地終止合同。”他現在是政府的諮詢顧問。
斯諾登事件引發對情報承包商的安全顧慮
但在斯諾登事件的餘波中，財務問題正讓位於安全問題。
承包商員工和政府人員一同工作，接受相同的安保許可審核。斯諾登有機會共享秘密監視項目的信息，使人們思考那些私人承包商究竟在如何審查、監管其僱員。
法迪斯説，信息技術的爆炸促使政府僱傭斯諾登這樣的人，這也意味着他們可以接觸海量數據。他們的一次背叛，能讓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於1971年向《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越南戰爭機密文件，講述美國介入越戰的始末以及政府如何圍繞越戰事務誤導公眾等——觀察者網譯註）的爆料看上去像即時貼便籤般粗陋。
他説：“接着我們進入了後9·11時代，人們注重情報共享，致力於打破部門間無形的牆。我同意這樣做，但我們陷入了典型的華盛頓的混亂方式中。現在整個政府裏有各種各樣的人，很多非常低級別的人員也能接觸到巨量情報。”
有些人曖昧地暗示終止私人承包商的類似活動。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戴安娜·費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上週四説：“公眾可以期待新的立法，將限制或終止承包商處理高度機密的技術數據。”
斯諾登事件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費因斯坦表示將限制情報承包商
政府本身當然並非沒有漏洞。斯諾登曾在軍中服役，並表示在受僱於私人承包商前，曾直接為中情局工作。布萊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曾任駐伊拉克美軍陸軍情報分析員，從軍用網絡系統內竊取機密文件並提供給維基揭秘網，揭露美軍虐殺伊拉克人。——觀察者網譯註）也是穿着軍裝的。
斯庫納説：“沒有任何經驗證據表明，承包商的員工比軍隊或政府人員更好或更糟。”
但專注於情報服務外包問題的作家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説，有些承包商與政府人員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不一定受愛國主義的驅動。他們不一定受9·11事件的創傷驅動。這只是份工作。”
當斯諾登事件淡去後，不知道承包商的工作會增加還是減少。
很多巨頭擁有幾十億美元資金，擁有強大的遊説集團。有些高管曾為中央情報局或國家安全局工作，與這些情報機構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小政府的理念仍受政客們的褒獎，而情報服務的需求也並沒有減弱。
斯庫納説：“情報服務外包已如脱繮野馬。但我們是否認為國會將撥款錄用成千上萬的政府員工？這不會發生。”
（觀察者網譯自美國全國廣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