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週刊：當代中國左翼青年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楊瀟 實習記者 楊媛 發自北京】
左翼青年——這自然是個便利的稱呼，與那些擁抱自由主義（同樣是個便利的表達）的年輕人相比，他們的觀點顯得更為駁雜，而媒體上也缺乏與之相關的獨立論述。我們試着呈現他們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來——在人們以“五毛黨”與“帶路黨”互相羞辱的語境下，我們得檢視一下自己是不是喪失了對世界複雜性的認知，以及對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的觸感。
你會發現，無論左右，這些年輕人往往是震盪的產物：對自由主義的好感常來自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動”，而與自由主義保持距離又常常出於“反動之反動”；他們習慣在一些“民主”、“公正”這樣的詞語裏尋找自我實現感，卻也可能不求甚解，他們對整體性的時代風潮頗為敏鋭，但基於觀念的立場卻也容易反覆。無論如何，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他們並沒有放棄對於價值的追求，他們仍在尋找理解這個世界的鑰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這把鑰匙，他們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學同學”——
如今的中國並不缺乏“候鳥運動”，年復一年，打工者與中產階級一起回到他們的故鄉，還鄉，但並不相逢。“你在校內網上看看那些對罵的小孩，看看他們的資料，都是一樣一樣的。”當一位受訪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爭時，他説，“你看不出這撥青年有什麼不同，真正有差別的一羣，是我們的小學同學，他們是不表達的，不要説表達的興趣，他們連那個語言都沒有建立。”
不妨這樣理解：先是城鄉與階層的分化，產生了一批“自由漂浮”的打工者，然後才是觀念的衝突，促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本文描寫的，正是這樣一羣關注着自己“小學同學”的左翼青年。
一
2000年時，李昆華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學，學旅遊管理。學校不算好，他到處旅行，去北京，去上海，聽各種講座。熟悉當年情形的人也許記得，這類講座會吸引一些遊學的外地客，有些是善於發表長篇大論的民間思想家，有些則是嗷嗷待哺的知識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華屬於後者，他到處聽講，到處買書，“特別辛苦地思考”，有人給他推薦自由主義學説，他花了一個星期，“不眠不休”讀了哈耶克的3本書，做了近萬字的讀書筆記。
柳昕比李昆華小3歲，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國際政治專業。“特別右，有點激憤，喜歡他的人和不喜歡他的人一樣多。”一位師姐説起當時的柳昕。柳自己則説,當時接觸到的材料、表達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國內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對純粹的政治樣式很感興趣，喜歡讀哈耶克、以賽亞·伯林這些頂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讀完以後覺得自己無限接近真理，在網上和一羣人對罵時，甚至覺得已經開始了政治實踐。”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歲。他剛進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學讀市場營銷時，一個師兄告訴他：在大學裏，除了考試，什麼都是可以“翹”的。不過他説自己大一的時候挺用功，讀了不少經濟學方面的專業書，包括茅於軾的《優分配原理》，“覺得寫得很不錯。”學校必選課照例有“毛澤東思想概論”，毛概老師講完毛澤東，開始講顧準，繼而講到“文革”。丁博説，當時老師點名問同學，你知道顧準嗎？你知道張志新嗎？你知道林昭嗎？看到學生們大多數都搖頭；老師痛心疾首：這課我實在沒法上下去了！課堂裏還有幾位韓國留學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韓國人要上毛概”，丁説），老師又同他們：伊藤博文是被誰殺死的？韓國學生也搖頭。老師愈加痛心疾首：連韓國人也這樣！
二
如今回憶起來，丁博對那位老師在毛概課“講反毛的東西”不以為然，“要麼你不為五斗米折腰，要麼你收人錢財與人消災。”5月29日，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剛在單位度過最後一天，收拾的東西塞了一車。在北京市一家機關單位工作後，他決定辭職，回學校讀博士，專業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買的，在南三環，“家裏經濟條件太差的不會去做公務員，去做掙錢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資低，他説，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們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們拿的多多了。
“問題是，你讀個本科、讀個研究生，不是為了去洗碗吧。”我説。
“關鍵是，公務員工作技術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説，自己的工作名義上是組織協調，但其實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電話傳話而已。
丁博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宅男，本科時做市場調研，他害怕上街問卷，都找同學去做,他來彙總、分析。他説自己臉皮薄，溜鬚拍馬的事兒做不來，但馬上又補充，“這也是門技術活，只是自己掌握不了。”
這和丁在網絡上的形象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我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因為他反駁茅於軾的長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命題，”他開篇寫道：“因為毛澤東所居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在另一篇發表於2011年的博文中，他説，毛澤東的兒媳婦劉思齊等人控訴茅於軾，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控訴茅於軾的調門很高，放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上。從理論上來講，這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天安門上掛着毛澤東畫像，人民幣上印着毛澤東頭像，中南海門前寫着‘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茅於軾對着毛澤東開炮，要湊到這個罪名上，我認為問題是不大的。即便是從最低的程度來講，茅於軾的誹謗罪是鐵板釘釘的……他必須拿出證據來。他甚至不能説，由於大量文件保密，無法證明。因為茅於軾在文章裏寫得有板有眼，舉證責任在他。”丁的文章在一些左派網站和青年論壇流傳頗廣，但也有個別海外網站刊登“讀者來信”，聲稱丁崇蘇仇美，作為富二代卻矢志不渝地要讓國家走共產主義道路。
丁博説，大一的時候他掛過科，知道保研沒戲了，專業課成績也就沒那麼重要了，乾脆翹課去圖書館看課外書，讀馬恩選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等等，“那段時間進步還是蠻大的。”他最感興趣的是蘇聯史。高中時家裏訂了《南風窗》和《南方週末》，讀了裏面“更有時代感”的文章，他覺得自己很無知，“小時候的書裏都説希特勒是大壞蛋，斯大林是大好人，後來發現不是這樣。”
而大二真正開始讀史後，他又發現斯大林也“沒想象中的壞”，哪怕是專門批判他的書也是如此。
“我完全贊同（斯大林）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見面時，聊了沒幾分鐘他就告訴我，“但當你比較瞭解一個人、一件事時，你會覺得，罵他可以，但要罵在點子上。”彼時學校BBS新聞版、歷史、軍事版尺度還比較大，經常上演各種問題的“左右之爭”，丁博是“左派”陣營的一員大將，2005年毛澤東逝世30週年時，還參加了“左派”學生自發的祭奠活動。
回顧那段日子，丁博覺得有點意氣之爭，“讀了一些書，覺得自己懂得很多，隨便説一個社會熱點就能説得頭頭是道。”
三
李昆華説，跟他同一個年代的現在28歲到32歲之間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説到國企下崗工人這個問題，“不管現在有多大的觀點分歧，我們都會想流淚。”
昆明人李昆華説他當年之所以花了那麼多時間在北上廣聽講座，是“想知道國內最前沿的老先生究竟在想什麼”。
但他很快就厭倦了那種不增進具體知識的講座。“我發現，他們不是很注重事實和邏輯，這幾乎成為中國人文思想界非常嚴重的硬傷。而且他們過於強調個人的經歷，同樣是過去的年代，有牛棚雜憶，也有紅旗渠，但他們不願意聽那些和他們同時代但完全不相同的經歷，不願意聽社會大多數人是怎麼想問題的，大多數人是怎麼過日子的。”
2002年以後，李開始覺得不能侷限於書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去長三角、珠三角，去山西的煤礦，和當地的工人聊天，他發現工人的想法和左派右派想象的都不一樣，而工人對生活的決策和一些經濟學家的預測正好相反。**他還去了河南蘭考，聽當地的老人講這幾十年的變遷，講他們對焦裕祿的懷念。他感到，應該用更超脱的觀點去看待那段歷史：“對於同一段歷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每個人的看法也許都是真實的，我們都應該去傾聽。”
李昆華記得1990年代後期下崗潮席捲全國時，有同學的父母每天都去市場撿菜葉子，回家煮着吃。電視訪談節目裏，幾個下崗工人説自己生活苦，在場的年輕人就指責他們，説人生還有很多就業機會你們應該去把握。當時主流媒體對下崗工人的報道，集中在“再就業”的成功故事上，似乎找不到工作僅僅是因為“沒本事”，只要個人努力，就能不被時代淘汰。
起初他只是感到可疑，後來大學以後，通過上網看到了不同的聲音，才習得了一種認識：那些指責工人的人，持有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而“經濟自由主義是在90年代後期進教材進頭腦進媒體的”。李昆華説，跟他同一個年代的現在28歲到32歲之間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説到國企下崗工人這個問題，“不管現在有多大的觀點分歧，我們都會想流淚。”
2004年，李昆華大學畢業，“從04年到08年，我們能感受到幾乎每一年在思想界都有旋風，從國學到經濟學的論戰，逐步擴展到了整個社會。”2008年更是大事不斷，各種社會討論異常活躍，而他和幾個朋友發現自己的觀點不同於主流媒體上任何一派，也不同於外國媒體，於是他們在那年開設了一個名為“少年中國評論”的網站，試圖表達一種獨立的左翼論述。
在“少年中國評論”網站裏，一篇《人人網左派青年的共識》佔據了推薦榜的第一位，編者按説，這篇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國評論網友們的主流觀點。文章觀點可以概括如下：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中國社會30年來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階級矛盾；反對當前網絡上盛行的民族主義與逆向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是左派必須堅持的一面旗幟。
輾轉幾家單位後，李昆華2007年在西安開了一家奶茶店。2010下半年的某一天，奶茶店放着張廣天的《詩篇》：
在夜晚我不覺得孤獨，
在大地的黑暗裏；
我是人民，無數的人民，
我的聲音裏有純潔的力量。
能夠穿透沉默和寂靜，
在黑暗中萌發新芽；
為了生長，為了歌唱，
不畏風暴，有着鋼鐵的堅強。
剛好在店裏喝奶茶的大一學生盧龍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無數人的人民”這句歌詞觸動了。他從小就愛讀魯迅，高中後又喜歡上了切·格瓦拉，“開始反思個人價值的實現”，以及“我一個人和更多人的關係”，整個高中期間他都覺得非常孤獨，周圍同學沒有人跟他談論切·格瓦拉，他們喜歡的都是姚明和勒布朗·詹姆斯。
現在，1992年出生的盧龍是“少年中國評論”最年輕的撰稿人之一，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平民主義者”。按照李昆華最初的設想，“少年中國評論”應該做成社會科學領域的“果殼網”，不過他發現，把哲學、社科領域國際前沿的左翼文章通俗化並非易事，並且，“我們這樣的觀點是權力和資本都不喜歡的，一個人接觸到我們這樣的觀點的機會非常小，很有可能大多數人一輩子都在歲月靜好裏度過。”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站在光譜的左邊，但我們認為不是我們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他説。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站在光譜的左邊，但我們認為不是我們太左，而是世界太右。”
四
2008年，柳昕畢業後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碩士，此後在薩塞克斯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今年2月，BBC裁員引發記者罷工,幾乎與此同時，薩塞克斯大學出於外包校園後勤服務的考慮要裁撤235名資深員工，“原因如出一轍，要提高效率”。“‘效率’這個詞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會這種效率優先的理念，不僅鄙夷傳統的行政人員和公共事業從業者，還鄙夷一切不能立馬生成金錢的社會性事業。”在一篇抨擊新自由主義的文章裏，他頗為激憤地寫道。
柳昕與薩塞克斯大學的同學一度以遊行示威和佔領校舍抗議這種私有化，英國惟一的綠黨議員卡羅琳·盧卡斯前來演説以示支持。她説：“這些崇尚效率的辦學理念執意要邊緣化人文與藝術，只告訴我們為了賺錢而存在的商科和為了延年益壽的醫科能夠讓人活到90歲，可如果沒了人文藝術，誰有興趣活到90歲？”最後校方還是按計劃推行了裁員。
柳昕説，和國內許多人一樣，他以前對西方有一種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當他離開“在啓蒙的現代性裏掙扎”的中國，**來到英國，親眼目睹工人階級無力改變自己的困境（“他們只吃得起速凍蔬菜和怎麼煮也沒肉味的速凍雞肉”），外來勞工接受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剝削，而那些畢業於哈羅與伊頓公學的人卻堂而皇之地保持着特權思想（“財政大臣認為自己沒有買票也應該坐一等座”），而不論選舉還是社運，這些民意表達機制通通無法撼動那龐大的“體制”**時，“rosy picture破滅了，你迫切地需要尋找新的智識來源。”
剛好在店裏喝奶茶的大一學生盧龍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無數人的人民”這句歌詞觸動了。
柳昕並不諱言左派在英國是時髦的，也不否定他對智力精巧的迷戀，“隨着思維能力的上升，覺得自由主義缺乏歷史感，邏輯過於簡單。”但他認為更需要反思的是這個rosy picture背後的簡單邏輯。“國內許多年輕人的自由主義觀念是怎麼來的？在北京拿4000塊一個月，生活壓力很大，想當然認為西方人輕而易舉掙好幾萬，想當然認為自由選舉就可以保證每個人的聲音被聽到；還有人去機關辦事，遇到效率低下、臉色不好的，也認為這是不民主造成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要交擇校費、買不起阿瑪尼，任何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們不知道工資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官僚制度是現代性的問題，而從政治體制到擇校費，這背後到底有多少微觀機制？沒人關心，大家都喜歡重複簡單的論證方式。”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它只等於西方代議制和議會選舉嗎？”他在的SKYPE那頭問道。“事實上這個等號被劃上，是非常近的事情，而中國知識分子以非常不專業的方式參與了全球化霸權的塑造，而且這種話語被建構成一種常識，成了人們思維的起點。”
柳昕形容這種被建構起來的“常識”帶給了人們一種“歷史的盲目感”。他曾經看到報道，茅於軾擔心中國年輕人不知道包括“文革”在內的一些歷史事件，“我倒不擔心他們不知道‘文革’和XX，我擔心的是他們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國人在孟加拉國釀成了一場世紀大饑荒，死了100萬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經説過，不需要製造謊言，不要在謊言的基礎上建立民主。如果你要講‘文革’，請放在具體歷史中講述，放在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背景中講，至少也要講清楚前因後果，現在講‘文革’都變成（毛澤東）個人品行問題，再包裹上一些宏大的西方價值。”
“全球化帶給我們一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人們到處都將它與不受約束的市場、勞動剝削、環境退化和行政腐敗連在一起。”在2010年訪問北京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寫了一篇文章，試着去解釋為何中國的年輕學人鍾愛新保守主義學者列奧·施特勞斯以及國家主義者卡爾·施米特。“年輕一代現在覺得，自由主義思想不能幫助他們理解中國的現實生活，也不能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一個理想模型。舉例來説，不管政治傾向如何，我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更強而不是更弱的政府：一個遵循法治、可預測、能控制地方腐敗、能執行長期計劃的政府。他們的分歧好像都在於這樣一些問題：這個強政府應該如何處置經濟以及在國際事務中如何行使這種新獲得的強權。”
不過，柳昕也看不上國內的左派，“左派所有的理念，都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的考察，發現其資本運行對人性的壓制，而國內的左派根本沒有這個問題意識，有的只是民族主義的憤怒和對西方的不屑。”
我問他，你覺得在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是什麼？“保障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包括農民的基本福利供給。”他回答。柳昕説，他有時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國內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水平那麼高，他們的博士生卻沒有太多的實證、經驗的研究？比如，關於中國勞工的福利保障問題。“沒有經驗基礎，怎麼建立起左派論述呢？”
南方人物週刊：中國左翼青年
五
也是在2008年，丁博來到北京。因為對蘇聯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感興趣，他考入北京一所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讀研。談起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年輕人中受到的輕視,丁博説這是對從小政治灌輸的一種“反動”。“真正讀過馬克思著作的有幾個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師’任汝芬。後來一接觸到自由主義的東西，不是馬克思PK弗裏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裏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獲走了。”
本科4年，丁博沒有入黨，“和那些行政人員不是很熟，也沒有去爭取。”事實上同學裏申請入黨的很多,丁博覺得這和就業壓力増大、國企及公務員職位越來越受歡迎有直接關係一一從前外企還是香餑餑，但現在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讀研後，丁博很快交了入黨申請書，還拿了黨校的優秀學員，“學這個專業嘛，而且本質上我對馬克思主義還是很相信的。”兩年下來，他們班的同學全部成了黨員。
在人人網的一篇日誌裏，丁博記錄了第一堂黨課的“思想彙報”：
第一堂黨課，奏響在講堂裏的，不是黨歌，也不是國歌，也不是校歌，而是一曲周華健的《我是明星》。這首歌曲本身就是與共產黨的理念，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格格不入的。歌詞中，夾雜了典型的私貨：“誰不為人性的光輝感動”。
在這裏，歌曲烘托的是一種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黨課上，一邊鼓吹超階級的價值觀，一邊又在發放的教材中收錄了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其中就對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大加鞭撻。……
主流媒體不遺餘力地稱讚北奧志願者的無私奉獻是“人性的光輝”，而可悲的是，在一片對志願者的讚揚聲中，北京奧運會真正的功臣，中國的勞動人民，首先是農民工羣體，居然完全消失了。……
不知是哪個沒腦子的把“80後”稱為“鳥巢一代”，因為他在奧運志願者身上看到了所謂的希望。然而，“80後”不等於奧運會的志願者。那些是首都名牌高校的在校生，是中國極少數的“80後”。絕大多數“80後”在哪裏？有的在煤窯裏不見天日，有的在血汗工廠裏夜以繼日，有的在網吧裏渾渾噩噩，有的在黑磚窯裏不為人知。
丁博覺得自己理念上傾向精英治國，但不能容忍“拉人民當炮灰”。他對茅於軾和“右派”們主要的不滿在於對歷史糾纏太多，“把中國歷史和社會主義説得一團漆黑，為了打破一個謊言，製造另一個謊言”。
他更願意用現代化史觀去看待社會主義，“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很難想象在塔什干這樣的城市中心可以豎起這麼高的一座電視塔。”所有寫歷史的書裏，他最喜歡的是霍布斯鮑姆的年代三部曲，“看書有個順序，先看歷史，再看經濟，最後看政治，比較不容易受忽悠，不然你先有了一套理論框架，而歷史那麼豐富，你總能找出例子來佐證你的觀點。”
同樣地，他認為也應該站在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去評價毛澤東，而不要只看私德，不然所有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和“他們”、好人和壞人的兩分法，“最後就是貼標籤，跟小學時看電視劇一樣，在這種觀點指揮下，你連喜羊羊都看不下去，你説，到底是羊好還是狼好啊？”
“那些人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清楚嗎？完全.就是出於煽動，而煽動民眾本質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對市面上活躍的一些“公知”，丁的評價很低，認為他們不論宣揚的是左是右，本質上都是在做他本科學的專業——市場營銷，結果造成了社會的分裂。“現在社會有不同的利益主體，之所以還沒打起來，還是因為有個強政府（‘好像自己又回到五毛的路上了，’他自嘲），吳法天和周燕（四川女記者）打架，至少還有個派出所調停吧？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要是打起來呢？”
他説，自己當初批評茅於軾的文章只是“標題黨”了一下,沒想到傳得那麼廣。“我相信茅於軾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畢竟從‘文革’過來，看到烏有之鄉那種搞法，拍案而起，也很正常，但是不要忽悠老百姓。”2004年到2008年，丁博經常上烏有之鄉網站，“上面有一些真知灼見，特別是從反思改革的角度。”不過最近5年他不太看了，覺得他們極端化，宣泄的是非理性的情緒。
2010年丁博研究生畢業,他也選擇了公務員之路，“公務員考試還是相對最公平。”他記得那年有國企招聘時，非常露骨地讓應聘者填寫自己哪些親戚有關係，“也好，寫得明明白白，免得折騰到了面試，再找個理由不要你。最後它要是找不到人，自然會降低門檻，這完全符合自由市場的精神……本質上，我是很右的右派啊！”他笑着對我説。
六
來北京辦事之前，李昆華的家鄉昆明剛剛發生了反PX活動，作為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員，他沒有參與抗議，但也上街圍觀了一番。李認為，昆明市政府的公關在國內歷次PX事件中是最主動的，但問題的焦點是出現了塔西佗效應——當政府失掉公信力時，不管它説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都沒有人相信。
“政府信用這件事，已經成為左右派的共識，甚至政府自己也不否認，只是（對待它的）態度不一樣而已。”李昆華説，“這裏有政府的責任，有輿論的責任，但經濟自由主義者在批評政府不透明時，不要忘記他們當初設計私有化方案時排除公眾參與、傷害公眾利益的前科，而這種傷害超越了一代人。”
在名為《中國自由主義20年的頹勢》的述評文章裏，學者秋風這樣分析改革話語近年的衰落：權貴私有化激起了輿論和民眾的不滿，擴大了貧富差距，尤其嚴重的是，這一過程總是伴隨着普通工人在沒有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大規模下崗，從而製造了新的城市貧民羣體。被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民眾無力辨析問題出在哪個部分，“於是採取了最簡單的辦法：你們叫得最響的東西，一定只對你們有利，而對我們不利。最後帶來的結果是，民眾反對‘市場’。”
出生於列寧格勒的哈佛大學教授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研究過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懷舊心理：在俄羅斯，“懷舊變成了對付加速的變化節奏和經濟休克療法的抵禦機制”，一些人論證説，1990年代早期的經濟改革家把廣闊的民主和社會的議題都降低到經濟層面,盲目相信自由市場的拯救使命，而所謂的自由市場，在俄國遇到奇特的盟友，這就是蘇聯時期老練的黨務工作者，“在一個不顧民主社會議題的強大國家陰影裏宣揚市場，是符合這些人利益的。”
在全球化與可疑改革的奇怪結合下，後蘇聯時期的第一代俄羅斯青年本能地反對關於“改革”的辯論，他們稱“改革”為“民主大糞”，他們相信古拉格羣島並不存在，只是傳播“民主病毒”的“改革派”新聞記者的宣傳，極右派擁抱納粹裝飾品、強硬的民族言論以及反猶主義，而極左派則主張返回MMM：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Marx、Marcuse、Mao）。
而奧運會後中國青年的圖景顯得更為複雜：有熱情擁抱中國崛起者，也有深深懷疑者；有像柳昕這樣，迷戀於托洛茨基，試圖以西方左派視角闡釋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也有李昆華這樣非專業出身、卻同樣抱着建立獨立左翼論述的本土人物——他如此自信，幾乎帶着一種“殺死父親”的口氣談論上兩代知識分子：“他們的內心深處還停留在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一個世界圖景裏面，他們認為他們是創造歷史的主角，‘陣前苦鬥貔貅將，陣下旁觀草木兵’，也許在過去他們這種想法還有一定道理，但對於80後90後這些成長在新的社交網絡時代、有更方便國際流動的年輕人，顯得太無力、太渺小了。這是一個對於思考的人更加殘酷的時代，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説，被時代淘汰的殘酷性，甚至會超過《幹校六記》。”
不過也許更多人還是像丁博一樣，經歷了“反動”或者“反動之反動”，依然猶豫和混沌着。丁很坦率地告訴我，自己的思想可能還會繼續變化，但往左還是往右他也説不準，“如果往右可能去社會上的NGO，往左就進一個五毛的單位吧。”關於這一點，人在海外的柳昕有自己的觀察：“這個時代太矛盾了，極度自卑和極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貼身肉搏。你去人人網看看那些對罵的小孩，個人資料都是一樣的，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東西，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他們都是很容易變的。”
丁博現在越讀書越覺得自己懂得少，而“文科生讀到了一定程度，就在自己的祖國變成了外國人，很難找到能理解你的人，但你到了國外，你還是一個外國人。就好像17世紀那些俄國思想家，在俄羅斯沉悶的空氣中，他們覺得自己是立陶宛人，可是等他們到了更自由的立陶宛，人家還是把他們當俄羅斯人。”
辭職之前，丁博去了一趟廣州，見到了那個曾就職於南方報業的研究生同學，同學已經離開新聞業，成了一位官員。畢業3年，丁博覺得大家都在往中間靠攏，彼此的共識越來越多，“他寫了3年文章，想要做一點實事，覺得到基層改變一點是一點，我幹了3年公務員，想回學校務點虛。”
他説，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是偏文本的，“官方學術平台有點回避實證研究，所以我對工人階級的瞭解主要還是來自書本里的刻板印象，比如説被壓迫啊，充滿着反抗精神啊之類的，但和實踐還是有脱節的。”好在，他的研究方向本來就是偏理論的，“我可能還是更適合坐而論道吧。”
李昆華用“生於計劃，死於隨機”來形容出生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這撥年輕人。“我們對未來有很多浪漫的想法，這個浪漫來自於非市場經濟，我們小時候，是要‘奔向2000年’的，課本告訴我們只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創造，就會有一個高科技的城市，一個美好的明天等等。我們成長於計劃的宣傳裏，但生活在市場的現實裏，所以內心其實是有很多失落的。那是一種鄉痛，不是鄉愁。鄉愁是你懷念過去，但沒辦法回去，而鄉痛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家鄉了。”
那麼“生於市場”的90後盧龍呢？他馬上就要大四，得開始找工作了，“在經濟大潮中隨波逐流吧，沒有選擇權，你意識到那些名利你是達不到的，就不再做那個夢了。你沒有幻想，反而更平靜。”他説，宿舍同學受他的影響，也非常平靜，“不像隔壁宿舍那幫人，整天想象着要創業什麼的。”
不過盧龍過兩天就要離開北京，因為還要回學校準備英語六級考試，“畢竟學IT的，還是通過六級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