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長無助於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一）-杜建國

最近中國政府強調在穩定增長速度的同時，要注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4月25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針對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指出“要按照穩中求進的要求，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穩中求好、穩中求優，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6月8日，李克強在環渤海省份經濟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經濟舉措要“既利當前又利長遠、既穩增長又調結構……着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此前，上一屆中國政府早已主動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方針。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以及控通脹、防金融風險等）同時被列為經濟工作的重心。在筆者看來，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這一新説法與轉方式和調結構是有連貫性的，大致可以被視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

一面穩增長、保持速度，一面更多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中國政府的這一主張是合理的。不過有趣的是，最近國內外媒體卻聯手掀起了一股將穩增長與提高經濟質效、將速度與質量割裂甚至對立的輿論浪潮。

**這種論點的核心是：中國經濟以往雖然高速增長，但卻是粗放低效；要想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要想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只有將經濟增長速度將下來才能完成；因此，未來中國經濟不應該或不需要再繼續維持高速增長，低增長甚至停滯才更為有益。**與此同時，部分媒體還以“世界銀行2030報告”為旗幟，鼓吹中國高增長時代已結束、並且正在進入“結構性低增長時代”。不只如此，一些如“中長期經濟增速必將下滑已漸成共識”的言論屢見報端，而對此持相反觀點的林毅夫則因為相信中國仍將可以繼續高增長，從而遭到了媒體的圍攻。

與這些論調相匹配的，是諸如：《經濟增速下滑是福是禍？》、《中國不需要什麼高增長神話! 》、《2012年是中國進入低增長、高質量模式的轉折點》、《中國應追求有質量和效益的經濟增長》、《中國不應擔心增長放緩》（英國金融時報社論）、《經濟增速放緩 轉型升級提速》、《“不爭GDP第一”有遠見》等文章的狂轟濫炸。

以及一些專家學者乃至央行官員的看似斬釘截鐵的結論：

2012年12月福布斯雜誌的邁克爾佩蒂斯“為什麼2013年增長速度再降對中國經濟是好事”；2012年12月15-16日期間舉行的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Global Counsel戰略諮詢公司主席彼德•曼德爾森建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 質量更高”；4月27日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刊登著名“挺華派”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文章《中國經濟增長減緩萬歲》（該文中譯文以“經濟增長放緩對中國是件好事”為標題得到了廣泛傳播）；4月20日美國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議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正在調整經濟結構，為了改革和結構性調整，必須犧牲短期經濟增長。

提高經濟發展的質效，轉方式與調結構，無疑是當務之急，可是，這離開高增長可以實現嗎？或只有靠犧牲高增長才能實現嗎？如果一種發展方式，能夠做到提升質量而又不需要速度，這當然皆大歡喜，可是，現實中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嗎？這種將穩增長與提高經濟質效、轉型升級對立起來、將速度與質量割裂、對立起來的“高增長有害論”或“低增長有益論”，看似有理，其實根本站不住腳，因為不論從經驗來看還是從邏輯來看，低增長有利於提高經濟質效之説都不成立，相反，低增長會妨礙經濟質效的提高，只有高增長才能促進轉方式和調結構的順利實現，才有利於提高經濟質效。

對於市場經濟來説，只有“又快又好”（以及“快而更好”）與“又慢又糟”，至於“又慢又好”與“又快又糟”則根本不可能存在。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低增長有益論缺乏根據。低增長有益論的前提是“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是粗放低效的”。這種觀點儘管很有市場，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當前，中國各產業正在全面向世界先進水平衝擊，有的甚至已經後來居上了，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質效也在快速提升，對此，詳見拙文《中國的高增長並不粗放低效》，茲不贅述。“高速度=粗放低效，低增長=簡約高效”，這首先就與中國經驗相悖。

除了“粗放低效”這一藉口，還有人從相反的角度來“規勸”中國將增速降低。他們聲稱中國高增長太“虛”，GDP儘管規模很大，但是泡沫太多，水分太多，需要擠掉水分，而降低增長速度，實際上就是將“水分”擠掉，有益於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觀點其實也是似是而非，是不符合事實的。

按目前統計，中國GDP總量雖然僅居全球第二位，剛剛超過全球第一美國的一半，但是卻幾乎用了全世界一半的煤炭、鋼鐵、鋁、銅、水泥等，**中國的發電量、乙烯產量、碳排放量等重要指標也相繼在近兩年內超過美國佔據世界第一位。可見，中國GDP總量與其説有可能被高估，水分太多，還不如説更有可能被低估。**跟美國——更不用説冰島了——相比，中國第一二產業佔整個經濟的比重更大，水分與泡沫只會更少，貨真價實的“乾貨”只會更多。

國際經驗也不支持低增長有益論。

**二戰之後昔日的世界工廠英國，其經濟增速一直低於德國，按照“低增長若有益於產業升級或提高經濟質量”這一邏輯，它的產業競爭力應該高於德國才是，不過事實卻正好相反。**再看2008年以來，整個西方世界經濟陷入蕭條，他們的產業升級難道因此而突飛猛進了？事實依舊恰恰相反，如經濟下滑最嚴重的經濟體希臘西班牙等，絲毫看不出產業升級的跡象來。相反，經濟質效最高的德國，也是西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不僅西方的經驗不支持“低增長能夠促進產業升級”之説，東亞日台新韓四個國家與地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驗也是如此。

截止上世紀九十年代，日台新韓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這也是其完成產業升級、進入發達國家或地區行列的時期。進入九十年代後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日台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甚至近乎停滯，韓新相對來講繼續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一快一慢的結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產業水平都開始下滑，而韓新的經濟地位與產業水平則持續提高。日台韓新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了高增長而非低增長才能提高經濟質量、促進產業升級。

**速度與質量不可分割；長期高速增長的經濟，其質量也是優異的；速度不行了，質量也不行；**部分媒體鼓吹的只要低增長就能夠促進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一説，毫無經驗支持。

光要質量不要速度，純屬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