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爭議斯諾登是英雄還是叛國者：政府監控行為源自美國例外論
揭發美國秘密監控全球網絡活動“稜鏡”的斯諾登，與其他兩名因網絡泄密而被監禁和判刑的青年上了美國最新一期《時代》週刊的封面。
“我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美國人。我支持言論自由。”這是目前全球焦點人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自我評價。雖有“眾叛親離”之感，但他依然為 “自己是美國人而自豪”。大規模秘密監控計劃曝光後，美國官方處境尷尬，民眾質疑和爭議也愈發強烈。29歲的斯諾登究竟有沒有“叛國”？他是國家公敵，還是孤膽英雄？個人自由、公民隱私與國家安全究竟如何平衡？更深層次的爭論把這個年輕人的命運與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國例外論”和美式價值觀聯繫到一起。美國社會的分裂與爭論一時間不會平息，有美國新聞人説，“如果不改變國家收集情報的方式，我們將很容易看到更多與斯諾登類似的爭論”。
斯諾登與其他兩名因網絡泄密而被監禁和判刑的青年上了美國最新一期《時代》週刊的封面
“誠實的英雄vs可恥的叛國者”
在斯諾登曝光的美國情報部門監控計劃“稜鏡”中，有不少美國的互聯網巨頭。曾在谷歌和微軟做過工程師的大衞·奧爾巴赫18日在美國知名網絡雜誌《石板書》(Slate)撰文稱，“斯諾登是一位恃才自傲的個人主義者、道德主義者和精英分子”。這樣含糊的評價恰好體現了美國人現在的矛盾心態。
目前，美國人有關斯諾登的爭議完全可以用“一團亂麻”來形容，許多媒體將斯諾登與美國歷史上有名的“告密者”相提並論，如越戰時泄露五角大樓密件的丹尼爾·艾斯伯格、向維基解密泄露上萬份機密文件的士兵布蘭德利·曼寧等。美國最新一期《時代》週刊把斯諾登、曼寧和另外一名解封數百萬份收費學術論文及法院文件供網民免費下載的斯沃茨列為封面人物，並稱明顯的違法行為讓3人都遭到美政府的“追殺”。《時代》形容，他們是新一代社運分子，不求利益、只講理想，不畏強權、力爭自主。
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近日將斯諾登稱作“叛國者”。隨着美國安全局局長稱該項目已在海外成功挫敗50起恐怖主義襲擊，以及斯諾登被描述為“自戀狂”後，斯諾登在不少美國人眼中成了可恥的叛國者。但在父親隆尼·斯諾登眼中，斯諾登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老斯諾登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希望兒子回國與對他的各種犯罪指控進行抗爭，並祈禱他不被扣上“叛國”的帽子。
“斯諾登是美國英雄，當今的保羅·里維拉!”有美國網民把斯諾登看成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保羅·里維拉，他午夜策馬飛奔將英軍要發動突襲的計劃告訴爭取獨立的士兵。但很快有網民回應説，斯諾登不僅是一個叛國者，還是最愚蠢的叛國者，他的所作所為大逆不道，對美國的安全造成負面影響，要將他終身監禁。
在美國，很多保護公民隱私組織強烈譴責政府大規模監控民眾的做法，表示不管怎樣以“反恐”之名進行申辯，不管得到多少國會議員支持，這些監控項目都侵犯了公民基本權利。在《華盛頓郵報》12日做的關於“政府是否應監控公民網絡數據”的讀者調查中，85%的受訪者給予否定的答覆。因此，在白宮“請願網”上，數萬人簽名要求赦免斯諾登，美國維權團體“漸進式改變運動委員會”等還組織募捐，為斯諾登可能面臨的司法訴訟籌款。
除了獲得一些人的同情外，越來越多的美國名人支持斯諾登。美國國家安全局前情報分析員泰斯表示，斯諾登的行為很“勇敢”，人們希望有更多內部知情人士繼續揭露國家安全局的“不當行為”。除導演邁克爾·摩爾、《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和福克斯電視台新聞名嘴格林·貝克、前總統競選人羅恩·保羅等公開支持斯諾登外，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也在17日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表示“斯諾登是一位英雄。”據美國《好萊塢記者報》報道，該言論贏得“雷鳴般的掌聲。”
在父親隆尼·斯諾登眼中，斯諾登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
“美國會千方百計報復抹黑自己的人”
美國國內關於斯諾登是英雄還是叛徒的爭論，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來自瑞典的網民“Sam”這樣説：“沒有證據表明斯諾登確實已影響美國的安全，相反，他的誠實揭秘了美國政府的傲慢、自大和搞雙重標準，對中國人的監聽即是例證。他沒有向美國的敵人出賣任何秘密。作為一名瑞典人、歐盟的5億公民和自由世界的公民之一，我們感激斯諾登揭露美國安全局監視我們電子郵件、手機通話及隱私的行徑。對我們來説，他是一位誠實和勇敢的英雄。美國安全局的行動違反國際法。”
在俄羅斯情報部門歷史學家科爾帕基金看來，斯諾登是一個英雄。此前美國中情局曾有過這樣的人物，特別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表明“他們內部對違反人權和憲法等行為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初逃往蘇聯的馬丁和米切爾，但蘇聯解體後再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科爾帕基金説，斯諾登未來的命運可能將是悲傷的，“美國人愛報復，他們會千方百計報復這種抹黑自己的人”。
歷史上美國叛國者的下場並不太好。在美國，“阿諾德”是叛徒的代名詞。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早期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立有戰功，但後來卻因貪圖財富等原因叛變投靠英國。1781年末，阿諾德逃亡英國，20年後客死倫敦。美國人也在談論斯諾登會遭到什麼樣的“報復”。“俄羅斯之聲”16日援引一個紐約婦女的話説：“我想，許多美國公民都希望保護斯諾登。他曾保衞我們的權利，他所做的是一種社會服務。”相關報道説，斯諾登目前成為美國政府的主要叛徒，但在部分民眾眼中，他是英雄，他讓民眾知道被監視的真相。
研究美國製度、外交等問題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史澤華一直關注斯諾登個人的命運，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人愛自由，更愛國家”。在“稜鏡門”事件中，斯諾登很難成為為自由而犧牲的英雄，而更容易成為叛國者。當然，美國歷史上也有過在任國務卿約翰·克里那樣的先例，他從越戰英雄到反越戰先鋒的人生經歷最終被美國社會所寬容和認可。因為把對越作戰的美國説成是“戰爭罪犯”，克里引起過“眾怒”，但後來美國人對克里的立場轉變，這背後又有足夠強大的社會潮流支持。史澤華説，對待同一問題，社會情緒是有可能逆轉的，公眾輿論也是有可能挾持政府決策的。最近有報道稱，奧巴馬政府憑藉“稜鏡”項目成功挫敗50起恐怖襲擊圖謀。在這樣一種美國社會對恐怖主義的擔心依然可觀的情況下，更多的美國民眾既會讚歎斯諾登擔當人權鬥士的勇氣，又會憤慨他的行為有悖於國家利益。
1960年，美國國安局密碼專家威廉·馬丁和伯農·米切爾叛逃蘇聯
“世界唯一價值觀”遭受質疑
叛國罪在美國是一種重罪。美國憲法嚴格規定叛國罪的定義但拒絕授予國會擴大叛國罪定義範圍的權力：“背叛”只指依附“國家和州的”敵人，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或與“合眾國或州”作戰。而“敵人”僅指合眾國向其宣戰的敵對者。任何有利於敵人的活動都可看做是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削弱美國軍隊士氣的無線電廣播宣傳也被認為是向敵人提供“協助和方便”。美國聯邦和州的憲法要求政府證明被告為實現其叛國意圖已採取明顯的行動，並需有兩個證人證明其公然的叛國行為，或本人公開向法庭自首，才能定性為叛國。在1795年至1960年期間，對犯有背叛合眾國罪行的人進行公開起訴的案件大約50起，對叛州行為進行審判的案件僅2起。對獨立革命中的英王同情者和南北戰爭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幾乎都未進行叛國審判。
但斯諾登到底是叛國者，或告密者，還是孤膽英雄？美國人很困惑。《華盛頓月刊》編輯丹尼爾·盧澤17日在《赫芬頓郵報》撰文稱，斯諾登或許既是叛國者又是告密者。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團進行的調查發現，23%的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叛國者，但31%的受訪者相信他是一位愛國者。盧澤説，不管斯諾登所做的是愛國主義的英雄行為，還是嚴重背叛國家利益的行徑，我們都絕不能任由一個低級別的“安全合同工”做出這樣的“道德決斷”。
2012年底，當伊拉克戰爭一觸即發時，71歲的丹尼爾·艾斯伯格出版新書《秘密》，披露他當年作為36名參與研究越戰報告的專家之一，為什麼反戰並將7000多頁“越戰最高機密文件”曝光的內幕故事。他在接受英國《衞報》採訪時説，希望有人能做他當年所做的事情，帶着機密文件去找國會和新聞媒體，告訴美國人布什總統想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真相，“我知道這得冒相當大的風險，但只要能因此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冒險是值得的”。
約翰·克里、丹尼爾·艾斯伯格這樣的“危險人物”和“反戰分子”，在美國發動戰爭時還會公開地站出來，而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臃腫情報機構的美國，又會潛藏着多少個斯諾登？盧澤説，二戰尤其是“9·11”恐怖襲擊以來，美國約有85.4萬情報人員接受最高級別的忠誠度調查，“我們至少支付750億美元，為監視反恐、國土安全和情報的1200個政府組織和1900傢俬人企業提供資金”。據瞭解，美國每年約有70%的情報收集預算資金被用於支付並不為聯邦政府工作的私人合同工的報酬，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斯諾登的出現並不特別出乎預料”。
關於叛國還是英雄的爭論，也體現出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面臨的窘境。美國人在問，到底還有多少個決定“顛覆自己不喜歡項目”的斯諾登？美國政府還在秘密運行多少具有侵擾性的安全項目？美國人其實看得很清楚，正如盧澤所説：“如果不改變我們國家收集情報的方式，我們將很容易看到更多與斯諾登類似的爭論。”
咒罵和支持斯諾登的人其實都有各自的考量，這是美國人的自由。談到“美國人的自由”，史澤華認為，對自由的適度限制是美國的制度之本。他解釋説，公共權力機構佔據着道德制高點和主動權，在美國，個人的自由權利實際上更多來自於國家的讓與，而非像自由主義本質所要求的那樣，權利與生俱來。
美國的優越感和價值觀也在這場爭論中被人談及。美國智庫歐亞集團負責人布雷默近日撰文説，美國應通過錯誤的“稜鏡”改變過去的“美國例外論”。他認為，美國做出違法之舉時必須更加坦誠，要放棄美國價值觀是“世界唯一價值觀”的假定，因為“見多識廣的美國公民將對美國的實力和弱點做出更細緻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