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哈尼的勝出和土耳其的騷亂-魏峯

伊朗總統選舉既出人意料又合乎規律

本月15日，最新一屆伊朗總統爆出冷門，唯一的温和派候選人魯哈尼在首輪選舉中，就以過半優勢直接當選。而選前絕大多數外部的預測都聲稱，由於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強勢，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了主要改革派人士的參選資格，這次選舉幾乎成了強硬保守派的內戰，温和派已經被邊緣化，不過是“陪太子讀書”的裝飾。這種預測與現實的結果相對照，再次反映出了外界對於伊朗的認識，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被西方媒體塑造的“專制伊朗”形象所操控。

其實，雖然伊朗是世界上極少數政教合一的國家之一，但與沙特等君主國家完全不同，它的基本制度具有很強的民主性，而且在實際運作中也得到了相當規範的遵守。自1997年以來的五次總統選舉，伊朗選出的三位總統哈塔米、內賈德和魯哈尼在首次當選時，都是原本不被看好的候選人，然而卻又都以壓倒性的優勢脱穎而出。尤其是這次，魯哈尼的過半優勢相當微弱，而其他候選人政見相近，互相分散了選票，如果進入第二輪，鹿死誰手仍難預料。在這種情況下，與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首的主流保守派政見不同的他，第一時間就被毫不拖泥帶水的宣佈獲勝，有力的打碎了西方傳媒一貫斷言的伊朗官方製造舞弊、操縱選舉論。

高達72%的投票率和平靜的過程表明，魯哈尼之所以大勝，與其説受中東“阿拉伯之春”的影響，是伊朗民眾對於體制根本性反對的表現，不如説是因為近年來伊朗的經濟困難，導致選民向現執政的強硬保守派發泄不滿。事實上，近十多年來，代表改革派的哈塔米、代表強硬派的內賈德和被認為代表温和派的魯哈尼輪流上台，都是主要依靠着批判原執政派施政無能，承諾改革而贏得了廣泛支持，前二者在任期完成時，又都因為無法兑現承諾而威望不再。這與西方的政治週期規律幾乎如出一轍，與小布什和奧巴馬，布萊爾、布朗和卡梅侖的輪替並無二致。

劃分伊朗內部派別尤需謹慎

實際上，外界對於伊朗內部總是以所謂“改革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強硬派”的標籤，進行簡單歸類，本身就是極其武斷和粗糙的，伊朗各種組合的複雜程度，遠遠不是這種非黑即白的描繪手法所能容納的。

舉例來説，被打上極端強硬保守派烙印的伊朗現總統內賈德，在任內卻大力推行了多項改革，打擊腐敗、減少管制，尤其是大膽廢除了國內油氣價格的長期凍結，終止了伊朗財政上最大的黑洞，為此甚至不惜付出了嚴重傷害自己支持基礎的代價。而他的前任，被譽為改革派領袖的哈塔米，執政期間對這些眾所周知的經濟難題一直是避而不談的。另一位改革派和温和派最主要的支持者拉夫桑賈尼，則被大多數伊朗人認為，其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又例如，伊朗温和派的重要領袖，2009年主要的“反對派總統候選人”，曾被西方寄以厚望的“綠色革命領袖手”穆薩維，不僅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資歷極深的元老，而且在外界最關心的伊朗核問題上的立場，其實比內賈德等人還要強硬，在競選中他甚至批評時任的伊核問題談判代表，向外國做出任何妥協退讓都是“賣國行徑”。而內賈德最重要的助手和力推的接班人馬沙埃（這次被伊憲監會取消了競選資格）卻曾經冒伊朗政治之大不諱，公然表示“以色列人也是伊朗的朋友”，令伊斯蘭保守派幾乎抓狂。

伊朗面臨的主要挑戰將轉向經濟

魯哈尼獲勝後，外界普遍認為伊朗的主要政策，包括外界最關心的，在核問題上的立場，都不會有太大變化，原因是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還在，而他才有最後決定權。

這種伊朗不會突然有劇烈變化的估計沒錯，但是理由卻偏頗了。在內政上，伊朗的經濟社會政策重心，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有一次方向性的調整，在世界上也算是變化相當頻繁的了，本來就稱不上僵化。而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伊朗絕大多數人都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爭取區域大國地位的濃厚意識，在標誌性的核問題上，伊朗堅持絕不放棄核開發權利的立場，根本不是哈梅內伊，或以其為首的強硬派單獨的看法，而是伊朗全國上下幾乎完全一致的決心，有分歧的只是對於談判的態度和方式。這才是伊朗政策不會突兀轉變的基礎所在。

由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失敗，美國在中東暫時處於收縮狀態，加上伊拉克日趨為什葉派所主導，伊朗的安全環境其實大有改善。雖然敍利亞的盟友受到了歐美和遜尼派國家的猛烈攻擊，但即使巴沙爾政權崩潰，伊朗也主要是在地區影響力上會嚴重受創，本身受到大規模入侵的危險仍然極低。但是，自去年歐美髮動全面經濟制裁以來，伊朗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也導致了民眾的不滿情緒迅速上升。**現在就可以看出，這種經濟戰爭對於動搖伊朗體制的基礎，威脅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以色列多次恐嚇的空中打擊。如何應對這種西方最擅長的手段，避免最終被“波斯之春”的命運，將是伊朗未來一段時間裏最大的挑戰。**是“土耳其之春”還是又一場“顏色革命”？

 

非常巧合，幾乎與伊朗平靜的完成了又一次權力過渡同時，近年一直被樹為伊斯蘭國家民主標杆的土耳其，卻由一件原來並不起眼的公園拆遷事件，引爆針對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和總理埃爾多安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又迅速演變成了全國性的騷亂。幾天內，原來亮麗無限的“土耳其模式”就在國際媒體上完全風光掃地，彷彿“中東之春”的風終於在幾年後吹進了土耳其。

眾所周知，土耳其的這次抗議與騷亂，公園拆遷與否本其實無關緊要，而是土世俗派對於被認為有宗教傾向的正發黨和埃爾多安，執政以來的諸多政策憤恨至極，但又對其無可奈何，只好轉而訴求於街頭政治，企圖用這種“盤外招”逼迫正發黨政府垮台，重建世俗派政權。由此其實也就能理解，埃爾多安為何幾乎寸步不讓，除非一讓到底，鞠躬下台，否則再多的讓步也不可能讓反對派滿意，只會給他們增添勝利在望的信心。

與埃及等國情況不同的是，土耳其世俗派也不得不承認，正發黨政府是在公正的選舉中贏得了多數選民的授權，而且這屆任期還尚未過半，合法性無從質疑。埃爾多安強硬應對抗議者的底氣正是來自於此，但正是這點遭到了極為強烈的批評，無論是土國內的親世俗派，還是國際上多數主流媒體，紛紛批評他拒絕聽從抗議者的要求，是“假借民主面具的獨裁”，呼籲他“響應民意”辭職下野的聲音此起彼伏。

從企圖強迫合法政府提前下台，並在不正常的氛圍中迅速舉行新選舉，這條反對派顯而易見的路線圖來看，土耳其這次事件的性質，與埃及等國推翻原專制政權的中東之春並不相同，反而更接近於顏色革命，尤其是反對派的主要支持者羣體，高度集中在少數中心城市，並與西方媒體配合彰宜的特徵，更是尤其相符。

在土耳其的特例中，世俗派代表進步嗎？

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看，對正發黨和埃爾多安的多數批評，實在是有些慾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政府拒絕聽從抗議者的要求，就是在道義上破產，應該辭職下台，那“佔領華爾街”運動橫掃歐美時，為什麼沒人為此負責呢？還是另一些人説出了真相：要求埃爾多安下台的真正理由，並不是因為有很多人反對他，而是因為他和正發黨被認為有強烈的伊斯蘭主義傾向，正企圖把土耳其帶離國父凱末爾設定的世俗主義路線。

坦率的説，伊斯蘭主義者在伊斯蘭社會之外的名聲不怎麼讓人羨慕，教條刻板、歧視婦女、抗拒現代化，在經濟社會等方面治國無能，卻熱衷於分裂族羣、迫害“異端”，就是外界大多數人對其的主要印象。在多數情況上，這種負面印象並非沒有理由，但在土耳其，對此卻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或者，需要問一個在其它地區幾乎無需質疑的問題，土耳其世俗派是不是真如所自矜的那樣，代表了一個更進步、更繁榮、更寬容的土耳其？

而會讓很多人訝異的是，以歷史經驗總結的話，土耳其世俗派在以上任何一項中的表現，都很難説是及格的。

自凱末爾去世後，世俗派在軍隊的支持下幾乎不間斷的執政至正發黨上台，但其間土耳其的經濟不但一直表現平平，而且“極有規律”的定期崩潰，在1982年軍隊最後一次還權於文官政府後，土耳其的經濟特徵就是高通脹高失業低增長，到90年代後期更實際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危機中，最小的硬幣面值也飈升到25000里拉！各屆世俗派政府中腐敗橫行，而且幾乎無一例外被買辦型的利益集團所操控，不僅極少支持本國工商業，反而橫加干涉，大拖後腿。正是世俗派徹底的治國失敗，才給正發黨及其前身製造了雄厚的羣眾基礎。與一般媒體塑造的印象不同，正發黨的基礎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工商業階層和中產階級，這與基本依靠走下層路線的穆兄會等伊斯蘭組織有很大不同。

而在寬容和民主上，世俗派現在的叫屈，對於瞭解土耳其歷史的人來説，就更顯得只准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了。正發黨上台以來，通過多次修憲和修法，確實大幅放寬了例如允許婦女在公眾場合戴頭巾之類，對於個人宗教信仰的表達。但以世俗派自己主張的價值觀來説，強制民眾不得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而自己卻可以隨心所欲、言行不忌，本身就可以説是極其虛偽的。畢竟，埃爾多安並沒有企圖強迫世俗派戴上頭巾，而是世俗派企圖強迫別人必須接受他們的愛好。而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少數民族和工人等弱勢羣體的權益保護上，世俗派在執政期間的立場，更只能用極端強硬來形容。有報道稱土耳其現在是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但在世俗派當政期間，“刺頭”們如果能進監獄，很多時候都應該感到慶幸了。

激起世俗派最大憤怒的，是2010年土耳其修改憲法，削弱了軍隊和司法系統的獨立性，將它們更多的置於民選機構的控制之下，這也是西方媒體抨擊埃爾多安走向獨裁化的主要證據。但他們卻避而不談土耳其軍隊和司法系統在歷史上，不斷共同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累累前科；也不談原由軍方政變後製訂的憲法，將軍隊和司法系統完全變成了自成一體的獨立王國，而人民竟然對他們毫無監督和制衡的辦法。這種“獨立性”的實質，就是一小撮軍官和法官隨時可以不顧大多數民眾明確的反對，將自己指定為勝利者，那才是真正的“獨裁式民主”。

其實，即使在修改憲法之後，土耳其行政和立法機構對於軍隊、司法系統的制約能力，按西方一般標準仍然是相當低的，只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二者突然發動“合法”政變。而人所共知，僅在正發黨執政以來的這十年間，土耳其至少就有過2003年、2007、2010年三次軍事政變陰謀傳聞（前者已經被揭發證實），和2008年險險對正發黨的強制取締。取消世俗派這種隨時可以掀桌子的特權，顯然還稱不上是走向專制。

治國成績而非意識形態才應是評判的標準

土耳其、伊朗、以及中東其它伊斯蘭國家，現在都面臨着怎麼將傳統宗教思想、文化與現代的主權在民觀念，以及經濟、科技進步相協調的挑戰。從這方面看，土耳其和伊朗雖然選擇的道路不同，但卻都比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領先了一步。在政治上，兩國不僅基本擺脱了中東地區由王室專制或強人獨裁的傳統模式，而且也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和理性的和平競爭機制，與周邊在阿拉伯之春後的混亂無序，極端勢力坐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兩國也各有特色和希望。土耳其近十年來，幾乎是共和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從“西亞病夫”一躍而為東南歐和中東地區最出色的經濟明星，在所有G20成員中，同期的發展速度更是僅次於中國。至於伊朗，雖然受到了西方竭力的排斥和封鎖，但它的工業化水準和完整程度，在中東仍然首屈一指，甚至強於多數中等發展國家。近期，在本身受到強大的制裁壓力之下，它仍然能夠源源不斷的向敍利亞和黎巴嫩的盟友提供各種裝備與物資，就確鑿無疑的證明了，伊朗工業的自我循環和生產能力相當之強。

當然，土伊兩國的道路絕不是已經註定了成功，實際上，不僅是被制裁的伊朗，就是土耳其去年以來，也面臨着經濟增長急劇失速，赤字和通脹壓力捲土重來的巨大壓力。能不能安然闖過各自眼下的這關，都很難説。但至少，它們不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奮力追趕世界現代化的列車，而且從目前看還頗有成績，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國家中更是有出類拔萃之感。如果在這些國家中，未來能找到獨特的，能成功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發展模式，土耳其和伊朗必然是最有力的競爭者。從某種角度和意義上可以説，燦爛的波斯文明積累的底藴，奧斯曼帝國輝煌歷史帶來的鼓舞，雖然似乎虛無縹緲，但又確實是不容忽視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