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護海外華人？-宋魯鄭

伴隨中國崛起、驗證中國崛起的一個都無法忽視的現象就是中國人在全球的湧現：遊客、留學生、商人、官員。根據世界旅遊組織公佈的數據，2012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旅遊國，人數超過八千萬。2000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僅為1000萬。相應的，中國留學生人數佔全球的14%，也是世界第一。自費生為主（佔90%）、大眾化、低齡化是主要特點。

如此之多的中國人在如此短的時間段如井噴般地出現，遠遠超出這個世界的想像甚至理解能力和適應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彼此的摩擦、矛盾和衝突不可避免。這其中，尤以中國人也包括海外華人華僑的安全最為引人著目。

不知從何時起，法國變成一個不再安全的地方。既有針對法國主流社會的騷亂，也有針對少數族羣的侵害。根據2013年6月1日最新數據，法國在監獄關押的人數超過歷史最高紀錄，達到68000人。而上一個高峯期是二戰結束後對與納粹合作者進行審判的時期。

犯罪率的迅速攀升，自然也直接波及在法國生活的中國人。其程度之嚴重，甚至令一向以忍耐而著稱的華人羣體不得不極其罕見的一而再走上街頭抗議。中國外交機構也不斷的發佈針對法國的安全預警。由於針對中國人的治安事件如此之多，媒體和社會似乎也已經麻木。然而，6月14日發生在波爾多襲擊六名中國留學生的事件卻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震動效應。

法國媒體此次少有的大幅報道、強烈譴責，認為此事件極大地抹黑了法國形象。案件更迫使內政部長瓦爾斯迅速而直接地站到第一線，而且非常高調的將其定性為“排外”——襲擊者在施暴時曾用“種族主義言論”辱罵受害者，而不是一般意義治安事件。波爾多所在的吉倫特省省長也親自致電中國駐法國使館通報情況。一向不做為，懶得出手的法國警察也行動少有的極為迅速，將三名兇手緝拿歸案。對於為中國辯護一向是政治不正確的政治人物來講，也打破禁忌。法國前總理、曾任波爾多市長的朱佩在接受鳳凰衞視採訪時不僅強烈譴責此類暴行，還表示“希望能夠有合理的結果來説服中國民眾，我們一直歡迎中國遊客來波爾多。”

中國留學生遇襲事件，再次令世人思考兩個話題：中國人為什麼遇襲？誰能保護海外華人？

 一般公認的事實上，中國的快速崛起是中國人在海外襲擊的最深層原因。中國留學生在波爾多遇襲後，波爾多學生協會主席瑪麗•蒂博表示，法國學生經常發表種族主義言論。“他們告訴我遭到了中國人的‘侵略’。”蒂博認為，中國已成為新興經濟強國，這或許是排外行為激增的主要原因。

一般中國人在法國的經歷，也同樣找到類似的答案。以本人為例，2002年，中國的崛起還處在爭議中時，自己曾在輕軌遇到一位老太太。她主動和我們攀談起來並發表如下觀點：中國的增長不會長久，沒什麼了不起，過去日本不也是增長很快嗎？現在不是終結了嗎？還有一次，在高鐵上，一位法國乘客突然主動坐到我的對面，説一定要問我一個問題；“你們中國人能不能少工作點？”。這就如同一個學習不好的學生對一名成績優秀的學生提出“你能不能少學一點？”的感覺一樣。還有一次，一位鄰居到我家裏坐客，閒談中居然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多少石油中國才夠啊？”我則半認真、半開玩笑的回答：“等到你們法國不用的時候，中國就夠用了”。他無非是説中國人用的石油太多，給他們造成了壓力。

如果説這個世界有普世的東西的話，大概就是人性中的“羨慕、嫉妒、恨”。中國作為西方一向瞧不起的窮小子，突然瞬間就烏鴉變鳳凰，自然僅他們難以心理平衡。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期間，中國風采依舊，逆勢崛起相對更快。而他們則大有變為窮小子之感。剛剛過去的冬天，法國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由於困難而不使用暖氣或者減少使用。到今天，一個主張增加福利的社會黨都不得不減少家庭福利了。

而這個“恨”更好理解。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方擁有對發展中國的三個特權：原材料的定價權、工業產品輸出的壟斷權、資金借貸的霸權(捆綁政治條件)。這三個權利實際上也是西方主導世界的基礎。但現在，發展中國家可以把原材料出售給中國，可以從中國購買廉價的工業品、可以無條件的從中國貸款。 中國等於是對西方釜底抽薪。所以，中國究竟是威脅還是機遇，完全取決於你的立場。發展中國家自然視為千載難逢的機遇，西方則絕絕然認為是挑戰。這種判斷和事實無關，只是立場。

當然發生在葡萄酒著名產地波爾多襲擊留學生的案件，則有一個特殊性。由於近幾年中國大舉收購波爾多的酒莊——自2011年以來已經收購四十餘個，現如今更是以每月一個的速度遞增，觸動了法蘭西民族內心中最深處的敏感地帶。葡萄酒作為法國的驕傲和民族遺產，其被收購和一家普通企業被收購帶來的感覺完全不同。這就如同茅台酒廠被外國收購帶給中國的心理衝擊。可以想見，當中國人開始對法國的“心肝”動手的時候，出現排外之舉並不稀奇。

所以正是在這種“羨慕、嫉妒、恨”心理的背景下，這次中國留學生遇襲還是表現出了某些法國媒體抹黑中國的慣性：把報道重點放到一位受害女生的家庭背景之上。進而引申到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問題上，從而把一個法國的恥辱引導為對中國的批判（這和斯諾登事件一樣，這本是美國的恥辱，有些媒體卻向是中國的間諜方向引導），偏離了新聞的客觀報道原則。

從事件發生時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種族語言”不難看出，這是針對中國人的襲擊，而不是針對中國富二代、官二代的襲擊。法國媒體側重官二代的報道，除了轉移視線，自然也有分化中國之意。既然在海外，每一箇中國人都是中國人，種族主義者不會因為你是平民或者官二代而有所區別。對內，我們可以反思官二代是否合理，是否是世界普遍現象，應該採取什麼措施改變，但對外，只要是中國人都應該團結一致。

這裏多説一句，國內對官、富二代出國留學非常不滿。這自然是對其財富來源是否公正有關。但對財富來源的質疑是否就可以否定他們留學的權利？尤其對於一個特別重視教育的國家？至於法國，由於留學成本低（每年十萬人民幣），早已是工薪階層的首選。從整體上來講，今天留學生早已跨過初期的精英化階段而進入大眾化階段。這就如同，出國旅遊已經大眾化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否定官二代、富二代出國旅遊的權利呢？

從更深遠一層講，在留學都是大眾化的時代，一個社會的精英如果背離這個時代，對國家的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大家可能還記得，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掀起出國留學熱潮，特別是科舉制取消之後，出國留學更成為平民子弟的選擇。但令人驚奇的是，治理中國的滿族精英，卻鮮有其身影！百姓已經張眼看世界，精英還在愚昧中。這恐怕就是當初清末革命超過改良的原因。

以我個人來看，質疑財富來源與海外留學是應該是兩分。

中國人海外頻頻被襲，還和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有關。由於文化和發展階段的原因，中國人習慣於攜帶大量現金。這便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機。當然這並不是中國人就應該被襲擊的“原罪”，要譴責的仍然是犯罪分子和無法有效遏制犯罪的法國社會。

在這裏需要解釋的是，何以法國有如此高的犯罪率。除了經濟危機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恐怕是人權。

法國二戰後為了保護未成年人，制訂了專門的法律。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不會追究。但隨着外來移民的湧入，這個本來是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卻成了未成年人的戕害者。許多生活困難的移民家庭慫恿甚至強迫自己的孩子進行偷盜、搶劫。在巴黎地鐵高峯時段，一羣羣少男少女在地鐵上擠進擠出，尋機作案，便成了花都的惡之花景象。

經濟危機爆發後，法國政府為了減少外來移民，整治治安，減輕國家負擔，便決定有償遣送。除負擔機票外，成年人每人補助三百歐元，未成年人補償五百歐元。這些移民自然不會拒絕。只是等到錢花光之後，便又重返法國。就是這樣，法國還被歐盟人權委員會指責侵害人權！維護人權都到了這個程度，還怎麼保障其他公民的安全？看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的平衡點法國並沒有找到。

國人或許難以理解，何以一個號稱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卻無法保障海外中國人的安全。然而從我本人的觀察來看，其根源恰恰是它的民主本身。

西方的領導人一向自詡自己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實際上，一個政黨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贏得所有的選票，要麼相對多數（如台灣，陳水扁第一次當選就僅獲得三成多一點的選票），要麼絕對多數（必須過半）。但不管哪一種情況，只要抓住特定羣體的票倉，就可以贏者通吃。因此，沒有選票或者選票數量太少的羣體就會被政黨視而不見，這個羣體的利益就往往無法在國家政策上得到反映，更遑論得到重點保護。所以在法國哪怕醫療費漲一歐元，也會在媒體、國會吵個翻天地覆。但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在法國辦理居留證，過去免費現在每人最多要交納150歐元，卻連任何爭論的聲音都沒有。

很不幸，華人這個羣體在法國就是如此。全法國雖然號稱五十萬華人，但相當數量的人沒有投票權，就是有，也由於華人不介入政治的傳統，往往不去投票。實際上就算這五十萬人都有選票而且也都選擇去投票，這在全法四千多萬張選票中又算得了什麼？從而完全失去了對法國政治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指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護，豈不是奢望？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可以一百年用“自由、平等、人權”的憲法實行黑奴制，又一百年以法律的形式實行種族隔離，原因就在這裏。

關於選舉民主，還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這種民主也給各種惡勢力（包括黑社會）可乘之機。他們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非法資金，或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下層民眾（這在印度貧民窟中極為突出），支持或者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弱勢羣體更是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

縱觀西方，民主政治還有一個特點，是多數人的暴政。這在法國也十分突出。這可能和法國深受盧梭影響有關。盧梭就認為：公意是必須人人遵從的，誰如果不遵從，就是人民公敵，就強迫他服從。法國大革命期間，深受盧梭影響的雅各賓派著名的口號就是：如果人民不自由，就強迫他自由。所以，在法國，由於70%的民意支持禁止穆斯林罩袍，儘管穆斯林社會反對，仍然不得不接受這種不公正的現實。

如果一個弱勢羣體僅僅是被忽視，這在民主社會中還不算最為悲慘的。更有許多弱勢族羣由於政黨或政治原因受到迫害。以台灣的大陸新娘為例。由於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極端仇視大陸，而且深知來自大陸的羣體是認同“一箇中國”的國民黨的天然支持者，因此，對大陸新娘制定特殊的限制性措施。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措施不是針對外籍新娘，而是歧視性的僅僅針對大陸新娘，比如禁止工作、遺產繼承兩百萬的上限（即沒有完整的繼承權）、每半年就要離開台灣一次（哪怕有孩子）、三個月就要到警察局報備、八年後才可獲得身份證（印尼和越南新娘三年就可拿到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則無法外出旅遊、住宿，更不用説工作）等，甚至抽查兩次不在家就要被遣返。而恰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是人權口號被喊的最響的時候。

既然民主制度無法保護少數族羣，弱勢羣體如何保護自己？不同的種族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黑人和阿拉伯族羣往往團結起來，以極端的暴力來代替不起作用的選票。而且從實踐看，確實也有一定的效果，有時甚至可以改變司法。在法國，媒體輕易不敢觸怒這兩個羣體，警察對之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005年曾有警察較真試圖執法，結果導致兩名少年觸電身亡，引發長達一個月的、蔓延全國甚至歐洲的暴力騷亂。令整個法國心有餘悸。美國曾發生四名白人警察毆打一名違規黑人。結果四名警察被判無罪。立即引發全美黑人暴動，最後重審時，就有兩名白人警察獲刑。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也就僅此而已，並不能從整體上、從根本上改變自己貧困的社會地位，自然也談不上分享更多的社會財富。

猶太人則憑藉自己的歷史悲情、遺傳的經商天賦，成功的實現了政經一體。在美國，雖然從來沒有一名猶太人總統，但猶太人卻牢牢的控制着財富，形成強大的遊説集團，並以此為武器，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只有華人羣體，既不團結，也無意於政治，更有先天的本分和忍耐。從而成為民主社會中最大的受害者、被邊緣化者。但今天的中國人比其他族羣幸運的是，我們有一個強大的祖國。這一次中國留學生遇襲，之所以引發波爾多當局和法國當局的高度重視，就直接和中國的日益強大有關。許多譴責襲擊事件的人士理由是：中國是全球第五大、法國第二大葡萄酒消費國，而且是增長最快的國家。這將會嚴重影響中國人對法國的形象和好感，進而影響法國市場。最近發生的中國遊客被襲擊案，也同樣獲得法國媒體的高度關注，法國幾十個奢侈品公司還聯名上書法國政府，要求保護中國遊客的安全。這都和中國的實力有關。

也許，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羣體來講，自己的民族性弱點難以克服，西方的民主制度難以改變，唯一可依靠的只能是祖國的強大和支援。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越出國，越瞭解民主制度，越否定民主制度、越愛國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