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夢碎點燃巴西騷亂-岑少宇

聯合會杯東道主巴西隊順利進入半決賽，而2014年巴西世界盃即將開始一年倒計時，在這個巴西本應榮耀的日子裏，更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卻是巴西數週的街頭抗議風潮。上百萬人走上街頭，他們大多是年輕人，經社交網絡聚集在一起。他們都做着中產的夢，很多媒體和學者將他們的抗議稱為“中產階級”的覺醒、甚至“起義”。但一片混亂、主題紛雜的巴西騷亂真是“中產階級”的訴求嗎？

自2011年以來，巴西經濟已困頓多時，物價節節攀升，建設則依舊落後。例如，里約熱內盧的三星級酒店要200多美元，設施陳舊、落後；商店裏的一包方便麪也要接近4美元；大規模的堵車司空見慣；人工費用過高，買一台空調2000雷亞爾，安裝要再收1000……這些都讓“中產夢”迅速暗淡下去，直到示威爆發，很多人才發現巴西沒有多少“中產”，只有一地“中產夢”的碎片。

“中產階級”示威從頭亂到底

巴西抗議活動已經造成多人傷亡，很多城市裏都能見到點燃輪胎的火光。但示威爆發的最初原因平淡無奇——公交票價漲價0.2雷亞爾（約合0.56元人民幣）。唯一的“亮點”在於最早抗議的“免票運動”（Fare Free Movement）組織的目標：爭取所有公共交通免費！

“免費”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詞彙，可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公共服務的成本最終仍將分攤在每個人頭上。即使要鼓勵使用公交，或對漲價不滿，也不意味着要“免費”，但那些年輕人就是這樣主張的。

這個組織會提出動聽的“免費”口號，也能跟上社交媒體的浪潮，不過依然默默無聞地活動了8年。他們這次“攤上大事”後，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29歲的Douglas Belome是該組織的成員之一。他説：“這令人吃驚。今年我們希望動員更多的人支持我們，但沒有想過讓10萬人上街。”

年輕的Belome在銀行工作，又樂於介入公車票價問題這樣的公共事務，看似新生“中產階級”的典範，但卻“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對於這樣的“免費主義”者，我想不出更貼切的形容了。

在社交媒體的幫助下，更多的人加入進來。有的不要世界盃要更好的教育，有的則要拿世界盃“換”醫療；有的要向腐敗宣戰，有的要進行政治改革；有的要控制物價，有的則要減税；有的要不堵車，有的要改變“向非洲看齊的公共服務”……

沒有什麼核心，沒有統一的主旨，和平示威、桑巴舞狂歡、打砸搶燒同時在各地出現。諷刺的是，巴西政府也對這次全國抗議一頭霧水。

在一週多後，有些人似乎恢復了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理應具備的思維水平，開始思考抗議活動該怎麼繼續下去。週二，一些抗議者來到里約熱內盧的低收入社區。帶頭的Guilherme Boulos説：“我們覺得，那些對前幾天抗議的內容最感興趣的人，就住在這些社區裏。”

這就是巴西的“中產階級”

全世界的政治學家都在看着巴西這個“試驗場”，檢驗社會運動、騷亂、乃至革命的理論。除了社交媒體，媒體和學者説的最多的就是“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大西洋月刊》還將巴西、土耳其、伊朗並舉，稱“全球中產階級在政治上覺醒”。

誠然，巴西的抗議者與貧民窟中的同胞截然不同，與阿拉伯之春中頗受宗教訴求影響的部分民眾更是天壤之別。但這遠不能證明他們就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和“免費”一樣具有魔力。巴西政府在好日子裏，也緊盯着中產階級的擴大。巴西政府通過補貼和鼓勵消費，使很多人覺得實現了“中產夢”。

2011年，就在阿拉伯之春風起雲湧之際，巴西政府公佈數據説，1999年至2009年，巴西的“中產階級”增加了3100萬，總數達到9500萬，為總人口的52%。這在經濟危機中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看，我是中產階級呢！”

然而，根據政府當時的標準，家庭月收入達到1000至4000雷亞爾（2011年，雷亞爾對美元年平均匯率為1.6742：1）的就是“中產階級”。這怎麼看都是“中等收入者”（middle/median incomer）的標準，但“中產階級”無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

“中產階級”的羣體內部差異極大，這或許是抗議活動混亂的源頭。

在這9500萬“中產階級”中，年輕人的比例較其他階級中要高，達到9.3%，而在上層和下層羣體中，年輕人都不到8%。黑人則從1999年的36%上升到48%。雖然90%的“中產階級”是城市居民，但45%是在小城市裏，48%集中在東南地區。真正令人吃驚的是，只有40%的“中產階級”接受了8至11年的學校教育！

更大的差異在於“老中產”與催生出來的“新中產”。他們在很多問題上分歧嚴重。新中產在新政中得到補貼與就業而受益，但老中產認為税收過高。

老中產沒錢享受私人醫療服務，但也不願同“新中產”一樣去醫院排隊。同時，老中產更為關心教育。在經合組織的國際測試（OECD’s PISA）中，巴西15歲學生的成績是倒數的。而“新中產”則往往質問政府，投入到扶貧中的資金還沒有舉辦世界盃的多。

難以統計在巴西的抗議者中，有多少是老中產，多少是“新中產”；在學生中，多少有望成為老中產，多少隻能通過補貼被政府塑造為“新中產”。但他們觀念上的種種分歧無疑加劇了抗議中的混亂。

由於被“中產”者過多，從總體上看，巴西“中產階級”的能力與實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政府鼓勵消費，使“被中產”者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

今年3月，萊昂德羅·瑪卡多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描繪了自己4年前的“中產夢想”：“開通有線電視；享受寬帶無與倫比的快樂（我當時是撥號上網）；在壁櫥裏置備3雙以上運動鞋。如果情況允許的話，購買一輛擁有真皮座椅、中控鎖和電動車窗的汽車。”

至於其近況，他寫道：“我最近剛剛獲得了中產階級地位（即脱離貧困，曾享受政府助學金在私立大學學習），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區用自己的錢輕易買到所有這些東西。”

“我剛分期付款購買了一輛掀背車，零首付，還減税，這是政府出台的激勵舉措，鼓勵我和其他中產階級不斷消費，支撐全國經濟。這種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一個‘魔法棒’實現的：信用卡。”

汽車似乎是“中產階級”的標誌之一，但這樣透支、補貼得來的“中產”地位，顯然毫無成色。

他還説：“此外，沒有人費力想過這一問題：我和本地區其他26.8萬居民現在都有了汽車，但大家用的還是同一條支路，結果就是40分鐘的堵車。”

3個月後，事實證明，不只他一個人在想那些五花八門的、阻礙其“中產階級”享受的社會問題……

中產夢碎點燃巴西騷亂

 

   

巴西的消費驅動和去工業化走向窮途

巴西政府扶助弱勢羣體無可厚非，但為“鼓勵消費”漸漸偏離正常的軌道。不久前，羅塞夫推出“我更好的家”計劃，準備發放187億雷亞爾的低息貸款，幫助中低收入家庭購置傢俱和電器。各種福利政策讓巴西政府的開支接近GDP的40%！

除了靠補貼催生“中產階級”，巴西還大肆提升服務業比重，讓大批貧困人口進入服務業，畢竟，搞搞服務業比發展工業容易得多。目前75%的巴西就業人口在從事服務業。

巴西在完成工業化前就過早增加服務業比重，影響了工業和製造業的發展。2011年，巴西製造業從1980年佔GDP的27%下降到現在的15%，彷彿進入了“去工業化”進程。

巴西政府雖然也希望發展工業，但不得其法。保護民族工業的措施反而使工業部門競爭弱化。例如，巴西電子通信產品更新換代慢，價格高昂。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率低等，都制約了工業的發展，但巴西政府對這些關鍵問題卻束手無策。

過度的貿易保護不僅損害了工業，也影響到服務業。巴西國內航線被兩家大型航空公司壟斷，每逢節日和大型活動，就將票價提高一倍多。今年2月的狂歡節，航空公司與酒店聯手推出三日遊，費用高達1萬美元。雖然獲利巨大，可實際上缺乏競爭力。

這種“繁榮”脆弱不堪。2011年以來，消費驅動導致國內投資動力不足，加之外部需求減弱，巴西經濟猛然下滑。2010年巴西經濟增長率高達7.25%，2011年竟驟降至2.7%，去年則僅為0.9%，按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看，可以説幾乎停滯。

巴西基於消費而不是投資的增長模式已經山窮水盡，過度發展服務業的迷途也難以折回。

現實喚醒巴西“中產”迷夢

雖説民主的巴西尚不是“良政”的典範，但還是取得了一些成績。

例如，儘管部分民眾抗議腐敗，但2012年巴西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排行榜中列第69位，在發展中國家裏並不算差。

在扶貧問題上，巴西勞工黨執政十年間，17%的人擺脱了貧困。至2011年，極度貧困的人從2001年的14%下降到4.2%。

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小學就學率上升，文盲率下降。

“被中產”的羣體對社會現實的認識還很粗糙，有各種過於急切的想法，但這些問題本就是痼疾，所帶來的不滿還不足以讓他們上街。

然而，經濟不景氣導致“中產夢”破滅，最終引發騷亂。

2012年，巴西經濟增幅僅0.9%，今年依舊低迷。5月底，巴西公佈一季度經濟數據，僅增長0.6%，工業甚至縮水0.3%！年化通貨膨脹率則為6.46%。

由於被殖民的歷史，巴西飲食頗有地中海風情，西紅柿是最重要的蔬菜之一。但通貨膨脹和天氣惡劣，導致今年西紅柿價格漲了兩倍。

當那些“被中產”羣體為了西紅柿而放棄汽車和iPad時，通貨膨脹與生活水平下降不再只是威脅，而是奪走美夢的現實，因而，公交漲價這樣的小事也能使所謂的“中產階級”歇斯底里起來。

財政和外部賬户惡化，以及全球經濟環境的困頓，都使現總統羅塞夫沒有迴旋的餘地。而在消費增長模式中催生的“中產夢”和“被中產”階級則在透支享受過後，毫無懸念地對政府反戈一擊。

如果巴西有更多“像樣”的“中產階級”，他們就會找到更合理的政治渠道推動改革，使巴西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跟上“中產階級”的步伐，而不是上街進行混亂的抗議。

反過來説，如果巴西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得不到改善，經濟增長將受到阻礙，也就不可能培育出真正成熟的“中產階級”。

經濟的發展、公共服務和建設的改善、“中產階級”的形成相輔相成。巴西雖然經歷了長足的發展，成為金磚國家之一，但遠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只有在消費增長模式中，做着“中產夢”的“中等收入者”。

不過，根據部分媒體和學者的用語慣例，“中產階級”是與“民主”相聯繫的，而更符合實際的“中等收入”只能與“陷阱”相聯繫。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巴西研究所（Brazil Institute）所長在《金融時報》撰文論述“巴西人為何走上街頭”。他在結尾中説：“在政治體制發生改變之前，傳統的調停方式不管用，直接民主成了唯一選擇。”

毫無疑問，“直接民主”是和“免費”“中產階級”一樣有魔力的詞彙。然而，這些訴求各異、做着“中產夢”，但缺乏基本政治素養，對社會問題本質缺乏瞭解的人，在街頭進行所謂“直接民主”，根本不可能達成一致。即使政府聽取他們的意見進行改革，在輕重緩急上也無所適從。

所以，請不要再説什麼巴西的“中產階級”起義了，不要再抹黑“中產階級”和“民主”了，也不要再鼓吹用消費來“倒逼”出“中產階級”了。